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

1986年唐山大地震十周年，笔者就准备写作这篇文章了，可因故没能完成，后来又将收集准备的资料丢失了。现在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这是按照当时的口气重新写的，本文主要使用钱钢《唐山大地震》的材料，同时也采用了其他资料。

［提要］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是由于有人破坏了群测群防。中长期预报等条件早已经具备，如能群测群防完全可以预报的。唐山人民可以回忆一下1974年有没有搞过群测群防？应该搞过！希望把这方面情况通报出来。1975年有没有搞过？后来怎么停止群测群防工作的。1975年的气候对于群众性科研也非常不利。胡克实是破坏群测群防的最大嫌疑犯。他一撤职群测群防就同步开始了，可惜已经来不及了。汪成民同志对群测群防非常积极，可是国家地震局有人态度仍然冷漠。到目前为止，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责任问题当局仍然竭力回避。甚至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备查的资料长期尘封。国家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也有义务揭露当时谁坚决主张群测群防，谁是群测群防的反对者或阻力。

◆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群测群防的作用
◆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的异常
◆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唐山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该负责
◆人为天灾的前兆
◆胡克实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同步开始的
◆邓小平路线，胡乱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疯狂时代的烙印和有价值的透露

唐山大地震已经十周年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问，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有能够得到预报？出现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我们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还很不足，地震预报工作才刚刚开始，谁也不能保证每一次大地震都能预报出来。但是我们确实有过辉煌时期。辽宁南部的营口海城地震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预报了大地震并且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刚发生唐山大地震时出现了一大批谣言，把唐山大地震未能及时预报归罪于“四人帮”。1976年十月阴谋后这种谣言更是不胫而走。但谣言毕竟是谣言，不但没有提出任何足以说服人的证据，连不像样的“理由”也没有一个，后来就无声无息了。捣鬼有术、有效，但是有限。它已经起到了捣鬼者要起的作用了，所以以后无声无息也无妨，只是人们会记住，让捣鬼者在以后做出补偿来的。
撇开这些无稽之谈不说，然而唐山大地震毕竟没有预报，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仅仅把它归罪于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足。
真是这样吗？唐山大地震真是我们人类没有能够认识到自然规律，真是认识上的问题未能预报？
——不是！这次地震从人们的认识上看，从技术上看，应该是能够像辽宁海城地震那样得到预报的，可是终究没能达到预报。谁应该对此负责？这个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回避，当然是为权势者所回避。最近出来的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也是这样。不过还是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可贵的资料。本文就将主要使用钱钢提供的资料来分析，谁是罪魁祸首，当然还得参照其他资料和当时亲身经历的历史。
凡事需要对照，成功有成功的经验，失败也有失败的教训。要了解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

◆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群测群防的作用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我国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了 7.3级的强烈地震，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经过我国地震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对这次地震作出了准确的预报。震区广大军民及时采取了有利的预防措施，使这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地震，造成的损失减轻到了最低限度。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各国的地震工作者公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准确地预报了大地震，并且大大减少了损失。
辽南地震预报的成功，有力地说明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是可以实现预报、做好防御的。——尽管这是第一次，也只是一个开头，我们面前的路还长，对地震规律的了解还很不够，还可能会有很多失败，就好像气象预报，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没能准确预报的事还常发生。面对海城地震预报的胜利，既要鼓起自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
那么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成功的呢？
自从1966年邢台大地震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对于预报地震防止地震破坏的工作。邢台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但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周总理亲临灾区视察，做出了依靠专业人员和群众群测群防地震搞好地震预报工作的决策。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辽南地震得到及时准确的预报就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就是这一正确路线的胜利。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1966年邢台地震后地震预报工作就在当地匆匆上马。起家时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幼稚，也不能不简单不幼稚，任何事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向人民群众广泛地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声、光、电、磁、直到井水变化寻找“预报方法”。3月26日中国地震工作者做出了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十八天之后！但这不过是很不成熟的一次经历，真正的辉煌正是这九年后的海城。
经过九年的探索，我国广大地震工作者研究了许多预报地震的方法。有人从地质学上去探索地震的成因和规律，有人研究我国历史上关于地震前兆和防震的记载，有人研究古代地震资料的科学价值，有人根据地震历史资料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地震发生的几率。有人从声、光、电、磁、潮汐、水文、地质、地壳变动、气候乃至天体运行等等来研究和地震的关系。根据这一切，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早就把眼睛盯向了辽南。
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北从辽阳市到锦州往南到大连，再转东北到东沟、丹东，然后向北、向西北回到辽阳这么一圈。会后，中共辽宁省委加强了对辽宁地震工作的领导，组建了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圈定了地震危险区，为进一步预报提供了战略工作区域。在加强前兆观察的基础上，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旅大金县观测站在水准观测中发现从1973年9月到1974年6月，金州断裂南端地面大幅度地向西北倾斜，倾斜率为正常年变率的三十倍。国家海洋局几个潮汐观测站的多年海平面升降纪录，反映出辽东半岛向北西方向倾斜，营口从1972年起就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性下降。尤其1973年渤海海平面出现十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反常上升。北大在大连观测到地磁场垂直分量的变化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值。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认为渤海北部地区构造运动加剧，一、二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提出加强这些地区的预测预防措施。把短期预报圈定在以上那个圈内，从鞍山以南到大连以北的一个狭长地带，另外还圈定了一个从丹东到岫岩作为重点控制区。

根据这个判断，中共辽宁省委进一步对辽宁地震的预测预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在这个基础上，1974年11月东三省地震形势会商会更加明确地提出：“营口至大连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监视，充分做好捕捉大震的准备。”
钱钢是这样描写辽南地震预报的：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在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万分之一点六。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大寒风里坐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
　　七点三十六分，七点三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
　
地震工作者当然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不能仅仅归功于他们，否则就难以理解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有预报成功。海城地震时，地震工作者还不能说完全破解了地震之谜，只能说有了一些初步肤浅的了解，说不上神机妙算，如果说那时已是神机妙算，难道到了唐山，地震工作者就不是神机妙算了。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群测群防起了极大的作用。地震工作专家，不过定下了长期的、中期的预报，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工作是卓越的。但是仅仅有着长期和中期的预报对于救灾还是毫无用处。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预见到的地震也许今天晚上就会发生，也许三、四年以后才会发生。也有的地震专家“敢报大震”，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如果贸然作为定论发布出去，也很可能使得人们像说谎的孩子喊“狼来了”那样，到了真正狼来了，人们不再相信了。
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并且到了地震专家面前汇总，才使得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国家地震局敢于判断出大地震就在眼前，把发生地震的圈子圈定到了海城到营口的小圈子里，才敢于做出临震预报。
由于辽宁省委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迅速地建立了群测群防队伍，大量的地震前兆由大批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群众汇总到辽宁的各专业台站以及国家地震局。
如：动物异常，冬眠的蛇在冬天出洞，老鼠不怕人，在大白天成群搬迁。
水异常，井水水位突然上涨或下落，以及翻花、冒泡、变色、变味等等。
各种群测群防的土仪器突发异常，数据急剧摆动，为正常变化的几倍到几十倍，
辽宁省地震办公室综合分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料确定很可能海城到营口地区将会发生较大地震，立即报告辽宁省委。1975年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革会根据省委决定，向全省做出了预防工作的电话通播，并相继向鞍山、营口两市党委传达了省委的防震指示，14时又在海城召开了有海城、营口两县和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参加的防震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的防震知识和措施。
海城大地震发生了，房倒屋塌，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撤离了住房，牲口赶离了圈厩，人畜伤亡大大减轻。
专业地震工作者的功劳自不用说，但是广大参加群测群防的人民群众难道是没有功劳的？辽宁省委的功劳难道可以忽视？制定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的正确方针，难道其功劳是可以忽视的。
辽南地震预报的最后两个过程就是由于在辽南地区密布的群测群防网点报来的大量前兆现象引起了注意，结合专业台站的观测数据，经过会商，综合分析做出的。其中由三个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女话务员组成的营口县虎庄公社邮电支局业余预报组和由家属、干部组成的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 队群众测报组，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前者在1971年5月就成立了，她们四年如一日地从事单调、刻板、枯燥的工作，观测仪器、做记录、画图表、报读数，积累了可靠的数据。努力学习地震知识，向群众普及地震知识。在公社党委支持下，在所在地设立了六个群众测报点，还选择了一口水井，作为固定的室外观测点。她们的努力得到了群众的响应，全公社干部群众、男女老幼都来关心地震测报，发现异常及时向她们报告。在地震发生前发现了蛇、鼠、鸡、青蛙等不少动物异常，以及各种水异常等，结合她们自己观察到的土地电仪的数字异常，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向上级报告。近四年的努力在1975年2月4日一天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就是那天下午13到15时，她们发现土地电仪出现了几年来最大的异常变化，立即报告上级。地震发生时，她们不顾安危坚守岗位。地震后墙倒房塌砸在她们身上，她们仍然在余震不断中坚守了七天六夜，保证电话畅通无阻，又日夜注视着土地电仪的变化，监视震情。
没有这一切，没有群测群防，那会有海城营口地震预报的成功。日本等国的地震专家在总结了我国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验后得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能够及时地收集大量地震前兆的异常情况，并且及时归纳、分析、总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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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的异常

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是不是在地震前夕不存在异常现象呢？如果不存在异常，那就怪不得任何人。
不！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前兆，这个，我们应该感谢钱钢给我们透露了大量的情况。
大自然警告过！
动物异常！
恐怖极了的鱼。陡河水库的鱼这几天怪了，特别好打。鱼儿像是疯了，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歧门河闸附近光着身子的孩子们用小网兜鱼，鱼儿简直是往网中跳，数小时就兜到几十斤。金鱼争着跃出鱼缸。把跳出来的鱼又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养鱼场草鱼成群跳跃，有的跳离水面一尺多高。更有奇者，有的鱼尾朝上头朝下，倒立水面，竟似陀螺一般飞快地打转。油轮周围的海蜇突然增多，成群小鱼急促地游来游去，片刻就能钓上一百多条甚至可以用四只鱼钩同时钓四条鱼。
失去“理智”的飞虫、鸟类和蝙蝠。
大批的蜻蜓、蝴蝶、蝗虫、蝉，蝼蛄、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鸟纷纷飞到海船上来避难。最后还飞来一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大白天蝙蝠满院飞。屋檐下的老燕子衔着小燕飞走了。蜻蜓如飞蝗般来。
动物界胜利大逃亡。
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一百多只黄鼠狼，扶老携幼大转移，不停地哀嚎，有面临死期时的恐慌感。
鸭子赶不进院，依然站在门外，追逐主人，叫着张开翅膀，拼命用嘴拧着主人的裤腿。
猫叫不绝，喂食不吃，乱窜乱跑。非要把人挠醒不可。
方圆几百公里，人们都听见了长时间的尖利的犬吠。母狗把才生的小狗，一只只从棚子里叼出来。有一只母狗甚至还刨了一个坑，把小狗安放其中。忠实的狼狗死活不让主人睡觉，要把主人拖出屋去。也有的咬了主人，又像引路似的把主人引向屋外。
原来到处都有虫鸣蛙叫，闹嚷嚷的。可眼下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静得叫人发栗。
养貂场炸了营，四百一十五只貂在铁笼里乱蹦乱跳，惊恐万状。
某大队养鸡场也一片混乱。一千多只鸡来回乱串，上窗台咯咯怪叫。喂食不吃，一、二百只鸡在鸡舍内扇翅惊飞！仿佛有什么在追逐它们。
一个大队的一百多匹马乱咬乱踢，最后全部挣断缰绳，争先恐后跑出马厩，在大路上撒蹄狂奔。
二百多只鸽子突然倾巢而出，飞到天上盘旋，久久不肯下落。
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一场毁灭生灵的巨大灾难已经迫近。
水！水也在向人类发出警告！
一口五十多米的机井，从七月中旬起就向外“嗤嗤”地冒气，地震前两三天内喷气到达高潮。有的井，平时用扁担就可以提水，七月二十七日扁担挂着的桶已够不到水面。倏忽，下降的水又回升，直接提着水桶就能打满水！有些池塘莫名其妙地干了，有些地方又腾起水柱。水！忽降忽升的水！它在向人类传递大地震的信息！
唐山东南的海岸线上，浪涛在发出动人心魄的喧响。七月下旬起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被海水吞没了。距唐山较近的蔡家堡至大神堂海域，从来碧澄澄的海水变得一片浑黄。在不平静的海的深处，就象有一条传说中的龙尾在摆动，在搅动着海底深处的泥土。
地热在警告！
一个温水井，人们常在它那儿洗澡，现在突然烫得无法忍受。
地光地声在警告！
据秦皇岛附近水域中作业的一位潜水员说，看见了一条彩色绚丽的光带，就象金色的火龙，转瞬即逝。
西方的天特别亮，好像失火了。“呜—— 呜”的巨响，像百八十台汽车在同时发动。
一个大火球从地底下钻出来，通红刺眼，噼啪乱响，飞到半空才灭。
一块瓜田里看瓜的社员，发现二百多米远的上空忽然明亮起来，西瓜地中的瓜叶、瓜蔓清晰可辨。“怎么，天亮了？”另一个中学生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但一看表才三点多钟。不久天又变暗了，又如墨染的一般。
奇怪的雾。
林西矿区，飘来一股淡黄色的臭雾，散发着硫磺味，它障人眼目，令人迷惑。人们被那股异味熏糊涂了，他们已经看不清这世界的面目，更弄不清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什么样的悲剧。
电磁在警告着人们。
距唐山二百多公里，海拔一千三百五十米的一台测雨雷达，附近还有一台空军警戒雷达，26日和27日，连续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一种奇异扇形指状回波，这种回波与海浪干扰、晴空湍流、飞鸟等引起的回波都不一样，使监测人员十分惶惑。京、津、唐一带，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奇特的一个磁场呢？
军营里几个士兵惊叫起来，地下的一堆钢筋莫名其妙地迸发出闪亮的火花，仿佛一个隐身人正在那里烧电焊。
在北京、唐山，半夜不少人家中，关闭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
通县一支卸下的日光灯管在闪闪发光。
钱钢在他的文章里非常正确地写道：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
　　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变异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得那些于灾难发生之后重新搜集起它们的地震学者们毛骨悚然并陷入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在描写了种种异常后，钱钢又写道：

