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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茂:永远难忘毛主席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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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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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星期日 十一月 11, 2007 10:37 pm    发表主题: 王恩茂:永远难忘毛主席的教导 引用并回复



作者: 东门之阪 发布日期: 2007-11-08 查看数: 2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党的文献 1994年1期 第56页



王恩茂


我很幸运能长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到了他许许多多的最难忘的、最深刻的、最宝贵的教导。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说不尽对他的怀念与崇敬。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39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电示359旅派一领导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汇报工作,王震同志和旅军政委员会决定派我去执行这一任务。3月26日,我从雁北抗日根据地灵邱县的河淅出发,经过1个月零1天行军,4月27日到达延安,汇报了359旅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和部队建设的情况。5月1日,我参加了在延安城南公共体育场召开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毛主席出席大会,并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并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这是我永远难忘的。5月5日下午,八路军留守兵团召开干部会议,请毛主席做报告,毛主席派人通知我他要在会前接见我。下午2时多,我到了留守兵团。3时左右毛主席来了,我向他敬礼,他伸出手来热情地同我握手,问我的名字,我说“我是王恩茂”,他点头,“噢!你是359旅的,从前方来的,好呀!”随即详细地询问359旅敌后抗战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听毛主席作《关于边区反磨擦斗争问题》的报告。当我要从延安返回前方时,5月27日毛主席又在杨家岭接见了我,对我们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积极发展和壮大部队,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让我带信给王震同志,并为359旅团以上干部每个人都题了字。毛主席还留我吃了晚饭并送给我他的一张照片作纪念。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

1941年3月,359旅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拿枪,守卫延安南大门;一手拿镐,投入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开荒生产。1942年1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高度赞扬了359旅。毛主席为王震同志领导和参加南泥湾生产运动取得出色成绩,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还对359旅的劳动英雄也题词表扬。1943年9月16日毛主席亲自视察南泥湾,王震、苏进、李信同志和我陪同,毛主席看到部队吃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菜,住自己打的窑洞,穿自己纺织厂生产的布制作的军衣,用自己制作的桌子、凳子、椅子和家具,高兴地说’你们这里是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当毛主席吃到我们生产的又白又香的大米饭时,饶有风趣地说:“南方人见到大米饭,就像猫见到鱼一样。”他高兴极了!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部队生产情况时,毛主席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甚至连许多国际友人支援我们的药品也都封锁起来,使我们在抗日战场上负伤的伤员没有药品治疗,想最后消灭我们。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他们越想困死、饿死你们,你们自己动手,生活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壮,看,部队有的人原来得的柳拐病都消灭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用的,穿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毛主席决定359旅到华南去创建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将侵华主力调至太平洋地区,大大减弱了它在华的力量。毛主席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359旅到华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王首道同志为书记,以359旅为主成立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同志任司令员,王首道同志任政治委员,我任副政委。毛主席指出,八路军南下支队的任务是到华南去,在湘中以衡山山脉为依托,建立湘粤赣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拯救华南广大地区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人民,北面与李先念、郑位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鄂豫抗日根据地相联系,南面与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纵队抗日根据地相联系,在这中间架起一座桥梁,使陕甘宁边区到晋绥、太行、太岳、晋察冀、冀鲁豫、豫西、苏北、苏南、鄂豫等抗日根据地,直到东江纵队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从北到南抗日钢铁长城,以利于取得战略反攻的胜利,反攻胜利后有利于打败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内战。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抗日的旗帜,抗日的口号,抗日的实际行动,解放敌占区人民,广泛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敌后抗战。我们的行动路线是,有根据地的地方走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的地方走敌战区,走敌战区比走国民党顽固区要顺利。在行军路上只对阻碍我们前进的日寇和国民党顽固军坚决予以打击,避免恋战,争取时间早日到达湘中地区。
为了顺利完成南下的任务,中央集中359旅营以上干部和中央派到新四军五师和东江纵队工作的干部办训练班。毛主席到训练班讲话,深刻阐述了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策略。他说:在中国,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没有希望,这就是国民党。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腐败,经济衰竭,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另一个大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中国要胜利,日本要赶走,中国人民要解放,只有靠我们。我们一天天壮大,不仅数量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全国人民都在望着我们。同志们要到敌后去开辟工作,和你们闹麻烦的很多: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国民党。对于国民党,你们不能气一上来就要打倒它,要照顾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大敌当前,日本人站在面前。毛主席强调: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从抗战以来就定下的方针。特别是最近这一个时期,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就需要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就分别派人出去,头一批叫湘、鄂、豫,就是粤汉、平汉这两条铁路。第二批是长江下游。第三批是山东。现在可以发展的根据地,还有很多地方。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胜利。他还说,同志们这次出去,要能够团结党外群众。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缺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的围绕在我们身边。毛主席反复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思想准备。毛主席最后说:“我讲的许多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整个党和军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为我们整个民族解放,我们应该这样做。”
1944年11月1日,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举行南下支队出征誓师阅兵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毛主席在检阅台上作讲话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就是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衷心地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10日,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到达鄂北的大悟山鄂豫抗日根据地,同李先念、郑位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师。此时,奉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八路军南下支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毛主席还亲自修改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发表的布告。
我们与新四军五师会师后,没有休息几天,在五师部队和鄂豫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进入鄂南抗日根据地,从鄂南进入湘北,随即解放了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有名的平江起义的发生地平江县城,毛主席发来电报并指示下一步行动。此后,我们向湘中挺进。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继续南下,同东江纵队会师。由于蒋介石兵力强大,同东江纵队会师实在太困难,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向北折返。于是北渡长江,第二次与李先念、郑位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师,同中原军区部队协同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毛主席指挥中原突围

