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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星期六 十月 20, 2007 8:25 pm 发表主题: 人民万岁：对徐友渔《过去的年代就没有腐败》的再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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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万岁：对徐友渔《过去的年代就没有腐败》的再剖析
作者: weihong 发布日期: 2007-10-16 查看数: 2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作者 人民万岁
对徐友渔“过去的年代就没有腐败”一文的再剖析（之一）
对徐友渔一文，我们已做过一些剖析，但仍有话要说。
徐友渔在提出腐败问题时，本应针对当前社会里存在的极其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之揭露、对之批判、对之斗争。这是我们国家成败兴衰，对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容回避，不能含糊，不能妥协，不可动摇。
但徐文开门见山，首先在文章的标题上就出人意料地提出“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的问题，文章又全部做在毛泽东时代的种种政治腐败表现上似乎文不对题，但作者用心良苦，深藏玄机。
玄机何在？
反腐是假，反对那个过去的年代，毛泽东时代是真。徐先生采用《孙子兵法》中的某些谋略：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偷梁换柱。
对偷梁换柱，今人诠释是：“指用偷换的手法，暗中改换事物的本质和内容，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许多成语辞书中的普遍解释）。
徐先生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腐败问题，连虚幌一枪也不多。相反，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腐败上，浓墨重彩，大肆曲意渲染。转换目标，转移视线，借题发挥。项庄舞剑，剑走偏锋，不指向腐败，而意在毛公，在毛泽东时代，大搞“非毛化。”
有徐先生的文章事实为证。
文章首先要破除对毛泽东一厢情愿的美化，指出那时的中国绝非“伊甸园”。他要遏制那种美化毛泽东时代的流行得很广泛的议论。
他似乎弄不明白那种“伊甸园”的议论为何流传得很广泛，原因何在？或者故意装糊涂。其实很简单，老百姓不是靠什么媒介，什么信息，靠这种议论，那种说法过日子的。他们靠拎菜篮子、米袋子，来看政治和社会，论功过，判是非的。现在，许多老百姓为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三座大山困扰；对腐败如此严重；贫富日益悬殊，非常不满。徐先生认可毛泽东时代，信息闭塞，当局禁谈“阴暗面”，因此老百姓呼声小，呼声少，现在是信息、媒体时代，老百姓知道得多了，抱怨也多了，“可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程度是不可靠的”。
他还说：“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全民的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
徐先生文章里涉及到腐败问题，仅此而已。反对腐败吗，半点影子没有。相反倒是为腐败行为开脱，辩解，搪塞。腐败难免，抱怨腐败的怨声不可靠。腐败难免与腐败无害、腐败有理有异曲同工之嫌。
我们需要严正指出，这就是典型的关于腐败问题，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当今，反对贪污腐败，对我们党和国家既然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事务，是严重干扰改革开放大业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大课题；是全国人民关注热议的焦点问题。
反对腐败上下共识，目标一致，千夫可指，人人喊打，徐文竟然反其道而行之。
反腐问题，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痛定决心要解决的大问题。查处高官不断；探索杜绝贪污腐败之策不断，部署反腐之举不断。这些都有目共睹，深得民心的举措。艰巨，全国人民寄予厚望。
徐先生竟然严重背离中央的决策。反腐问题，为当今时代所有国家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有些发达国家，反腐大案比较彻底，反腐工程从政策制度上都有系统构建。以日本为例。早在1947年10月就已制定《国家公务员法》，1950年公布《地方公务员法》，其后又有《有关一般职员的工资法律》以及有关公务员的工资法、甚至宿舍法、退职津贴法、官吏任免法等等一系列法律，防腐反腐。进入九十年代后，日本防腐反腐甚至上升到伦理的高层次上，公布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连俄罗斯新总理祖布科夫7月18日刚上任，就提出反腐方案，他说“腐败可以毁掉俄罗斯”。
有的极其严重，有的虽有遏制，但任务仍然艰巨。英国作家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一书中，对其访问的二十三个发展中国家后，有详实生动的描写。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防止、反对腐败问题当做根本的发展战略。