　　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遗憾的是机会丧失了！人们眨着迷惑的眼睛，迷迷蒙蒙、已不知不觉地走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

非常正确！如果，如果这个“如果”存在，那么河北唐山就是第二个辽宁海城。
而且我们还得进一步说：既然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电磁异常，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在唐山广泛地分布着土地电仪在监视着大地的地磁异常，那么一定能够像海城营口大地震一样，会有大量的地电磁异常数据报上来，汇总后就能够得出唐山正面临着大地震的结论。
可是，京、津、唐地区：

　　人们就在那样一个强大的磁场中毫无知觉地穿行着。

人类高于一切动物，比任何动物都进步。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每一个进步又都是一个退步。在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时，把动物有的许多本能丢失了。以至于动物能够预感到地震而地震科学家们不能。这是我们不能指责自己，也不能指责地震科学家的。但是人们虽然不能直接地感到动物能够感到的地震前兆。人们却可以向动物学习。仅仅从个别的动物异常表现自然不能得出地震的结论，使得动物表现异常的因素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大地上撒下一张网，把各地动物的异常收集综合分析，那就可以得出动物也不能得出的结论。这正是我们人类高于动物的地方。钱钢先生非常正确地指出：

　　人是社会的动物，即使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人也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当人们各自为战的时候，他并不比动物有更多的优越性。仅仅依赖本能，人甚至不如动物。在地震这样重大而又神秘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没有形成一个防犯的整体，没有相应的通讯渠道和手段对自然界的异常信息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处理，他们怎能不被突降的恶魔各个击破？
　　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吧。

作为社会的动物，就应该发挥社会动物的作用，各个人看到各种异常包括动物异常是不能做结论的。只有把人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防犯的整体，采用通讯渠道和手段，及时收集和处理自然界的异常信息，才能得出比动物远要高明的结论。
然而钱钢先生虽然提出了上述种种非常正确的问题，却并没有进一步地深究下去。
结论很简单：唐山大地震不是不能预报，不是自然界没有警告过人们，而是人们没有做好群测群防，以至于不能正视自然界的警告。为什么没有做出群测群防呢？钱钢先生似乎什么都知道却又并不愿意人们深究下去。相反他在后面的文章中不但没有深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绕开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往其他不相干的地方引，甚至竭力避免人们从他自己提供的材料里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要人们“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但后文却一直躲开大自然的警告。他提出“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却并没有回答这个如果为什么没能实现。相反连一个最最简单的结论也不愿做，那就是：“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人们没有做好群测群防。”在接下去就应该进一步地问，没有搞好群测群防的原因是什么？是客观上的原因，是人们认识的不足？还是主观上的原因？是不是某些人出于某些目的造成的，并因此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后面的文章里一直躲开这个问题。他明明知道海城地震能够及时做好临震预报是由于及时地搞好了群测群防。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却对国家地震局在群测群防中的作用，极少提到，对辽宁省委在领导群测群防中的作用只字不提，对海城营口一带的群测群防网，以及人民群众在群测群防中的作用也只字不提。

◆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从辽宁海城营口地震来看，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公正地说，人民需要组织，群测群防需要专业地震工作者提供的长期、中期预报。然而要由有关领导，对海城来说就是辽宁省委和省革委，还有下面各级领导机构。
首先得由专业的地震工作者作出长期预报，辽南几年来可能发生大地震，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辽南，做出中期预报，从鞍山南到大连北一带可能发生大地震。并且向辽宁省委和省革会提出警报，建议搞好群测群防。至此专业地震工作者对群测群防作了自己的努力了。群测群防得由辽宁省委和省革会以及以下各级领导负责。如果他们未能组织其群测群防那是他们的责任。与专业地震无关，专业地震工作者的责任是对广大群测群防的人员，并通过他们向全体人民普及地震和防震知识，普及群测群防知识。
我们不能要求在任何时候在全国都建立起群测群防队伍，因为这本身也要花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中长期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有了中长期预报，才能在那些地区发动群众，组织起群测群防队伍。
那么是不是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没能对唐山及时地作出中长期的地震预报呢？也不是！
如果确实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指责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因为连中期的预报都没有，谁会想到必须在唐山进行群测群防呢？也不能怪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因为地震预报工作才开始，人们对地震的规律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只要尽了力的，就不受指责。
事实是专业地震工作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早就作了中长期的预报。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二年前，甚至早在邢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末最终未能预报“7·28”大震的症结何在？

这个问题也问得好，可是也没有真正的回答。
钱钢是这样描写地震工作者的工作的：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北河间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锐敏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作些观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渤海又发生七点四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钱钢重点写了耿庆国对旱震关系的研究结果，1974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然后钱钢说：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协作组应该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八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内蒙、辽、鲁七省（市）。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果然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众所周知：海城七点三级强震和唐山七点八级强震、滦县七点一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最后钱钢得出结论：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这样看来地震工作者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做了成功的中期预报。因此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广大的地震工作者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了。关键是短期、短期，临震、临震，为什么这些预报没有能够成功。后面钱钢也写到各专业的地震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关键是：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而在这个文件里明明写着地震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可为什么没有见到人民战争？明明写着要抓好群测群防，为什么没有见到群测群防。尤其是在辽南海城群测群防取得巨大成功后，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是河北省委吗？河北省委又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的通知？如果河北省委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要他们及早搞好群测群防的通知，当然没有责任。那么接下去就得追究地震局党组的责任了。可是关于这一些，钱钢不但没有深究下去，他的描写到此为止。在后来写的各个地震工作者的艰苦工作，甚至像耿庆国、汪成民、华祥文、张国民、张闵厚、李宣瑚、廖官成等地震工作者眼睁睁地看到一场大灾难就要发生，在痛苦中拼命地挣扎时——对于他们的工作自然必须写的，可是整个过程就只见到这些专业工作者在忙碌——却根本没有提到由谁提出该赶快搞好群测群防了。这就不能不给人们一个印象，写他们的痛苦努力，目的正是为了掩盖有人破坏群测群防的真相。

　　“7·28”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
　　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
　　对于华北地区潜伏着的这个大地震，地震工作者已经追踪了那么久，那么久！他们百倍警觉，枕戈待旦，从判别方位到概略瞄准……可是当急需精确瞄准的时候，瞄准镜中却看不清那个恶魔。它藏在哪里？它会在什么时候兴风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如果从来就没能发现这个恶魔那倒也可以理解。如果根本就没能看到它倒也不能怪谁。在分明知道存在着这个恶魔的情况下，在盯了它十年，眼见就要抓住它的尾巴时，却看不真切，归根结底就是由于眼睛太少了，少数专业工作者是无罪的，但是只靠少数专业工作者的眼睛自然很难看真切。如果像海城营口那样，让成千上万双眼睛来看，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钱钢不提这一点，却光在那儿感叹看不真切，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早已经背叛自己在文章开始提出的：“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钱钢先生在文章开头这样说：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突变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回忆起、搜集起它们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如果有这个巨人那就好了，确实需要这个巨人，也能够有这个巨人来看。这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一个“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当时如果组织了群测群防，这个巨人——人民群众，一定会感到震惊，并且采取防震抗震的措施，唐山地震的结局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对于唐山大地震在完全有条件做好临震预报的情况下，却没能做好临震预报，是完全应该追究责任的，应该追究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可是在钱钢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却始终避而不谈。飞传的谣言把地震归罪于“四人帮”，除了谣言还是谣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也没有说他们破坏了群测群防。而唐山的许多群众把愤怒泄到地震工作者身上。那么最后有关人员是怎样总结原因的呢？钱钢不嫌其烦化了不少篇幅，引述了地震出版社出版的《1966－1976中国九大地震》一书的解释，我们也不嫌其烦一字不漏全部照录。文章这样引述道：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七点八级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这是本世纪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一九七六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人就在唐山大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像海城地震那样作出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一九七五年海城七点三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七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然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五至六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四月六日在唐山市以西五百三十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分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四月二十二日还发生四点四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发生有关。第三，地震前几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这与其说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倒不如说是诡辩开脱。那么长的总结中，居然没有一词提到群测群防，甚至连个“群”字也没有。文章中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提到1976年初的年度地震会商会，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即通报河北省委，为什么不立即组织群测群防？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对于这一切，文章顽固地保持沉默。沉默就是答案！谁回避，谁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钱钢却毫无评论地予以摘录，显然他在帮着要使人们相信这一段谎话。
文章还反复地强调唐山大地震前夕和海城地震不一样的地方。——海城地震发生前曾经有不少小震，而唐山没有。
这同样是为了开脱。——对于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来说，他们专业性强但是人数少，没有能力去捕捉只有大多数群众才能捕捉的异常，比如动物异常、水异常、地光地声，乃至通过大量的土地电仪才能测出的电磁异常。他们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作出临震预报只能靠他们的专业手段，包括事先有的大量小震。对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来说，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要求。至少现在他们没有小震就不能做出临震预报是不能受指责的。他们可以以此作为自己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的理由，但这能够做为唐山大地震根本不能预报的理由吗？[1974]69号文件分明指出地震工作要“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那么群众呢？人民呢？群众在那里？人民战争在哪里？也要求切实抓好群测群防，可是群测群防在那里？由于根本没有提到群众，没有提到人民战争，没有提到群测群防，正说明了这种“理由”是排斥“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以及群测群防的。这种“理由”也是根本上背离了[1974]69号文件的。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
　　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