我们与新四军五师第二次会师之后,恢复了359旅的番号。同中原军区兄弟部队一起,坚持中原军区斗争。
1946年6月底,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向中原军区进攻,发动全面内战。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在李先念同志的统一指挥下,中原军区部队组织三个纵队分路突围。其中右路纵队以359旅为主,由军区副司令员王震同志率领,经鸡公山、李家寨和柳林西进。6月27日我们右路纵队开始了中原突围行动。敌军在荆紫关地区重重包围我军,我与敌激战一整天,黄昏冲出重围。从7月17日在荆紫关冲出重围后到8月28日,41天中,我们每天都受敌人前堵后追。毛主席在这个期间每天夜里坐在总参三部电台面前,指示电台与359旅联系,了解359旅情况,供给359旅情报,指挥359旅行动,使我359旅一次又一次冲破敌人的包围,找到正确的行军路线,胜利返回延安。
1946年8月28日,359旅突破了强大敌人严密封锁的西兰公路,8月29日到达镇原屯子镇,与黄罗斌同志率领的警三旅会师,回到了陕甘宁边区。9月27日,359旅胜利回到延安。王震同志提前一天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说王震同志来了,立即走到窑洞门口迎接他,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对他说:“王震同志,你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9月29日上午,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盛大的欢迎359旅南征同志大会。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大会,毛主席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军队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个长征。将来,你们还要把359旅的旗帜插到北平的城头上!”下午,党中央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宴请359旅南征团以上干部。毛主席说:“359旅不能休息太久,要重整旗鼓。内战开始了,你们中原突围,就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蒋介石下山了,你们要加紧训练,准备打仗”。