反对腐败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可贵的共识，为此签订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是该公约的签约国，承担公约规定的反腐义务。
不认真履行应承担的义务，就会损害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威信。
综上所述，借用新华社一篇时事评论中的表达方式：徐先生在腐败问题上有几个“逆……而动”。这就是逆老百姓主流民意、民愿而动；逆党中央有关反腐方针、部署而动；逆当今世界普遍潮流而动。
对待腐败问题，在今天是一块检验一切人的试金石，是判断是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是包庇、纵容腐败，是真反腐假反腐，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审判是无情的，花言巧语、能言善辩根本无济于事。列宁在“对谁有利”一文中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那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徐先生逆中外时代潮流而动，就是丧失良知、输掉道义、倒行逆施，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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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徐友渔“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一文的再剖析（之二）
徐先生在文章中用了全部文字，论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腐败。文章举证不多，议论更少，但质量很高，要言不繁，画龙点睛，用心良苦。不仔细思考，极易惑人。
徐先生用了几个事例，为我们勾画了那个时代的状况。
他举“四清运动”为例，记明毛泽东时代“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证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存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举重用党团员积极分子和人分三六九等，证明人在政治上不平等；他举杨国庆杀人案是因为“血统论”，“整体性的歧视政策”所致；他举飞机失事和“大跃进”河南信阳饿死人事，没有公开报道，论证那个时代有意封闭信息、惩处议论“阴暗面”，示人那是一个高压统治、欺骗百姓的时代。总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阶级对立、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不公、人不平等，贪污腐化严重，存在民众怨气的社会图景。对这一幅图景，我们难得赞同，因为有如下六点质疑：
一、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写照吗，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实录吗？这些可以问一问老百姓，譬如出租司机，真的吗？如果把徐先生的这一幅图景，用来描绘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状况，应该说是恰当的。但是徐先生对毛泽东时代，诊断有误。庸医杀人不用刀。对当前社会问题，讳疾忌医，自欺欺人。
二、徐文在逻辑上为何这样混乱。议论事情，首先要有一个明确清楚的稳定的概念。贪污腐败同政治上的错误，在性质上有区别，虽然没有权威性的界定，但人们常识上很清楚。比如，打了败仗，就是军事上的失败，没有人说成是军事腐败的。政治上的失误、错误，人们一般都说有政治性错误或政治错误。当然政权反动，也会引起腐败。这些，并非咬文嚼字。概念的混乱可以混水摸鱼，带来判断上的错误。
谈徐文在逻辑上的混乱，还表现在把个案当作整体。飞机失事为个案；杀人也是个案；饿死人是严重错误，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本不应再说什么，但作为政治议题，应该讲那是一个特定时期的问题，不能一概称作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那个整个时代的腐败。
徐文逻辑上的混乱还表现在是非标准不统一。重用党员等，人有三六九等，过去的年代有，现今社会中不能这样说，但事实上的不平等也严重。如果说，前者为政治腐败的表现，那么对后者又该怎么说？
所有这一些，都是很严肃，需要负政治责任的问题。
三、徐先生为什么这样荒谬地，颠倒是非地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例子。这两个运动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认识和估量上有失误；在实践上也错。前者对基层干部有老大伤害；后者更是给党的事业、给国家带来空前的灾难，应该否定。拿了错误的东西来论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腐败，真是不可思议啊！
四、对当今社会最严重、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是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大，还是现今社会的贪污腐败的毒瘤大。时光流逝，毛泽东时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三十多年前的旧帐要细算，眼底下身边的大帐可以不计较；三十年多前的错误扭住不放，而对今天对人民的欠帐可以只字不提，这公道吗？