以此说来，唐山并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从来没有开展过群测群防工作。至少文章中已经告诉我们群防是有过的。那么随着地震危险的逼近，为什么竟然没有加强这一工作，反而好像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群测群防，也根本不存在群测群防了呢？事实上在钱钢的文章里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出于客观需要才不能不提到这一词儿。
在1974年的文件中，唐山和辽南是相提并论的。既然辽宁海城在那个时候起就搞了群测群防，那么一般来说就没有理由说唐山不搞。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不是明确地要包括河北在内的七省市“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吗？”辽宁搞了，一般来说河北不可能不搞。
至少到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后，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唐山地震能不能用专群结合、群测群防法预报呢？——可恰恰相反，唐山大地震所以没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报正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
一般来说，人们的思维定势常常使得人们受已有的成功所局限，满足于已有的经验。至于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竟然弃已有的成功于不顾，最后导致失败，这样的事情倒还不多。那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事件。
海城地震发生于1975年，早在四年前就开始组织了群众性的测报站。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开始就组织很多测报站。但是先有一些群众性的测报站不但可以取得经验和必要的知识，作为种子，到必要时大大扩展群众测报站的数量，还可以给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从而判断出地震的危险是不是日益临近。而随着地震危险的日益临近，也就可以越来越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起更多的测报站来。从海城地震我们已经知道，1974年6月以后辽宁省委已经进一步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了。对地震群测群防作了部署。群测群防网站就此遍布城乡。前面说到的三个女话务员组成的测报组，也组建了六个群众测报组，队伍扩大到七倍，并且与周围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各种异常都汇总到她们那儿，再由她们总结汇报到上级。
那么既然唐山人民在1974年六月就知道地底下藏着一个恶魔了，既然已经做过群众性的防地震演习，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唐山在那时就应该有一定的群众性的测报站，即使数量还不大。到了1976年初，既然已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那为什么居然对群众一声不吭呢？群众抱怨的是为什么一声不吭。进一步地追查就必须追问为什么不在那时加强群测群防呢？
辽南从1974年6月以后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到1975年2月4日大震，是七个多月。唐山从1976年初到7月28日也是七个多月。两者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可在钱钢对唐山大地震的描述里，却几乎没看到群测群防的影子。群众抱怨不吭一声，正说明不但没有发动群众，或许还以为测防地震是高深的学问，一般群众不必知道，还一直对群众瞒着。——可以料定，有人会对“瞒着”两字制造谣言，而且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下列声明而停止造谣。这个声明是：我们不是说要把不确切的地震预测告诉群众，而是说应该告诉群众，唐山存在地震的可能，至于是否发生不但要依靠少数专业地震工作者，而且需要广大群众一起动手去把这个恶魔抓住。
可是不但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反而使得不少群众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因此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倒是一般群众可以各人做各人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预报地震，那完全托付给国家的专业性的地震工作者就是了。给人民灌输的这种观念完全背离了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谁使得唐山人民形成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辽南人民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群测群防就没必要搞了。海城地震的结局就将和唐山一个样子。
唐山不但没有进一步搞好群测群防，反而已有的群众性的测防工作被破坏了。
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事先没有小震，来为没能预报作解释。大量的小震固然是大地震的前兆，但电磁异常也是大地震的前兆。而且是最容易为群众性的土地电仪所测得的地震前兆。过分地强调前者，正说明了后者的工作没有做好。何况群众能够发现的可能的地震前兆种类多得很，如动物异常、水异常。过分强调小震，也说明了那些工作没有做。
钱钢回避了这件事，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在1976年以前，比如1974年和1975年，唐山究竟有没有组建过群众性的地震测报站？真的没有吗？1974年辽宁省就加强了群测群防，既然唐山那时也在[1974]69号文件中，会不搞吗？如果曾经搞过，那么在1976年都到那儿去了？为什么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撤销了？谁破坏了群测群防？
如果唐山的确从来就没有搞过群众性的测报站，那就算我们疑心太重吧。如果曾经有过那么你钱钢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的文章中对他们的来龙去脉一字不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唐山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该负责

当然国家地震局的专业地震工作者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就只有一件事被耽误了，没有做。像海城地震那样，关于预报地震的要素其他的都完备了，唯独缺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这件事。正是这件事没有做，才使得唐山地震没有能够及时预报。
谁的责任？

　　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
“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
　　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革”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者的心。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面对着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和其他资料，我们也被激动了，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现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带着疯狂时代味儿的文字，还有一些出于需要的恶意中伤，尽管是现在这个完全畸形的时代，是那个许多人似乎都变了一幅模样的时代，从充满着谎言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被隐瞒扭曲的事实真相。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揭示出来，告诉大众，留给后代。
汪成民同志分明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可是为什么这些资料“沉睡”了九年，却一直没有得到翻动，没人去追究原因？没人去追究谁该对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负担罪责。从1976年7月28日到1986年钱钢发表《唐山大地震》为时十年。可他却说资料沉睡了九年。十年扣除九年还差一年。那么这一年在干什么？仅仅是钱钢为了写作，用了一年时间，还是从来就没有翻动过？如果以前曾经翻动过，那么有人追查过原因了，为什么后来忽然不追查了？也没有作出一个像样的解释。当初谁追查过？这与当时的政局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就不追查了。如是这样那是为了包庇谁？如果从来就没有追查过，那么为什么老是不追查？有人究竟要隐瞒什么？怕人们从这些资料中得出什么不利于自己的结论？他们到底是谁？——大概不是林彪“四人帮”吧！如可以加罪于他们，早就加罪了。
对于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毫无根据地加到自己的政敌身上。所谓“四人帮”破坏地震预报就是这种货色。看来在尘封了九年的资料中没有能够找出任何根据。所以这一直只能作为不入流的谣言到处飞。钱钢的文章当然不能如此拙劣，但也高明不到那儿去。不过他留下了一些蒙昧的材料似乎足以辟谣。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
　　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
　　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儿说的“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不是别人，就是“四人帮”里的王洪文。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
　　“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时最高决策者中有两位已经逝世，还有一个被撤销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而“四人帮”全套地在这中间。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在里面，不久以后就逝世了。从这一些描写看来，此时尚在的最高决策，无论哪一个对地震都没有责任，包括“四人帮”。破坏地震预报的似乎不是“四人帮”。不管你对“四人帮”如何看？赞不赞成？总不能毫无根据地归罪于他们。
但是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难道以后一直无暇追究吗？还是不愿追究？在这些最高决策者中，有四个人不久被捕，还有人很快就被排斥。看来不是他们反对追究的。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那个很快又回来了，那么在剩下的和回来的决策者中，是谁反对追究，使得终究没能得到追究？
但是这些问题钱钢都不回答。钱钢也并不是那么老实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欲加罪的也绝不仅仅“四人帮”。

　　地震灾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里，也是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事后不止一次向人们说起：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

谁都明白！这儿说的政治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当时的批邓，反正不会指反对批邓，到处制造谣言，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甚至在天安门、在全国各地打砸抢、行凶打人、杀人放火的反革命暴徒。看来钱钢是要把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责任推给批邓了。而批邓不是“四人帮”独自搞的，而是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也有才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份。所以按钱钢的说法，他们全都有罪，全都得对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负责。那时候的确有股风，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谁反对邓小平谁就是反对四个现代化，这儿又把邓小平、胡克实作为地震工作的化身，谁反对邓小平、胡克实，谁就是反对地震工作。
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总有政治活动伴随着，不管哪一派上台掌权都一样。如果这就是要对唐山大地震负罪责的理由，那么政坛上谁都跑不脱。如1981年四川水灾，尽管有电影对四川领导进行高八度的吹捧，但群众是很不满的，实际是他们延误了救灾。又如安康的大水更有群众认为是人为的大水灾。在那段时间里不是没有政治活动，最大的事就是“审判江青”。那么既然如此，钱钢为什么不把那些灾害的罪责算在“审判江青”上？自从邓小平复辟以来，提出了“改革开放”，能不能说以后有了灾害不由分说就可以归之于“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改革开放呢”？如果要仔细追究，不少灾难倒的确要归之于“改革开放”。如“改革开放”以来大肆攻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使得河道失修堵塞，1984年辽宁省分明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辽河却差点溢了出来。到了去年（1985年）终于溢出来了，而水量不过2000个流量，《中国青年报》甚至供认只有1700个流量，而1968年是这个数字的三倍，5000个流量也没有溢出来。——这不是“改革开放”的罪恶又是什么？又如“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为了“先富起来”挖了长江大堤的土做砖头，到了长江涨水，差点决口，不得不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去修补大堤堵决口。可洪水刚过又有人在挖土制砖了。还有……类似的事举不胜举。今后还会有天灾，还会有相应的人祸。——但是我们历来主张要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罪就决不能够放过，与改革开放无关，也不能毫无根据地或勉强地强加之。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第二，政治活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从1975年到1976年邓小平急于当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夕，一批反革命暴乱分子，不上班，不工作，脱离工作岗位，伪造“总理遗嘱”，制造各种反革命谣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全国各地搞反革命暴乱，行凶打人、打砸抢、还杀人放火，他们确实是破坏因素，有人虽然在岗也因为对批邓不满对工作抱消极态度。为什么不说是他们的责任？——看来指责政治活动妨碍了预报唐山大地震，纯然是出于需要和好恶。对立的双方都在搞政治，赞成的就捧上了天，再大的罪恶也是功劳，反对的就贬下地，把一切过错和责任强加到头上，不由分说，不要别的证据。
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没有正确预报是由于批邓，那么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就是当时的批林批孔了？看样子钱钢决没有这个意思，也决不会同意。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要把当时的功过归之于当时的政治，什么时候与当时的政治无关呢？看来只能看人们的需要和好恶了，需要贬低一个时代，贬低一个政治活动时，一切功劳与他无份，而一切罪过加到头上，需要抬高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治活动时，就一切功劳归之与他，一切罪过与他无关。总之一切功劳归之与自己，一切过错归之与对立面。这种需要和好恶难道不是政治活动和目的吗？
其实在国务院文件里倒确实明确提到“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中央地震工作路线的。看来这一文件自己认为自己是应该归功于批林批孔的。
钱钢的意思是由于批邓，地震局忙于运动而未搞工作，所以唐山地震预报工作没有做好。第一这是自相矛盾。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明明说“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短期和临震预报的成功，离不开中期预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作者在数年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而且他还用了不少篇幅描写了大地震前，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做的大量工作。可见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批邓而被耽误。
第二：钱钢说地震前地震局长刘英勇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真是这样吗？——这个说法无异于招供：唐山地震没能预报是地震局长失职，工作没做好。如果真被耽误的话，那就得追究他的责任了。可为了开脱，他自己，还有钱钢归罪于政治活动。这样的借口是绝不能为失职开脱的，而且也没有回答主要是哪一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才使得地震未能预报的。是不是把群测群防工作耽误了？刘英勇对群测群防是什么态度。这一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回避就是理穷辞曲，无言以对。
在那一年，尤其是唐山大地震前，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地。都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本就不存在被批邓耽误的事。实际上1976年唐山地震前比许多年份还好得多。最最足以说服人的是：尽管这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大灾，水、旱、虫、雹等灾也很重，但即使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显然缩小的数字，该年农业还是创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那年夏粮又是一次大丰收。工业也有微小的增长，正像钱钢说的“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可是尽管如此，1976年的工业居然不是下降。这与当年上半年经济形势非常地好有关。上半年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既然其他人都不因为批邓而影响了工作甚至还比许多年份好得多，地震局就能以批邓为自己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开脱吗？
既然唐山地震可以预报而没能预报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就必须追究是谁破坏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破坏群测群防就是谁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地震局里必须进行排查，每个人都要查查他对群测群防的态度，有没有反对和破坏行为。坚决主张积极行动的有功，反对破坏的有罪。
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有一些人很想掩盖过去，钱钢也适应他们的需要，竭力掩盖。而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去，必须一追到底。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谁的责任？使得唐山大地震原应做好群测群防的，结果却没有做？