毛主席确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毛主席认为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解放初期,毛主席派中央慰问团到新疆和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他在赠送新疆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锦旗上题写“中华各民族团结起来。”
毛主席很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12月,毛主席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新疆解放以来贯彻了毛主席这一指示,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25万。这是新疆之所以能够搞好民族区域自治,加强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基本的条件。
毛主席很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胜利后,喀什地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农民1952年3月写信给毛主席,报告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毛主席8月30日回信说:“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56年,毛主席看到喀什专区疏附县色满区农业合作化取得成绩的文章,写下批语说: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现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侗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都办了不少合作社,几个组联合,成绩很好,要克服不尊重少数民族,轻视少数民族的错误观点。
毛主席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1963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新疆问题,毛主席通知我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毛主席指示:“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苏联好。”并指示我们注意:“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
毛主席主张在新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后,执行生产队任务,参加新疆生产,解决当时财政经济困难,减轻各族人民的负担。1952年2月,毛主席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五军大部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经济建设任务。
1954年,毛主席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屯垦戍边的任务。还决定驻新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体转业,在新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有远见的正确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很重视发展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特别强调各民族要互相学习语言、文字。1952年7月,毛主席曾对我说:“在新疆工作,汉族干部要在两年内学会维文、维语,这在密切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做好新疆工作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为信这种教有自由,信那种教也有自由;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宗教人士要遵守宪法、法律,只能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宗教不能干涉政权,干涉教育,干涉婚姻等。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毛主席指示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提出汉族同志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同志要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根据具体情况,哪里有大汉族主义就反对大汉族主义,哪里有地方民族主义就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增强民族团结的教育。要建立和发展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毛主席坚决保卫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不允许外来侵略者侵犯少数民族地区一寸土地。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反华,1962年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搞颠覆破坏活动。毛主席非常重视加强新疆反颠覆破坏斗争,指出要准备随时打击和粉碎外来反华势力对新疆的进犯,保卫祖国边疆。
毛主席很重视新疆党的建设。1951年12月6日,王震同志在中共中央新疆各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新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毛主席保护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老干部,老干部苦不堪言。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接见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对我们说:“你们打不倒。让红卫兵造反派批你们,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你们承认是‘三反’分子就不好办了。”这使我们心里有了底,得到了极大欣慰。
1967年发生所谓“一月风暴”,各地“造反派”群起夺权。我们各大军区司令、政委都住到北京京西宾馆。毛主席1967年2月24日接见了我们。毛主席看到我就说:“王恩茂,你来了。”我说:“主席,我来了。”主席又说:“红卫兵造反派要打倒你?”我说:“是啊!”主席接着问:“会不会打倒?”我说:“有可能。”毛主席摆摆手说:“打不倒。”这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之后,毛主席对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说:你们对红卫兵造反派抓老干部游街很不满意、很反对,你们不要怪红卫兵造反派,要怪我。因为在我的选集里收进了大革命时期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讲到当时农民暴动起来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戴高帽子游街。红卫兵造反派学了我的这篇文章,效仿那时农民暴动的办法抓老干部戴高帽子游街,这不对头嘛。那时农民暴动起来是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戴高帽子游街,老干部不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怎么抓老干部戴高帽子游街哩!你们不要讲,我要中央文革告诉红卫兵造反派以后不要这样搞。毛主席还说,中央决定派军队“三支两军”,夺权的单位要实行军管,出去串连的红卫兵要收回来搞军训。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接着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
1967年12月底,中央文革要新疆两派(造反派和多数派)、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领导干部到北京来,讨论解决新疆问题。到了1968年2月,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考虑拟定许世友到江苏省任革委会主任,陈锡联到辽宁省任革委会主任,韩先楚到福建省任革委会主任,我到新疆任革委会主任。先是许世友回江苏省,创造了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对此南京军区政治部发电报告中央。毛主席看了这个电报,批给陈锡联、韩先楚和我阅。我阅后写信感谢毛主席对我的关怀、爱护和教育。那时,毛主席批转南京军区的电报给我看的消息,已经外传出去了,新疆革命形势不错,有条件很快成立革委会。但中央文革迟迟不开会讨论解决新疆问题,一直拖到1968年4月。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我们在北京三个多月了,新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周总理能开个会讨论解决。总理说:“好,我同中央文革商量,你要准备一个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时间20分钟。”4月11日,中央文革召集会议,新疆两派和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的干部参加会议,讨论解决新疆问题。中央出席会议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还有江青和王、关、戚等。周总理主持会议,首先要我发言,我还没有讲到两句话,江青就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态度是最坏的,你长时间是跟刘少奇的,只有少数时间是跟毛主席,你对毛主席有‘二心’;你为什么不到造反派那里去?你到造反派那里去,造反派捅你几刀子我才高兴。”周总理看到江青这样讲,会议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休会。就这样会议没有结果而散。会后造反派在北京、在新疆、在全国各地到处散发大字报、传单,散布江青说王恩茂对毛主席有“二心”,要打倒“王二心”,掀起了一个打倒我的高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八次接见全军团以上干部时都通知我参加。《人民日报》刊登接见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都报导了我的名字。最终新疆成立革委会时,中央仍决定我作革委会副主任。
新疆革委会成立后,我由北京回到新疆,以为不会再打倒我了。谁知林彪在新疆的代理人还要打倒我。1969年1月10日造反派抓我在乌鲁木齐游街。毛主席、党中央12日知道后,向新疆革委会领导小组发出电报,要我带全家人到北京。14日派了飞机到乌鲁木齐,15日我和全家人到了北京。不久,进了新疆学习班,又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打倒贺龙。想拉拢我跟他走,要我揭发批判贺龙。我认为贺龙同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一直没有揭发批判。林彪认为我不可争取,在新疆革委会成立后,他同一个干部谈话说:“王恩茂同贺龙在新疆搞了很多的鬼,人拉着他不走,鬼拉着他飞跑。”林彪的话传到外面,新疆和各地又掀起了打倒王恩茂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仍决定选我作九大代表出席九大。在九大会议上我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虽然未能保留中央委员,但还选举我做了中央候补委员。九大开幕那天,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没有看到徐海东同志,就问徐海东同志为什么没有来?周总理即站起来作检讨说,毛主席想到了徐海东同志,而我没有想到,我有责任。毛主席对老同志这样关心,使人很受感动。
九大以后,我去在北京的新疆学习班学习,继续受到批判。1969年10月10日开始,我去长辛店北京二七车辆厂劳动。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徐帅、张宗逊、江华、江渭清、张平化、朱德海等同志。一直到1972年3月19日,我们在那里劳动长达两年五个月之久。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按理我可以得到解放了,但江青反革命集团还要把我下放到芜湖去。1972年6月我到芜湖,一直到1975年10月,长达3年又4个月。10月19日,是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4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的社论。我参加过长征,听了有感,就写信给毛主席。信的主要内容:一是检讨错误;二是讲在芜湖三年多的简要情况;三是讲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四是讲我长期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长期在军队工作,打过仗,有军队工作经验,现在身体还好,一旦发生战争,还可以上前线,请主席批准我回部队工作。信写了两页纸,后面写王恩茂寄自芜湖。贴了8分钱邮票,作普通的信寄毛主席亲启。没有想到,毛主席真收到了这封信,并且马上批给叶帅让就近分配我到军队工作。叶帅批到总政干部部,分配我到南京军区作副政委,这才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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