五、对毛泽东时代功过评价恰当吗？那个时代，有缺点，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就一无是处，就可以一笔勾销，可以对那个时代作整体性的否定，或者说，可以作整体性的颠覆吗？
如果允许这样的评价。那么毛泽东时代，延安变成了西安；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那一个时代的功臣一律变成历史上的罪人；那个时代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干部真是上了“贼船”，愧对子孙后代；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真是投错了胎。这可真是石破天惊、古今中外少有的大翻盘，大翻案。是关汉卿笔下的“惊天动地窦娥冤”。
我们认为，审视历史，评价前景，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宽容，对他们在那样条件下夺取人民政权、建立新政权、维护这个政权所付出的毕生的心血、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应该尊敬；对他们在探索前进中的挫折和失误应有体谅；对他们的教训应该充分借鉴。对毛泽东时代不能全部否定、全面颠覆。相反，“历史深处的璀璨篇章需要挖掘和捕捉。”
六、能够把毛泽东时代同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吗？改革开放不是改朝换代；不是“革那些革过命人的命”；不是天上掉下了馅儿饼。是在前人建设的基础上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创新。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所著《邓小平时代：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的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用大量具体数据，证明毛泽时代虽有失误，但有惊人成就。他说：没有那些惊人的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的经济问题。”中国学者黄平等三人，在“现实中国从那里来，往哪里去？”的对话录中也说，“虽然有那么多的中断、干扰、甚至运动，但是还是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之初也和这个基础有关。”他们认为不应该遗忘记那段历史。
把毛泽东时代同改革开放后的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甚至水火不相容，这就出现了徐先生带来的一片混乱：“对过去的年代如有什么肯定，就是美化、神话，应该破除，而且是对改革开放是言外之意作整体性的否定。”而对改革开放如有怨声是不可靠的。如是财有反思和不满，要是主张“回到过去”，罪不容诛。这是哪一家的道理，什么人的逻辑？如果这种道理和逻辑可以成立，那么请问：“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为”，还能存在吗？什么可靠不可靠？谁说了算数？您徐先生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力可以当审判官、当裁判员？
徐先生对毛泽东时代作整体性否定，使用的是颠覆法。所谓颠覆法有其演变的由来和特点，应该做点介绍，才有助于对徐文的理解。话要扯得远一点，但毕竟是需要的。
对历史作品，文艺作品、影视作品，说来有正史、野史、演义、笔记、杂说等等各种表达方式。
时至今日，“与时俱进”，对历史、特别是文艺、影视作品，又有日新月异的、五色缤纷的新手法，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什么新手法，正说之外，有：戏说法：封建帝王微服私访中成了乞丐、大侠、嫖客，过度的嬉乐化、戏谑化。有人指出：“严肃的历史与尊严都可被调侃、解构”。
演义法、戏说法，有正史的影子，也有说书人的添油加醋。
品说法的易中天品三国，于丹孔子心得（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心得全集》收她的各种心得二十种），还有什么《明朝那些事儿》、评《聊斋》、评《水浒》等等。说法“标新立异二月花”。反对他们品论的，又有什么十博士反击于丹，什么孔子很着怨，老子老生气。品说、反品说，打得热火朝天，好戏连台。颠覆法：异军突起，“通结史走向另路，生拉硬扯新观点频出”。这些作品虽然“内容灌水，证据散漫、观点生硬、生拉硬扯”，“专家、读者皆不认可。”但在市场营销推动上，居然也“兴风成潮”、“蔚然成风”。（《法制晚报》9月6日B版语）。
《法制晚报》还对这些颠覆历史名人的颠覆之作做了一些介绍。例如，怀才不遇，四处奔波的孔子成了“丧家狗”；一代帝王的刘邦成了“流氓无产者”；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李向前“唐朝第一古惑仔”（打打杀杀的“古惑仔”）；梁山好汉是“土匪强盗”；聊斋里的狐狸精是“有灵气的白领丽人”等等。有人说，此类作品已在书店出现三十余种。
《法制晚报》（9月3日）编辑同志对这种现象，有极其恰当的评论：“从否定一切开始，推倒先明形成的历史定论和基调，把相对的两面对倒，即白变黑、黑变为白”，拿名人开刀，为的是捞银子，出风头。
徐先生文章中对毛泽东时代颠覆法，并非始作俑者，但把这种颠覆法引入历史和政治的评价中系统且全面，可能并不多见。徐先生对此法“运用之始、原乎一心”，有创新、有创意。
徐先生为什么要全面颠覆毛泽东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郎旋风，今年一月到上海后说：“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有些群体对腐败不以为耻，甚至以为这样就是市场经济，是进步，严重颠倒黑白。我在去年秋天指出腐败的“铁三角”，他们更是在逐步控制舆论媒体，为腐败辩护正名乃至吹嘘，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恶劣行为的正确判别和鲜明态度，那就非常危险”。