　　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
　　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
　　“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这一系列问题问得很好，可是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以备审查”的历史资料都被尘封了九年之久。或者根本就没有追查责任者，或者追查了一会儿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历史资料为什么会被尘封了九年，钱钢也都避而不谈。究竟是谁要掩盖什么？要为谁开脱？
“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枪毙地震局局长？谁都知道，我国历来党大于长，如果说应该枪毙谁，那也应该首先枪毙地震局的党组组长。而国家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不是别人，正是胡克实。如果说有人该枪毙，首先应该枪毙胡克实。
一提起胡克实，人们就会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团中央的三胡。谁都知道团中央的三胡是邓小平的心腹。现在这三胡都高升了。
第一个就是人人皆知的信口开河的“总书记”，雅号胡乱邦。就是这个胡乱邦在邓小平复辟后，很快就当上了总书记，并且窜到西藏说要把汉人全部撤回来，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藏汉矛盾。去年（1985年）“总书记”又窜到香港，公然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捧孙中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还是认为现在还是“中华民国”？
第二个就是人称“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理论家”。就是这个“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个青年刊物里醇醇教导青年“六六六所以叫六六六，是因为做了六百六十六次试验才成功”（六六六是因为它的化学分子式C6H6Cl6才得名）
第三个就是这个胡克实。
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不过是中央第七号人物。可他竟然把团中央成员召集拢来封官许愿。说：“你们这些人，将来有的人要当总理，有的人要当部长，你们思想不革命化怎么行？”
什么“思想革命化”？拆穿了，不就是邓小平化吗？
当时邓小平不过第七把手，凭什么来封官许愿？凭什么说一定要让他的心腹来组阁，一定要让他们当总理，当部长？周总理还健在，是第三把手，国防部长副总理林彪也比他高一级。刘少奇和他结伙。看来也没有在他的眼里。就是党的主席组阁也要和大家讨论，他凭什么私自封官许愿？他不是到了1975年才急于当总理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把总理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打破了他的迷梦。
不过由于毛主席逝世，又没有一个好的接班人，他总算如愿以偿了。这时胡乱帮并不是当总理，而是当“总书记”。
至于在1976年时，正是胡克实在当国家地震局党组组长。实际担任这一职务还要早得多。
没有搞好群测群防他该不该承担责任呢？先让我们回到1975年海城地震以后。既然海城地震的主要经验是搞好了群测群防，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那么我们就得探究究竟谁破坏了群测群防。

◆人为天灾的前兆

唐山大地震在应该得到预报也完全有条件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得到预报决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时代背景。钱钢和一切带着现在这个疯狂时代气息的人都毫无理由地把唐山大地震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拉扯在一起——自然是和他们的政治对头硬拉在一起。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钱钢说。
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唐山大地震》中那些由于毫无根据不得不以低八度的暗示和乱拉关系的恶意中伤，而撒布的很不光明的诬陷，而把眼光投向所透露的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我们便能作出判断：连钱钢也知道当时中国大地充斥着各种谣言和无稽之谈。但在时间上被隐瞒了，这类荒唐的谣言早在1975年就已经十分盛行了。他知道，他当然知道，而且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
1975年尤其是夏秋以来对于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就出现了许多谣言，流言像飞蝗似地到处乱飞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
“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其实我国也从没人宣传过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没有一张报纸有这种说法，报上只是按照新闻原则公布了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消息。而有些人从来就见不得我国的任何成功。一见到就忍不住要否定、要攻击。
国外倒帮我们“吹”过。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可他们却坚持说：“营口地震预报成功是吹的”
可海城地震明明得到了预报了的，大批的人民群众明明得以免除一次死神的邀请，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对此他们决不会没有办法，反正只需要一张嘴巴两层皮，舌头一转什么事情都可以解释。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我们中国什么都不行，连万里长城也是日本人帮我们造的呢？何况地震预报。
外国人尊重事实的还能够准确地评价我国的成绩，在他们的著作里非常客观地肯定了海城预报的成绩和经验。而那些据说也是中国人的假洋鬼子却恨不得扒下自己的黄皮肤换上一身白皮肤。
类似的事还有，我国的风庆轮远航五大洋，表明了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体系终于建成。这些人一开始拼命反对，远航成功后却到处造谣说：“风庆轮上的东西都是外国的，所有的设备仪器都是外国的，连绳子也是外国的。”事实真相是，风庆轮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外国的，连一条绳子都不能外国的。开船前夜全体船员检查，发现船上有外国的东西就扔出去。结果除了一条绳子以外没有一样是外国的。决定是不能用。上海市革会安排，上海一家小厂连夜加班，到了早上开船前，终于把自己做的绳子拴到了船上。可是这样一件事到了他们那儿竟然完全走了样。其创造的灵感和厚颜无耻实在使人惊奇。
这些人不仅仅具有惊人的造谣功夫，而且还直接地干扰了我国的各项工作和路线政策。
他们以高八度的口气攻击和贬低海城地震时，正是集中力量重点攻击群测群防的。
他们把发动群众收集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等，说成是瞎胡闹。把取得的大量信息得以汇总起来令专业地震工作者分析出有价值的结果，说成是吹牛。
他们大力散布“地震工作神秘论”，说“预报地震还是要依靠专家，大老粗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大肆宣布中国不如外国，说“当前世界上日本预报地震最先进了，我们中国算了。没有日本专家，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反对党的一元化的领导，认为地震工作党不该过问，只需让地震专家去搞就可以了。然而如果没有辽宁省委发动群众，海城地震能够搞起群测群防吗？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必然破坏了群测群防。
他们还说道：“地震预报必须有精密的仪器，只有专家才能玩得转，一般人行吗？”“一只电表，两根电线，能够预报地震吗？”——这是对群测群防中广泛使用的土地电仪的攻击。
地震预报当然也需要一些精密高级的仪器，有这些仪器当然是好的，多一点更好，但越是高级数量越不能不有限。而许多群众性的土仪器虽然灵敏度比不上高级仪器，精密度更没法比，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只电表，两根电线和一堆钢筋来比，灵敏度总要高得多，比日光灯管也要高得多。如果说一堆钢筋会冒出火花，好像有个隐身人在烧电焊，从而表明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异常，那么如果在唐山大地震前，早已密布了大量的群众性的土地电仪，不是可以更早测出唐山一带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异常，从而得知一场大地震正在孕育中吗？
群众性的土仪器也包括简易的测量大地颤动仪，灵敏度当然远不如国家地震局里的精密仪器地震仪。但当地震来临时，即使人们不能感觉得到，它们往往已经感觉到了，这就可以使得群众广泛地测得有感的和无感的小地震，当大量的小地震成为大地震的前兆时，综合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预报地震，在海城就有这样的仪器并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在唐山大地震中固然不能起到预报作用，也决不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由于地震就发生在北京国家地震局附近，以至大地震发生时，国家地震局的精密仪器不是被震翻，就是严重出了格。使得地震发生好久还定不下震中在那儿。这使得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先生们又有了攻击的借口。其实根本怪不得谁。这叫灯下黑，懂吗？正因为离震中近，仪器震翻出了格能怪谁？恰恰相反倒是我国国家地震局里的仪器都太精密了。如果京津唐存在大量的群众性的土地震仪，它们比较简陋粗糙，但坚固不会震翻，灵敏度不高但在大震下不会出格，到大震发生时，灵敏度已经不重要了，不高的灵敏度反而容易测得数据，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那么还会地震好久还不知道震中吗？从这件事应该得出启示，国家地震局里不能仅仅存在灵敏度高的地震仪，也应该有一些坚固而灵敏度不高的仪器，平时依靠灵敏精密的仪器捕捉微震、远震，近处发生大地震时，主要依靠坚固但又灵敏度不高的仪器来测量。量体裁衣用不着游标卡尺和千分仪，修路造桥用不着精确到毫米。
从这儿还可以知道群测群防不但对预报地震是重要的，在地震发生后同样是重要的。三个女报务员在海城地震发生后坚持岗位七天六夜不正说明这一重要性。——顺便提个建议，以后简易的群众性测量地震仪器应该制式化，同样信息测得的结果要尽量一致，效果要提高，价格要极低廉。
那些如蝗虫一般的谣言和攻击，正是破坏群测群防工作的腐蚀剂。即使这些谣言仅仅出于最下层的小爬虫，一样起着严重地涣散军心，松懈斗志，破坏组织工作，干扰对认识地震预防地震工作的部署，妨碍地震工作开展的作用。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正是这些谣言给唐山人民灌输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因此老百姓不用管。至少这些谣言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好像在作战前夕散布失败情绪，干扰军事部署的人应该受到军法重处那样，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这些人在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后，更活跃了。于是谣言又出来了。
他们幸灾乐祸地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吗？这次怎么没有预报？”
“唐山大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正在唐山帮我们预报地震，后来被气走了。”
被什么气走了，不言自明，不就是说被批邓气走了吗？
据说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得已只好把日本专家又请回来。可是后来日本专家又要走了，结果在唐山发生了一片恐慌情绪。”
他们的谣言完全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想通过打倒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按照我国的地震工作路线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或者按照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所说，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在地震工作上正是群测群防。可正是他们最最听不得，大肆攻击和激烈反对的对象。他们以极其轻蔑的态度说：“又是这老一套”
可正是这“老一套”，使得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设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地震预报中的群测群防原理在抗日战争中就广泛地使用了。八路军没有侦察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甚至连望远镜也很少，但消息比日本鬼子灵通得多。靠的正是“群测群防”。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密切监视日本鬼子的活动，往往鬼子一出动就知道了，而日本鬼子倒常常两眼抹黑。一位老大娘、一个儿童也会给八路军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那时也有土设备，不是土地电仪，而是消息树、鸡毛信。解放后也正是这“老一套”把我国由一穷二白饿殍遍野的国家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人民有吃有穿，工业和科学位居世界前几位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老一套”如果说他们有切齿之痛，那倒不假。但说“老一套”没有极大的威力，那究竟算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呢？还算是什么呢？因为也正是这“老一套”在他们颠覆伟大人民共和国的美梦眼看就要成真时，却不意遭到了“十年之苦”，尽管不过进进五七干校，参加几天劳动。比他们把大批的不同意见者投入监狱甚至予以杀害、比他们拉大批完全无辜者来顶缸施以残暴苛刑，不知要温和多少倍。
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确实和政治有关。但政治至少是两方面的，一般是多方面的，关键是在哪一方。既然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的原因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只要看看究竟哪一股政治力量反对群测群防就可以确定嫌疑犯了。政治舞台上决不是只有一方面才大力投入，另一方面只是无害而可怜的受害者。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一股政治上的寒流，这股寒流又历来以最卑劣的各种阴谋、造谣和流言作为手段。这股寒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1975年这股寒流又到了疯狂的地步。并且1976年也并不因批邓而低沉下去，反而更疯狂了。
蛇出洞，鼠乱窜，预告人们地下的恶魔正在孕育着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
同样疯狂的阴谋、流言和谣言表明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又一次面临着被颠覆的严重危机。而且酿成了疯狂的暴乱，可笑的是不但不堪一击，实际尚未一击只是一篇广播讲话就如鸟兽散了。只是由于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被颠覆的危机才成了被颠覆的现实。
各种谣言无奇不有，这些人简直像发急了的疯狗一样见到什么都要狂吠，碰到什么都要乱咬。
比如，明明我国十年来连续丰收，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大中型国家中居于第一位，而且是在没有大量易垦荒地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艰苦的劳动、科学的态度提高单产实现的。他们却偏要说我国的农业不但增长不快，反而在倒退。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来也承认我们养活八亿人口是一个很大的成就。——22年以前他们可是预言我国养不活四亿人民，早晚要跪在他们面前的。可是他们竟然连这位曾经是封锁我们的敌国的总统都不如。尤其1972年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遇到了严重的天灾，全世界饿死了几千万人，而我国纹凤不动。别的不说，华北大旱，我国广大农民学习大寨，光机井就打了一百多万口，使得大旱年不见旱象，1973年又是大丰收。从此以后“百分之七的耕地，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就誉满全球。可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后，竟然说“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不是事实，是吹牛。而现在明明由于包产到户农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我国成了继老大哥后第二大粮食进口国，第三世界惊恐地害怕中国在世界上抢购粮食，可他们居然可以毫不知耻地吹成大丰收。这才是“高八度的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不知怎么没有使钱钢先生动容，下同。
又如明明我国十年来工业迅速增长，他们竟然说没搞生产。明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现在又是十年了，在中国大地上的工厂大多数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星罗棋布，余下的主要是大跃进留下的。他们却说没有什么工厂建设起来。而最近十年来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建设起几个工厂，就是建成的主要也是那十年快要建成遗留下来的，或者不合他们的意在他们摧残下艰难地建成的。而他们居然可以吹为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
明明在那个时期我国大批年轻人就业，十年以前留下的待业青年全部得到安置。尽管如此还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农村又招收了1400万农民进城。以至于1972年发生了严重的三个突破——就业突破，吃商品粮突破和工资总额突破，后来仍然继续猛增。而他们居然可以说由于没搞生产、没搞建设所以造成严重就业问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是为了改变农村缺乏文化的落后面貌，也确实大大改变了农村的文化面貌，本来要求知青扎根农村终身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可由于工业建设和其他社会发展急需要人，不得不把1600万知青调了1300万回城。可是他们居然说知青下乡就是为了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而最近十年来才是严重的就业问题，以至于要青年自谋职业摆茶摊。他们倒可以说安排就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明明我国高中生增加了十倍，初中生增加了三倍，绝大多数儿童都能受到教育，大多数的中学都是那个时代建立的，不少农村有了中学。可他们居然说教育一片破败。而现在不少农村儿童，尤其女童已经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出现了一大批新文盲，可是他们居然说是“教育的春天”。
明明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导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导弹驱逐舰、歼八飞机等等，并且已经着手发射通讯卫星和载人飞船，航天飞行员已经培养，光农作物优良品种就是一大批，占世界半数，其中以杂交水稻最为突出。这些优良品种都不仅仅是哪一个科技人员的贡献，而是集体攻关的结果。以杂交水稻来说，不但袁隆平有功，而且是在1967年教育革命时作为试点，1969年提出科学种地时定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它的具体组织者至今还是对人民隐瞒。1973年为此还召开了十几个省一千多人的大会重点解决三系配套。工业上以电子科学为例，我们先搞出了集成电路并且开始批量生产，紧接着搞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与世界的差距大大减小。可他们居然可以说我国的科学没有发展反而落后了。现在航天飞行员不知道那儿去了，发射通信卫星的“时间之长是空前的”，海军、空军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农业好久没有新品种培养出来了，电子工业成了外国的组装车间，越来越落后了，却说到了什么“科学的春天”。
明明我国在1972年邓小平在江西时，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比如《唐山大地震》里的陡河电站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大地震中几乎毁灭，1978年3月还是胜利地正式投产。地震的破坏只使它多付了10%的建设费。可他们竟然说我国“闭关锁国”、“排外”，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开脱罪责，倒扣在我国自己身上。
这是一群疯狗，见到什么都要狂吠，碰到什么都要乱咬。对地震工作同样如此。1975年我国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自然也难以逃脱他们的攻击。
这些谣言的制造者他们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们的谣言和流言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至少它会使得唐山人民和全国人民认为既然我国的地震工作不先进，海城全靠日本专家预报的，既然现在有日本专家在我国工作而日本地震工作最先进，那么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关心地震，到时候国家自然会通知大家的。既然群测群防和各种土仪器是如此的无效而又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摆设，那么我们又何必去凑这个热闹呢？像这样唐山和全国的群测群防工作还能进行吗？这种谣言的制造者不正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破坏地震预报工作吗？
这些人不但是破坏者，而且当破坏出现严重损失后，更会夸大损失。他们历来善于把自己造成的灾难推给他们的对立面，又尽量夸大灾难进一步给对立面加罪。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就是他们造成的，就是在推给对立面后又尽量夸大。1976年更是危言耸听。据说：“我国原来有九亿人口，现在只剩下八亿了。”言下之意有一亿人在地震和批邓中死亡了。
这种疯话不是哪一个人在说，而是某个特别人群的群体现象。当我们周围属于这一人群的人在这样说时，我们曾问他们：“我国每九个人里死了一个？照你们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单位有××××人，就有×百人死了，请问那×百人死了。”结果没有答案，只有更加仇恨的眼光。
这决不是个别分子的热疯的胡话，而是代表着一种颠覆人民共和国的势力。何况这股风也决不仅仅在下层，这股风还是从一个防空洞里吹出来的。而这一防空洞正与胡克实有关。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胡克实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同步开始的

