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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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宗畅/钟小敏: 毛泽东的个人特质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读《毛泽东（1893—1949）》

作者: weihong 发布日期: 2007-10-24 查看数: 3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出处】理论与改革 199712

【作者简介】钟宗畅　成都大学
钟小敏　四川师范大学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以下简称《传记》，本文凡引证只注明页码的，均系本传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线索，依据丰厚的文献史料，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及其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如实的记述和科学的评价，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方面，《传记》不仅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各种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对其创立主体的一些基本的个人特质也有深入的阐述。
　　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特质，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石。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216 页）这是《传记》深入地研究了毛泽东的经历、实践、气质和思想发展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深受“注重实际”校风的熏陶和影响。该校提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天之事，察社会之情状。”（21页）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的强调“行先知后”的学说，对他都有较深的影响。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写了不少“实意做事，真心求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此类话语。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豪贤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21—22页）1916年，毛泽东在岳麓书院寄读时，对挂在讲堂正门，书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匾额，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以后，他对“实事求是”做出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了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他常对同学们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而他自己则很重视“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社会的实际。五四运动前夕，在进步青年中留学成为时尚。毛泽东却谢绝了许多人的劝说，一定要留在国内。他不是不主张出洋留学，而是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44页）这种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特质，是他以后能够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极为重要的命题的一个契机。
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从亲身经历的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懂得中国民族的历史。不了解实际运动的现状，中国革命不会成功。这一极为重要的认识，他在1938年9 月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明确的表达：“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从《传记》可以看出，毛泽东能够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以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结果。
　　二、注重调查研究的特殊品格，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合架起了桥梁。
由于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培育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在实践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传记》翔实地叙述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事迹。1917年暑假，他曾和他的同学萧子升外出“游学”。他们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第二年春天，他又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个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了解了许多民俗风情。这两次调查研究活动使他对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和国家实际状况的研究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这对他日后养成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他从事实际革命斗争以后，即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从大革命时期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过去和现状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1927年1月，为了考察农民运动，调查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历时二十三天，行程七百公里。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5 月，他利用红四军在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进行了一次他过去还没有过的大规模调查。他把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兴国调查、上杭才溪乡调查、兴国长冈乡调查等。调查内容，涉及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阶级历史和现状、土地问题、富农问题、城镇商业和手工业、宗族法权、家庭伦理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毛泽东取得了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状况的深刻认识。和寻乌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著《反对本本主义》。这是他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在这篇著作中他提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226 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21页）的重要结论。毛泽东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始终坚持了由他倡导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并使之成为党的优良传统之一。
革命理论的创造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实践也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但是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党内的一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实际不做或很少做调查研究。与此相反，毛泽东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这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较，是一个显著的优点。加上他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他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艰巨的任务。
　　三、毛泽东注重和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传记》对这方面有详细的记载。1926年6月，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讲“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反映出，毛泽东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并深入分析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年9月和次年3月，他先后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论著，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总结了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作了理论概括，从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光辉成果。
1937年，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经历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前所未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时毛泽东对党内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通盘的审视，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他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回答了党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的问题提高到哲学上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传记》还具体地描述了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情况。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藉。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藉等，研读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著作。从这一典型事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
后来毛泽东有一段回忆说道：“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6页）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总结实践经验，对于形成理论认识的极端重要性。
通览《传记》使我们了解到，毛泽东注重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是因为他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革命；而这种正确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只能来自实践，又到实践中去检验和继续发展。毛泽东又具有理论思维和理论概括的卓越才能。他善于将分散的零碎的实践经验，经过思考作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造成集中的系统的理论。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在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数量丰厚、内涵深邃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理论著作。
　　四、毛泽东善于批判地吸取和辩证地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为他创立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根据《传记》记载，毛泽东在少年时代读过私塾，受过六年的国学灌输。开始，他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这类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随后是读“四书”、“五经”和《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被一些“闲书”和“杂书”所吸引。他最爱读的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水浒传》里汇聚在梁山的造反的人物，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六年的“孔夫子”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在老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的影响下，更是发奋读书，坚持不懈。他的学习方针是“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8页）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的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书目，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19页）作为湖南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以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对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到湖南图书馆自学。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言肄学》等，他都逐一读过。随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上。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曾一度倾向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
毛泽东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种种经典，西方新近的种种主义都行不通。特别是当他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对自己的思想认识进行了自我剖析和扬弃，把二元论变为“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27页）；把无政府主义变为“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52页）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从《传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熟知西方新文化，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但是，他不做它们的奴隶，而是采取分析吸纳的态度，并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工作，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在中西文化两大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更深的烙印，更多的积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精湛的理解，深邃的判断和纯熟的运用，这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毛泽东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这是肯定无疑的。而他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思想文化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