郎旋风可指“铁三角”，系指“贪官、无良知识分子、奸商”。郎旋风所指无良知识分子，前几年首先指的是已从市场经济中分得红利，从资本家那里持有股份的经济学家，如厉以宁之流，在利益趋动下，他们自有登台表演的动力。但可惜辉煌之日无多，“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观众现在已经不多。
如果再仔细观察，此类人群中当代当然还有89年前后制造动乱的海内外那批精英分子，他们有的人还在，心不死；还有自称是马列主义者，但背离马列，胡言乱语，出语惊人，如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竟然公开呼吁，要美国在中国像二战后在欧洲一样，实施新马歇尔计划。当然还有自说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谋士的高尚全之流，密谋于西山，召开西山、小西山会议。
当然还有三十多年前受到不应有的、不公正的待遇，冤屈耿耿于怀，三十多年后要报仇雪耻如李锐之流，跳出来疯狂地搞“非毛化”。
这些人要争取人心，特别是青年一代，因此，力图控制舆论媒体，这本不足为奇。但令人不解的是，共产党的权威宣传机关和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介，对这些歪 风逆流，袖手旁观，沉默不语，患了“失语症”，或者说，出现所谓“体制性迟钝症”。这种“失语症”或“体制性迟钝症的背后是什么，值得人们深思。是为了言论自由吗？那么，当年为什么查封《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迟至今日不允许复刊。徐在一类的文章可以公开发表，可以转载。而我们有不同的声音，同样公之于报刊吗？
“铁三角”之流的一群伙计们，力图使中国社会按照他们的愿望和期待的方向发展，谒力使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前行，为建立他们的理想王国奔走呼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那个时代的巨大影响，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们前进的障碍和拦路虎，因此，就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当然要下大力气，对那个时代作整体性的否定，要彻底颠覆那个时代。这就是谜底、底牌。
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揭开这种谜底和底牌的是：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变动时期，改革开放实行市场化经济，使经济基础发生了大变化。改革开放有个对资本主义开放到什么程度，即列宁临去世前在论及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指出有所谓“度”的问题。我国也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到什么程度，和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还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原则性的问题。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政治诉求，就跟着有大变化，大分化、大改组。要求使市场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人群，他们在政治上当然有自己强烈诉求。
他们要对毛泽东时代作整体性的否定，作彻底的颠覆。对毛泽东时代进行“颜色革命”。
对现实社会，他们的政治诉求已非常露骨。例如现在有人认为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思想应该抛弃；有人要推翻《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认为那些评论带来后遗症；有的要求共产党改变成为社会民主党，等等，大有乌云压城城欲催之势。这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颜色革命”。
对今天而言，这股颠覆之风不遏制；改革开放如走向资本主义，将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社会主义建设将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带来社会危机，人民不满情绪会增加。恶性发展下去，社会危机可能大爆发。最终将埋葬了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回到解放前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颠覆也是另类，另一种方式的“颜色革命”。
当然，这一切和那一切，都是在打着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进行的。在结束对徐友渔一文的剖析和再剖析之后，我们还得利用捷克著名新闻工作者，在即赴绞刑前，在狱中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一句千古绝唱的告别遗嘱？：“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2007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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