胡克实无论如何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嫌疑犯。
有人会说胡克实后来不是被批邓撤了职吗？可是1976年初批邓还没有正式开始，既然已经发现唐山存在地震危险，决定加强该地区的工作，作为党组组长就不该对于没有搞群测群防负责吗？邓小平那时也没有撤职，而且主持了周总理的追悼会。
有人可能会说胡克实撤职后另外换了党组负责人，为什么不叫他们来负责？另外换的党组负责人是谁，我们不知道，钱钢也没有说，他不应该不知道。但是我们可确切地相信另外的党组负责人绝对没有责任。
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没有做好群测群防，可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1974年这一工作应该已经开始了，至少群防是演习过了。而在胡克实撤职后群测群防也几乎同步开始了。关键是在这中间1975年和1976年胡克实撤职前，群测群防是怎样被破坏的。
钱钢曾经给了我们一个倒数时间。我们也数一下时间。
胡克实撤职的第一天。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据国家地震局干部周英志回忆：十二日，出席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代表陆续到达唐山。……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又是老一套，好像他们挨批判很委屈，可是却从来不说究竟给他们加的什么样的具体罪名，具体的证据和各种细节，也没有对这一切的反驳。只有最最没有理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这可以算是冤屈的话，那么任何罪犯都可以算冤屈了。杀人犯可以不提他的罪名是杀人，不提人们给他加的杀人罪，以及各种证据是否确实，反正判他死刑就是对他的诬陷和迫害。强奸犯也可以不提人家给他加的强奸罪，以及各种证据是否确切，反正送他进监狱就是对他的诬陷和迫害。
但尽管如此我们恰恰看到，这真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尽管唐山大地震前群测群防工作没有做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做。但是这一切正是在党组组长胡克实罢官那一天开始的。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1975年，没有见到在唐山进行群测群防这个词。1976年初也没有看到这个词眼。在他的整篇文章中，“群测群防”这个词儿总共只提了六次，没有一次是为了探索地震为什么不能预报而提的。就拿这一次来说，所以要提这个词儿，是因为那次会议叫做“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提到后也没有进一步深究，好像这次会议并不是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那样。更没有去探索唐山地震没有预报与群测群防没搞好有没有关系，差不多能够回避就尽量回避。可是我们看到了事实，胡克实一撤职，群测群防就开始了。胡克实的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工作同步开始的。他撤职就是群测群防的开始，群测群防的开始就是他撤职。反过来，他不撤职就看不到群测群防的影子，只有他撤职后才看到了群测群防。
钱钢没有告诉我们，胡克实罢官后谁负责党组工作，或者虽没明确的党组组长，也应该有个实际负责人。从当时来看既然胡克实被罢官，那么主持罢他官的人当是实际负责人。但从钱钢的描写中最最起码应该得出结论，这一位对唐山大地震未能预报没有任何责任，也不该由他负责。应该做的工作做到家了。群测群防不是立即开始了吗？可是钱钢非常吝惜笔墨，居然连这个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的名字也不肯透露。他不应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不应该不知道是怎样决定、是谁决定开始群测群防的、又是怎样搞的。这一些极重要的事情，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有透露。——不透露也是透露，可见凡是反对胡克实并且罢他官的人，都不该对唐山地震未能预报负责。钱钢的态度显然跟他们非常对立，同情心完全放在胡克实一边。可他对他们是否破坏地震虽然很想加罪，暗示罢免胡克实破坏了地震预报，似乎胡克实就等于地震预报，谁反对胡克实，谁就是反对地震预报——这就表明他很有这个想头，可是他无词以对，没法公开明确地给他们加罪，拿不出任何稍微可能使人们对他们怀疑的材料，所以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提。
拿不出任何根据就采用“暗示”，引导人们把地震未能预报的罪责加到胡克实的对立面，这决不是一种光彩的手段。
胡克实撤职后第三天。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距唐山地震十三天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注着刘英勇。
　　“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七月十五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

从北京到唐山就需要时间，到了唐山还需要生活等各种安顿，需要等各位参会者到达，而主持单位照例应该先到。主持单位到达唐山后，不过三天时间，会议就正式开始了。钱钢也没有告诉我们这“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详细情况，只是提到了汪成民同志。
胡克实撤职后第五天。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

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已经开了三天。日程安排较紧，连休息时间也利用起来了。
汪成民同志无疑是有功的。对于群测群防工作也是积极的。可惜这一工作才进行了五天，目前刚刚正式开始，正因为时间短，也只能靠他发三百多份调查表，这是远远不够的。也已经晚了，这些表格在唐山地震前大多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才有表陆续寄到。

胡克实撤职后第十天。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六天。

　　汪成民回京。
　　唐山之行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临震异常。还没有充足的依据，发出京、津、唐临震预报。
　　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汪成民等人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这是两张大字报，明确提出地震活动可能将转移到北京地区，要紧急动员，用临震姿态注意本区地震动向。为节省篇幅，大字报其余内容就略了。
汪成民同志虽然对群测群防工作是积极的。但是表格才由他发出去怎么可能马上得到答复呢？所以在他的大字报里只有专业队的内容。尽管他唐山之行是去搞群测群防的，但短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指望他能从群众中得到更多的临震异常、充足的依据，从而发出临震预报呢？
钱钢把汪成民同志写大字报的原因归之于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能够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吗？就以地震预报来说，有提倡让工农群众来做科学的主人，广泛发动群众群测群防，也有主张紧闭地震局大门，只由少数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来从事研究。——这既是政治又是紧密地联系着业务。不在政治上战胜反对群测群防的人，业务也就只好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开展。
当时站在各种不同立场各派力量都在忙于政治斗争。为什么偏偏要把责任毫无根据地推向与自己对立的一方呢？
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制造谣言、拨弄是非、行凶打人，搞打砸抢、杀人放火的暴徒无一不声称要刮业务台风。其中也有科技部门的。但实际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政治，这种政治不过要让一股邪恶势力篡权上台，业务不过是一个借口。从可恶的1966年算起，不过九年就有海城的辉煌，现在（1986年）又是十年了地震工作有什么辉煌？其他业务工作有什么进展，为什么反而大大不如被加上“只搞政治，反对业务”的罪名的时代。他们自己刮的才完全是政治台风，造谣言、拨是非、行凶打人、打砸抢、杀人放火，那一件属于业务。他们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全国其他地方搞暴乱，这是干业务吗？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正忙于反革命的暴乱政治，很少过问业务工作。
他们的政治台风不过是一股邪恶的西风，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连群测群防地震也可以阻扰反对，置千百万人的生命于不顾。这种政治才真正破坏了业务工作——钱钢指责政治运动影响了业务工作，可为什么对那些却没有一点批评呢？那不也是政治吗？
在邓小平一伙复辟篡权的滔滔浊浪中，全国没有一块地方可以成为安定的绿洲。而且这种人很有一些在科技部门，国家地震局自然也不会是世外桃源。对于那些不搞业务忙于反革命暴乱的人，对于出于政治需要攻击群测群防的人，对于大肆反对钱钢也不能不承认功绩巨大不可抹煞的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人，钱钢为什么仍然没有一点批评呢？正是这一文件中提出了我国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反对这一路线也就是破坏了地震工作。
较量中的双方都是密切关心政治的，只有把反对群测群防的邪恶政治势力打下去，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才能开始。反对邪恶政治自然也是政治，但就因为这个就得扣上破坏地震预报的罪名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邪恶势力为了自己复辟篡权，肆意破坏在海城行之有效的群测群防工作，却不许坚持已经为实践证实的正确的地震预报路线？为了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必须反击邪恶政治。只有这种政治才真正有利于业务。可却偏偏是钱钢攻击的对象。
汪成民等同志使用了大字报。可那时候这些人不正忙于把邓小平捧上台，而邓小平刚复辟上台，立即就把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用一句话就定为非法了，并扣上文化大革命极左的罪名——参加和支持天安门广场暴乱的人贴的大字报除外。以此来论，汪成民的大字报实在属于违法。不知道钱钢认为他的大字报究竟是有利于预报唐山大地震，还是破坏预报大地震。如是有利于预报唐山大地震，不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推动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吗？不然，不然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介汪成民的大字报了。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汪成民等同志不得不使用大字报，正是由于他们的意见受到了冷漠。钱钢用“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这是为冷漠者开脱，并且嫁祸于人。
胡克实撤职后第十四天。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许——距唐山地震四十四小时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行十五人，由汪成民等人带队，前往北京市地震队会商。
　　面前的情况是：
　　对于京津唐地区的发震可能，中期预报早已作出（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贯彻为标志），中短期异常也已出现（以北京市地震队“七大异常”为标志），但是临震预报——即有较为明确的地点、时间、震级的预报，尚难作出。
　　会商双方一致认为情况严重，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
　　……
　　问题的关键已很清楚：要立刻向领导汇报，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

别的工作都已经做了，唯一缺乏的是临震预报尚难作出。已经决定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只有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可惜太晚了！太晚了！距唐山地震只有四十四小时了。
胡克实撤职后第十五天。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

　　在汪成民等人再三要求下，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听取分析预报室汇报。参加者有副主任梅世蓉、专业工作者汪成民、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介绍震情的汪成民事先写了汇报稿，他念道：
　　“局领导：自七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计四十八次，仅七月份就有十次，其中七次是七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汪成民念了与贴在局长门前的“大字报”内容相同的一段文字。接着说：
　　“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北京队已提出自建队以来最突出的异常形势，但大家都同意何时发震要看临震异常。我们已发了表格，但收到还不多。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过去几次大震反映临震较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
　　军人出身的张魁三副局长：“说了半天，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与会者无言以对。
　　会议由技术人员出身的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最后拍板：“鉴于目前科学院会议较多，这样，一、你们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资料；二、下星期准备一周，要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三、明天派一辆车到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都表示同意。
　　会议于中午结束，距唐山地震发震时刻只有十五个小时了。

发出去的表格已有收到，但收到还不多。汪成民等人再三要求下介绍震情的汇报稿，主要还是写的专业地震工作者的工作情况。还没有什么内容写到群众提供的地震前兆。仅仅根据专业地震台站提供的信息谁也不能做出结论。
事实上在这个时候，群众性的测报组还不可能有时间来得及建成。可是地下的恶魔所给的时间只有十五小时了。
太晚了！太晚了！在胡克实撤职后，尽管群测群防工作马上就开始了，行动不可谓不快，汪成民等同志也是尽了最大力量的。可是就凭胡克实撤职后的不到十六天，要搞起群测群防太晚了。十五小时后地下的恶魔肆虐了，突然其来的大灾难发生了。这以后的一两天里，汪成民同志的表格才陆续寄到。可是太晚了！太晚了！数量也不够。尽管胡克实一撤职就立即开展了群测群防，尽管胡克实的撤职和群测群防的开始是同一天，行动不可谓不快，可是还是太迟了！太迟了！地下的恶魔走到了人们的前面。尽管有汪成名等同志努力过，但是还是没能收到及时的效果。
然而在七月二十七日会议上还不是没有一丝可能改善局势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冒昧地发出地震预报自然是不妥的。但立即“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还有十七个小时的机会。告诉群众，目前唐山有大地震的危险，是否一定发生我们还不能肯定，需要广大群众配合，大量捕捉异常情况。同时广泛地宣传抗震防震知识。还有十七个小时的机会。——如能这样做，即使后来没有发生地震也并不等于喊“狼来了”，不会是后果严重的误报。虽然并不等于正确地预报了地震，不能把损失减到最低程度，但至少群众还可以像耿庆国的父母那样在地震突发时“赶紧裹上棉被”。更进一步，当这样的消息发布后，虽然不是预报地震，各地发现如动物异常、水异常、地声地光、地磁异常、地热等各种反常现象的群众，就会立即把它们和地震联系起来，或许已经来不及上报了，但他们自己和他们周围的人，当有机会逃脱地下恶魔的魔爪。伤亡和损失将大大减小。
这次会议是绝对有问题的。汪成民分明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请领导赶快研究措施。可是作为领导的张魁三副局长却逼着他们表示自己的“倾向性看法”，提供“规律性的东西”。对此他们自然只能无言以对。如果他们那时已经可以提供这一切，那不是他们对地震已经做出了肯定或者否定的答复了吗？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条件吗？汪成民等人分明确定只有发动群众，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可现在却不提发动群众而要他们马上作不可能作的结论。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的最后拍板也是错误的，他提出的三点全是专业人员的工作，对于汪成民等人要求的发动群众却没有一字。
查志远、张魁三还是在汪成民再三要求下才听取汇报的，对于这次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们表现了奇特的冷漠，对于发动群众似乎也不那么感兴趣。汪成民等同志甚至提出“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作为领导自然不能不对此抱郑重的态度，这我们可以谅解，但是对于并没有大风险的“发动群众”为什么也那么冷漠呢？最使人遗憾的是如此冷漠的查志远，成了“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主持人。在钱钢给我们提供的材料里，除了汪成民同志以外，这次会议其他什么结果都没有给。而且汪成民同志要求发言，查志远还没有同意。汪只好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都表示同意”，那么次要人员呢？次要人员中看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的意见中有没有强烈表示必须立即通告群众？汪成民同志算不算次要人员？看样子算。另外还有哪些次要人员不赞成？他们是谁？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张魁三的问话完全违背了汪成民同志的初衷，在这突然其来的质问中，要他们立即表态，大概把汪成民同志完全问懵了。面对这样预先没有想到的质问，如果我们处于汪成民同志的地位，也难保哑口无言。但是如果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汪成民同志是完全可以给以回答的。他可以说：“根据海城的经验，必须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夜震。目前地震的危机已经非常紧迫，但是仅靠我们专业人员掌握的有限的材料，还没法做结论，也不能苛求我们做结论。我们并不是要求立即发地震预报，现在发预报还不具备条件。我们要求的只是像海城那样立即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赶快搞群测群防，紧急动员起来，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希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立即决策。我们无法肯定大震一定发生，但是大震的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如果一旦发生措手不及，谁来负担责任？必须立即把真相告诉群众。”辽南海城地震前，从从容容地组织起群测群防队伍，可现在汪成民同志连紧急措施也求之不得了。从这些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汪成名等同志要用大字报大声疾呼了，不是什么忙于政治运动，而是他们“紧急动员”的意见受到了漠视。
确实必须立即把真相告诉群众。我们拟定了一篇当时应该立即广播的发言稿，大家来判断有没有道理。

京津唐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各级领导同志们：
我们是国家地震局，今天把京津唐地区的地震情况通报给大家，希望大家既要热烈认真，又不要慌乱。京津唐地区存在着一个地下恶魔，已经被我们追踪了好几年了。但是仅仅凭着我们少数专业工作者的努力是完全不够的，希望立即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上开展群测群防，希望各级党委领导立即行动起来组织群众搞好群测群防。
我们所以在今天要做这个广播，不是说已经可以肯定今天就会发生地震，而是说地震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的专业工作者工作很辛苦，但是地震预报工作开始还不很久。尽管我们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并不等于地下的奥秘已经完全掌握了。海城地震也是依靠专群结合，搞好了群测群防，群众提供了大量前兆供我们归纳分析，我们才得以作出正确预报的。
目前我们的地震工作者有的认为今明就可能发生地震，有的却认为将在几年以后。他们都有道理，但他们的根据都不充足，他们也都承认自己没有百分之×十的把握，更谈不上百分之一百的把握。根据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必须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夜震，事情已经非常紧迫，但是还不能确定。我们不可能在现在便作出或者马上发生、或者暂不发生的结论。关键就是仅仅依靠我们专业工作者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协助我们。
如果发生突然其来的地震，希望大家冷静，不要作出跳楼等蠢举来。而应该……，如果大家正在睡觉，要立即紧紧用被子裹住身体。如果……
希望各级领导立即组织群测群防，把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微震、地形变化、地声地光地热、海平面和潮水起落等等异常收集起来火速通报我们，以供我们分析。也希望广大群众在群众性的地震测报组建立起来前。如果发现严重异常或较大面积的异常时，一方面要及时通报我们，同时大家应该各自为战，做好自己周围的防震抗震工作。
我们把全部真相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慌乱，不要轻易干扰现在的工作，但又能火速行动。在不妨碍工作下，尽可能地少在危险地方待留，现在反正是夏天，晚上可以不睡在家里的就尽可能睡在外面。
以上这些希望得到大家支持，如果不发生地震，希望得到大家谅解。
国家地震局1976年7月27日

这不是地震预报，如果地震不来，不存在“狼来了”。如果地震很快来了可以减少很多损失。如果地震在一个月或几个月后来，群测群防工作已经严阵以待，第二个海城将会实现。当然大自然对我们这一工作的报答只能是第二项。会有很大的损失，但又可以大大减少损失。要相信群众，要对群众说真话。既不是冒冒失失地发布不成熟的地震预报，又不搞神秘化，不是只让少数地震工作者冷冷清清地办事，一直到自认为成熟了才向群众施恩。
这次会议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当然要一个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工农兵作科学主人的党的领导，一个在地震工作中努力贯彻党的地震工作路线，积极支持和领导群众性的预报地震、抗震防震的领导。
如果是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群测群防，反对马克思主义，窃取共产党名义的党的领导，不如早一点把他们撤职好。
唐山大地震的群测群防工作是和胡克实下台同步进行的。胡克实下台后才有群测群防。此前一年多钱钢没有给我们提到过一次群测群防。哪怕附带地也没有提到过。这不表明胡克实正是唐山大地震前，破坏群测群防的最大嫌疑犯吗？从汪成民等同志要求发动群众受到冷漠看，也不是胡克实撤职后胡克实所代表的势力就销声匿迹了。看来他的影响还存在。
如果胡克实确实是群测群防的反对者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胡克实被批判、被罢官有什么可以不满的话，就不是别的，只能抱怨批邓的手脚太慢了，胡克实被撤得太晚了，批邓工作也太不彻底了，以至于胡克实撤职后还留下了最后的后患。
如果批邓的进展快一点，如果胡克实早一点被罢官，如果批判彻底一点，胡克实的影响不再存在，至少是大大地被压下去了。那么群测群防就可以早一点进行，即使未能及时进行，至少还来得及做到汪成民等同志提出的立即“公开发动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损失也就可以大大减小。
那么胡克实是否是群测群防的反对者呢？对于批邓中，给胡克实列的罪状，钱钢只给我们一个空洞的、笼统的“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其他一个字也不肯给我们。作为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他的罪状里绝对不会没有和地震无关的东西，是有道理的还是横加罪名，作为读者只有看了才能做出判断。尤其应该跟我们讲清他对群测群防究竟是赞成努力去办还是反对。可是钱钢却根本不要我们做什么判断，只要我们接受他的结论——即暗示我们，批邓、批胡克实破坏了预报唐山大地震。我们对他必须绝对盲从，对胡克实绝对同情。在邓小平上台以来的疯狂时期，大批的文章都是这样的。甚至他们今天这样主张，我们必须这样相信，明天那样主张也必须那样相信，到那时昨天的主张就必须绝对忘记，决不许我们有丝毫质疑的表现。钱钢的文章就是这种连篇累牍的文章中的一个。
胡克实怎么对待群测群防他没有说。不过他不是承认他“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吗？而刘少奇、邓小平就是一贯地反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工农群众来参加科技工作做科学的主人。用来指导地震工作就是反对群测群防。钱钢的文章中，从不能不提的情况下总共才有六次“群测群防”这个词来看，从他从来不追究谁破坏了群测群防看，从他明明知道唐山大地震有许多前兆现象，只要收集归纳结果就是另一个样子，却一再地回避深究看，显然和他站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边是一致的。要替他们掩盖什么。
我们不说以前，就说唐山大地震前一年多来邓小平等人的路线吧！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邓小平路线，胡乱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胡克实不但是邓小平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且还有胡乱邦、李昌等人作为顶头上司和同伙。
1975年以来的谣言横飞正是从他们那个防空洞里吹出来的。
尽管文化大革命时很少公布成绩，例如杂交水稻和其他一大批农业科技成果主要是在1969年定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并且几乎都是在1975年完全成功成熟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报上，这些成果一个都没有公布。氢弹、人造卫星、回收卫星都是在成功以后才公之于众，一般这类成果也不能不公之于众的。至于核潜艇、导弹驱逐舰、歼八飞机从来就没有公布过。通讯卫星、航天飞行员也从来没有吹过。倒是邓小平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公布我国已经准备发射载人飞船，航天飞行员已经培养，好像这一些都是他上台的功劳。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也从来没有吹过。
可是邓小平集团历来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吹牛。
那是因为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见不得那一时代的成就。可在那一时代成就累累本来就是事实，不管公布不公布都是事实，他们是真切地知道的。他们仇恨这个时代，也就仇恨这个时代的一切成就。这个时代的成就越大，他们就越是坐立不安。从这一本能出发，他们必须贬低那一时代，于是每听到出现了一个成绩，尽管没有谁在“吹”，他们也必须污之为“吹”。
诸如“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营口地震预报成功是吹的”这些谣言到处乱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完全来自之于上面。就在这些谣言乱飞的同时。上面邓小平的追随者率先开始了类似的说法。
当时邓小平主管国务院，胡乱邦在管科技，大概以为时机成熟了，以前“永不翻案”的指天发誓可以抛掉了，都纷纷跳了出来。
科技部门胡乱邦就有类似说法。
比如1975年10月15日在心理所他说：“本来成绩不大，硬要吹成成绩很大，不要自我麻醉，自我陶醉。”
1975年10月胡乱邦又在数学所座谈会上说：“不能吹，有些人拼命讲成绩，不讲问题，任务是轻率的，讲问题是右派言论。”
1975年10月6日胡乱邦又一次在心理所说：“本来成绩不大，不能硬吹成绩大，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谨慎也弄不清楚，吹牛算不算谨慎？算不算负责？瞎吹牛不算。”
谁在吹？谁拼命地讲成绩，不讲问题？谁说过讲问题就是右派言论？他们应该知道，那时大多数成绩都根本不见报，这能说是什么“拼命吹”吗？邓小平复辟以来才是拼命吹，把以前的没公布的成绩全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嫌其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吹嘘“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那才是明明没有成绩，却硬要吹成成绩很大，才是自我麻醉，自我陶醉。农业明明严重的危机，却要一再地吹嘘什么大丰收，把减产说成高产这才是拼命讲成绩，不讲问题。
谁不讲问题？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在电话里说：“叫你们局长！……”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注着刘英勇“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这是不讲问题吗？唐山地震的资料尘封了九年，而且至今千方百计绕开为什么没有进行群测群防，这是讲问题吗？
邓小平、胡乱邦等人大概还不至于象下面的小爬虫那样制造出什么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但是实际上一样，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在那个时候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在有些方面可能还不小，但在地震上不是我们中国，是外国记者把海城地震预报说成是奇迹。可是胡乱邦却说：“差距很大，不是一个很大，恐要两个很大，美籍华人科学家说：‘不相信二十年内科技能够赶上美国’他的话是科学的预见，总得听嘛！”
如果让邓小平胡乱邦这些人来搞，那不要说二十年，只要他们在统治，那就永远不要想赶上美国，只怕和外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至于当时，就以地震来说我们起家才九年，就预报了海城地震，这还能说差距很大吗？
然而他们最最多的言论就是反对开门办科技了。
什么叫开门办科技，这就是说科技工作不能少数专业科技人员在科研机构冷冷清清地搞。而要打开科研机构的大门走出去，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从工农中吸取新鲜知识，和工农群众一起实践在实践中长知识。工农群众也不能被排斥在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门之外，工农群众应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当科学文化知识的主人。科技工作不但要有专业的科技人员参加，也应该广泛地吸取工农群众参加。
在地震工作中则表现得最最明显的了。1966年我国才开始起步地震预报工作。当时除了有一些地质学家以外，什么都没有，谁也不能称之为地震学家。而地质学和地震学虽有联系毕竟不是一个学科。一切都从头开始。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再次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三月二十六日。奇迹出现了。彷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的规律，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八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

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是那么地相处无间。专业的工作者深入村子。虽然钱钢回避了“广泛搜集地震前兆”时，有没有向农民请教，可以想见是向以前历来被“大学者”们所蔑视的农民请教了的。从耿庆国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事实，这儿钱钢无意之中透露了出来。炊事员、小车司机本来只要煮好他们的饭，开好他们的车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但也关心预报地震，而且也亲自提供了前兆。就是这种时代的背景，或者说就是“那个畸形的时代”仅仅十八天就发出了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窥得了大自然的一些秘密。尽管还是很初步的。
就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九年以后我国在海城取得了“真正的辉煌”。辽宁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准备决战一番。责令渤海北部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在辽南许多群众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方法。
什么叫“开门办科技”，这就是“开门办科技”。在科技界通用的名词叫做“开门办科技”，在地震科学部门的专用名词就叫做“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地震学界的“开门办科技”。反对“开门办科技”在地震学界的具体表现就是反对“群测群防”。所以看看他们对“开门办科技”的态度也就可以知道他们对“群测群防”的态度了。
在一次会议上胡乱邦说：“不要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又对科学院计划局人员说：“我非但反对开门办科研，还要关上门，在门口站几个岗呢？”在与科学出版社人员谈话时，胡乱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能够开门办原子能所吗？哪里还‘谢绝参观’哩！……开门办所是弄巧成拙。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这完全是胡搅蛮缠！硬把形象化的说法“开门办科技”和科技上的必要保密混在一起。
现在科技上所以必须一定的保密，其最主要的原因首先还是由于存在着国外的敌人。我们保密原不是对着人民群众的，尽管为了保密不得不缩小知道面。
邓小平集团和其胡乱邦等人，对于科技上的保密好像最最认真，其实里通外国，出卖国家机密的正是他们。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几乎马上就单方面地把毛泽东时代花了很大力量，在大批科技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牺牲了个人自由的代价下，甚至牺牲了后代受教育权等等代价下，辛辛苦苦地研究出来的大量科技成果一览无遗地奉献给了他们的外国主子。我们的飞机工业都给外国看了，我们的西昌卫星基地都给外国看了，我们的核潜艇也给外国看了。可是外国是不是把他们的秘密给我们看了呢？没有，绝对没有。邓小平集团的理由是什么“科学属于全人类”，如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西昌要给美国看，美国的休斯敦就不给我们看？什么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属于全人类，全是一套谎话。是为了给他们的卖国勾当制造“理由”。
他们对外国帝国主义是如此那么对自己的人民呢？那就是另一副样子了。他们的保密原来就是对着我国的人民的。讲穿了他们就是要将人群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数人民群众被压在低下，一类是精神贵族高踞于前者的头上。后者剥削着前者。这是他们不对外国保密却对人民保密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也不是现在才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这样。许多东西对人民故意弄得很神秘，而外国人来了什么都会拿出来给他们看，甚至提供资料、允许照相。他们反对开门办科研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如此。
现在科技上所以必须一定的保密，还在于科学并不是什么“全人类的财富”，而是到了谁的手里就是谁的财富。邓小平卖国集团上台以来有多少我国的科研成果无偿地奉献给了他们的外国主子，甚至主动送上门，提供样品，提供资料，详细地跟人家讲解。而这些成果本来必须由我们自己独占利益或者必须让外国出大价钱来买的。可是全被他们拿来孝敬外国主子了。
他们宣称什么“科学是全人类的财富”。外国的科技成果为什么不无偿地提供给我们？有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卖给我们，不然就要出大价钱。而且买到手以后往往还得接受苛刻的条件，从此以后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一旦他们真的全部卖给我们了，往往是他们要淘汰了。
科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全人类的财富”而是到了谁的手里就是谁的财富。在外国资本家手里的科学不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想取得必须出钱买。同样我们自己研究的成果也根本就不应该是全人类的财富。外国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也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手里的科学是全人类的财富。邓小平之流这类宣传纯粹是欺骗我国的人民，为了掩盖他们的卖国行为。
如果不是上述原因，那么不少科技部门倒确实可不不必站岗放哨，不必“谢绝参观”。
李昌在和黑龙江科委人员谈话时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1975年9月28日又对河北科委说：“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在物理所还说什么：“开门办所不科学。”
这又是胡说八道。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瓦特是一个工人，创造了蒸汽机，没有他的蒸汽机，就没有卡诺的定理。我国的地震工作者如果在1966年以来不是深入到群众中去，也不会有地震理论。耿庆国的理论启发自一个老农、邢台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还有大寨。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或者说在“那个畸形的时代”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和工农结合，也不会有他的旱震理论。
地震工作的成绩正是反驳这个在地震工作刚开始时就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的谬论的最好证据。
这类谬论几乎是成堆的。如:
胡乱邦在1975年8月在李昌办公室里讲：“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业生产中去？”
李昌在1975年7月31日在计算所领导小组会上说：“数学所文化大革命中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
邓小平搞的《汇报提纲》提出不能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后来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删去。李昌说：“不写不等于开门办所是对的”
在地震工作中是建立群测群防网站，在农业科技中就是建立四级农科网。在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开门办科技”就应该数四级农科网了。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一般来说我们还不能花过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普遍地长期地建立地震群测群防网。只能先由专业地震工作者作出长期、中期预报后才开始建立这样的网，而且在地震还不十分紧迫时规模也不能太大，随着地震危险日益临近逐渐地扩大这样的网站。但是农科网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在全国所有的农村都建立起来并且永远存在下去。可是邓小平集团对于四级农科网是激烈地反对的，如黑龙江科委报告开门办所，掺沙子，建立四级农科网时，李昌就说：“这些提法不全面，不成熟，我对农科四级网就打个问号。”
四级农科网对于我国农业科技是立了大功的。不少科技成果是四级农科网研究的，或者参加研究的，还有由于存在四级农科网，许多农民知道了科学种田，并且在农民自己研究农业科技时不再孤立，有了依靠，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大量优良品种，有一些就是农民培育出来的。还有四级农科网更是推广农业科研成果的好中介。
可是邓小平复辟以后，四级农科网很快地就被他们撕得粉碎。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会那么少，已经研究出来的会有那么多没有推广。尤其是许多以前对于培养优良品种作出贡献的农民再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成就了，更不用说出现新的农民发明家了。包产到户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邓小平集团既然会破坏四级农科网，自然更会破坏地震的群测群报网了。十年来人们经常谈到唐山大地震，也谈到其他地震，如海城和其他得到预报的地震，可是“群测群防”这四个字却很少见到。钱钢的文章也是一样。他不能不提到六次，却没有一次表明群测群防有没有效，该不该搞，更没有在说唐山地震没有预报时作为一个问题提到过。相反它的文章实际是竭力回避这一问题的。尤其竭力躲开“谁破坏了群测群防”。而且帮着他们推卸责任。推到他们的对立面上。
由于我们没有胡克实的材料，所以没法说，钱钢又竭力回避。但是作为邓小平的走卒和胡乱邦、李昌的下属和同伙在对待开门办科研上，在地震工作中就是“群测群防”，如果他不反对那才是怪事。批邓中给他开列的罪行和罪证，和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以备审查的资料一样是探究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能在完全可以预报的情况下没有预报的重要资料，甚至是更重要的资料。钱钢如果认为胡克实是无辜的，对他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把它们全部公布出来呢？让群众来判断，也好洗刷他的冤屈。反过来如果这样的资料长期不予公布，那也是一种公布，告诉我们里面一定有鬼，就像恶鬼害怕阳光那样，他们害怕自己干的见不得人的事见到太阳。
我们希望凡是掌握这些资料的同志能够把它们公布于众。让群众来判断。
唐山大地震未能搞群测群防，胡克实做为党的领导不追求他的责任该追求谁呢？如果说1976年他被批判不能搞，那么1975年呢？正是他们最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就是1976年不但不是年初就受到批判，而且只要尚未撤职，还是党组领导，该做的事还是得做。他尽到了党的领导的责任了吗？为什么牵涉到这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呢？党的领导决不是无限制的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是要做好本质工作。在地震工作上就是要做好：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或者按照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所说，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
搞好群测群防，正是地震工作中的党的领导。
对于真正党的领导该做的不做。只是到处抓权，这决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邓小平、胡乱邦这些人虽然窃取党的名义，至今还以共产党的名义窃取权力，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对共产党。但是真正共产党的领导早就被他们放弃了。
邓小平不是说过，要给专家作过后勤部长吗？他这是共产党的领导吗？既然他只愿意做后勤部长，那么就让他做个后勤部长好了，又何必要以共产党的领导自居呢？
既然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那么很自然他必然同意邓小平的这一主张。这样看来他本来就不应该当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他最合适的位置是当地震局的后勤部长。这样看来1976年7月12日撤他的职又有什么错误呢？他本来就不该尸位素餐。他既然没有起到党的领导的作用，一开始就不能让他当党的领导。
1975年10月胡乱邦在数学所说：“业务由所长抓，支部书记专管支部工作”如果支部书记只管所谓的支部工作，而这支部工作和业务居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么要这支部干什么？
1975年10月29日胡乱邦在微生物所党委、支部书记会上讲：“如果我是第一把手，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听你的，老老实实。”10页6日在心理所又说：“党委书记不懂业务就老实说：‘所长同志，听你的’如果不听所长的，你这个外行一定要领导内行，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
如果党仅仅是所长的尾巴的话，要这个党的领导干什么？邓小平集团实际上已经把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完全取消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认为，他们一上台就干脆把共产党解散算了。可是他们偏偏还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权力，是要压迫人民，利用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窃取权力，谁反对他们就给谁加上反党的罪名。
党的领导当然不是包办一切，不是要干涉自己不懂的业务。就是懂得一定业务的党的领导，也不仅仅是在自己懂得的范围内根据自己所知的事情发号施令，如有业务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业务知识发号施令，那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业务工作者。
外行就一定不能领导内行吗？——在实际上从来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如果我乘出租汽车，我不会开汽车，我是外行。但是既然我上了出租汽车，出租汽车司机就必须受我的领导。这不是说由我去掌握驾驶盘。而是说，我上了车后，对司机说，到某某地方去，司机就必须听我的。决不是什么“所长同志，听你的。”如果听司机的，我知道他要把我送到那儿去？
一支军队有各种兵种，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来当军长？军长可以不会开坦克、不会开大炮、不会擒拿格斗、不会发射导弹，甚至也不是神枪手。他只要会使用这各种兵种就可以了。
毛泽东主席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遗传学家。那么他就不能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了吗？谁能否定他在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中的巨大功绩。当李四光的理论和谈家桢的摩尔根学派受压时，他提出“百家争鸣”要让李四光搞他的理论，让谈家桢搞他的摩尔根。后来我国终于找到了石油，也克服了苏联让李森科独霸遗传学的片面性，使得我国的遗传学在极低的基础上走到了苏联的前面。后来在培养农业优良品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毛主席的党的领导，至于李四光和谈家桢正不正确，他大概是个外行，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是内行。如果他仅仅根据丰富的地质和遗传知识支持他们，那他就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科技人员到了领导岗位，凭自己的偏爱支持了自己喜欢的学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学科，我们能让每个学科的人到这个领导岗位吗？当出现不同学派时，谁来决定让那一派到这个领导岗位呢？一个领导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党的领导首先不是依靠自己的业务知识，而是贯彻正确的党的路线。
同样，地震工作也应该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是说党包办地震工作。党的领导首先就是要贯彻党的路线，在地震工作上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当许多专业工作者埋头于自己的研究时，党的领导尤其要注意，自己不一定要懂得地震理论，但是要关心地震工作的进展。当专业工作者已经作出中期的预报，就要注意先是适度地发动群众，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到了由于群众性的测报站提供的资料、由于自己的研究，使得专业地震工作者感到地震日益临近时，就应日益扩大群测群报网点的数量。自然这一工作必须和地方领导配合。
就以上述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会议来说，当张魁三副局长和技术人员出身的副局长查志远对汪成名等同志冷漠时，如有正确的党的领导在场就可以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做出决断，批准汪成民等人的“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和“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至于“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必须作为建议立即向上级汇报并且通报地方领导。——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作用。并不是说要党的领导亲自去像耿庆国或者其他人那样研究地震。
党的领导当然也不仅仅干这些事。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1975年出现大量的流言和谣言攻击海城地震时，必须立即出来辟谣，指出并没有什么日本专家帮我们预报地震。我们虽然还没能完全掌握地震规律，但是海城地震确实完全是我们自己预报的。海城地震预报中群测群防和土地电仪具有巨大的功绩。并且责问造谣和故意传谣者，你们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谣言？你们的用心何在？今后我们预报地震或许会有失误，但是海城的经验，群测群防是一定要搞的。地震工作一定要打人民战争。决不许你们制造谣言、涣散军心、破坏群测群防。”
这些都是党的领导应该做的事，胡克实他做了没有？没有！
尽管钱钢拒绝给我们提供胡克实对群测群防等的态度，但是胡克实的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对耿庆国同志的工作化了最多的篇幅。他当然是有功劳的。但从文章里看，最最正确的应该是汪成民同志。他不是“敢报大震的人”，但他是对群测群防最积极的人。他在群测群防会议上利用会议间隙开会发下表格，又及时地向查志远、张魁三等领导反映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请领导赶快研究措施。还提出“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而查志远、张魁三对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显然是有责任的。不过他们还不是最主要的责任者，他们不是党的领导。
如果破坏群测群防的直接责任人确实是胡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说最最正确，最有功绩的还不是汪成民同志。而是批判胡克实并把他拉下马的同志，至于没有来得及更早地把他拉下马，没有来得及对他作彻底的批判肃清影响，那是怪不得他们的。全国批邓都很艰巨，谁也不能一个晚上就把一股历时几十年，并且继承了几千年反动统治传统的的反动腐朽势力就予以肃清。伟大的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相比之下唐山大地震的损失实在就算不得什么了。
钱钢看来是把他们作为罪人来对待。可是除了他们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胡克实以外，又拿不出他们真正的破坏地震的证据。难道刘少奇、邓小平、胡克实真的就是地震工作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搞地震预报。
很可能对胡克实的批判中还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所以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敢留下。我们要问，胡克实的批判者对于群测群防是什么态度？在他们的批判中有没有指控胡克实反对群测群防？如果不然，为什么胡克实一撤职群测群防就能立即同时开始了？
一切都是现在这个疯狂年代的正常现象！确实我们现在对于破坏唐山地震的罪犯谁都没有办法。他们包庇自己也互相包庇，消息封锁得比铁桶还紧。但是不管如何涂改，只要稍微写一点事实，明眼人可以从充满着谎言的文章中看出真相来。自然现在不能据此就把他们押上法庭。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现在的法律正是这伙卷土重来的吸血鬼意志的反映，正是保护这一小撮罪犯的工具，怎么可能对它寄托希望呢？连刘少奇都有王光美替他证明不是叛徒。但他们确实已经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总有一天人民将行动起来，揪出元凶，替死难者报仇！

◆疯狂时代的烙印和有价值的透露

《唐山大地震》发表于1986年。既然文章能够发表，就不能不带有那个疯狂的复辟时代味儿的文字。尽管该文章对于我们认识唐山大地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仍然不可避免地看到在这个腐朽、反动、残暴时代能够得到发表的文章的特点。离开了扭曲事实真相，就不能通过这个时代的“言论自由”。许多事情无端地就要对于十年前过来的那个时代，放射出这样那样的暗箭。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这是毛主席的地震路线，历史已经从正面和反面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可是在《唐山大地震》里只有一次提到毛主席路线。既不是肯定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甚至也不是对这条路线是否正确进行正面的讨论。既然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了，那么指导地震工作的路线是否正确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可是文章没有任何严肃的批评或探讨的态度，只是采用反衬的办法，向这条路线发出暗箭。

　　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泄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一九七五年，辽宁海城，一次七点三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

我们可以相信有这种人，他们连“海城地震是日本人预报的，唐山地震前日本专家在那儿工作，后来被气跑了。”这样的谣言都造得出来，那么撕几张旧报纸又有什么奇怪呢？但实际上唐山大地震后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路线并没有很多人提出异议。事实上在数以亿计躲地震的人民中，土办法被大量地自发地使用起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有的人不但在1975年大肆宣传不入流的谣言，而且在唐山大地震后更是起劲地传播这些流言蜚语。但当他们自己躲地震时，一些比“一只电表。两根电线”更粗陋的“仪器”也用上了。唯恐地震压倒了自己。看来这些土办法在骨子里他们还是信的。
除此以外，对待海城地震成功后，人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发表的文章，钱钢却用上了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
看来我们只有换一种说法辽宁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这是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失败。
是不是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胜利且不管了。不过指导我国地震工作的路线确实是毛主席的，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如果和这条路线无关或者是背离了这条路线实现的，那倒还说得过去，可是正是按照这条路线做的，成功了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为什么就成了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看来如果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胜利倒还不打紧，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取得了任何成就，有的人就更加仇恨了，他们绝对见不得毛主席路线的任何成功。所以一旦唐山地震没有预报，就不顾一切把自己的仇恨发泄出来了。不在唐山的人则幸灾乐祸。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根本的原因是有人破坏了群测群防，而群众路线正是毛主席路线的精髓。那么就应该得出结论，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不但不等于毛主席路线的错误或失败，反过来正好在反面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就好像邓小平上台以来许多工作都被破坏了，从反面衬托了毛主席路线的正确，而不能把邓小平上台以来造成的严重问题归罪于毛主席路线那样。海城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做了就成功，唐山没按毛主席的路线做就失败。从正反两面检验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自然唐山和海城都还有特殊的客观条件使得它们都是应该成功的。
可以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那些在1975年大造谣言的人，跟他们是永远说不清的，因为他们只有罪恶的政治需要，从来不是寻求真理。如果以后毛主席制定的地震工作路线又一次回来后，会不会发生大地震没能预报的事呢？——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我们对地震的认识还有限，还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地震的规律。比如，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没能做出长期和中期的预报，那自然不可能安排群测群防。又如，虽然群测群防都已经安排了，但是现在我们掌握的大自然的警告，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微震、地形变化、地声地光地热、海平面和潮水起落等等异常全都失灵了呢？那时群测群防自然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到了那个时候那些人一定又会大哗起来，好像捞到了一根稻草。这些人只会出于需要胡搅，不来捣蛋才怪呢。我们在本文中非常客观地评价了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除了群测群防必须扭住不放以外，其他都充分地表示了理解和谅解。我们能够要求这些人也有这种态度吗？当然不能！尽管唐山大地震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才没能预报的，可是这些最最反对群众性科技的人们却猪八戒倒打一钉耙。把责任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显然也有那么一点意思。不然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又是怎么出来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在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后突然提到人们背诵这条语录与其说是赞扬倒不如说是嘲笑。尤其“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更带着讽刺意味。可是钱钢先生没让这条语录背下去。甚至他没有注意或者故意忽视“不断”两个字。这两个字说明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永远的，不会有什么“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一旦登上就一劳永逸了。这是钱钢发明强加到毛主席身上的。
语录的下面有“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分明说自然界总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必须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不能有了一点成就就骄傲自满起来。而且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他举的例子中正包括了地球史。毛主席好像早就知道有人要对他的文章断章取义那样。可是钱钢砍掉了下面，以利于暗射。
在唐山大地震后，唐山人是坚强的，普遍有着一种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给他们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以很大的帮助。钱钢描写了这一精神。可是最后还是要在一锅好汤里加上一颗老鼠屎。据说：一个大学理论教师告诉他这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是极端恶劣的条件，使人类的需要层次降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在那种时候，人们会本能地互相依存。不是任何意义的进步，而是退化！还有什么非理性的，甚至接近了原始状态云云。
正是这样吗？自古以来人类遇到的大灾难多得不计其数，国外也不是没有地震或其他大灾难的。在那种时候，人们都会本能地互相依存吗？西方世界的电影界不乏大混乱片，哪一个曾有唐山那样的共产主义精神。相反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们成了野兽，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甚至互相残食倒是很普遍的。无论如何唐山大地震后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只有那个“畸形的时代”、“不正常的时代”才会有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在这重大灾难中。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可以互相帮助牺牲自己。如果换一支军队早就溃散了，军队在饥饿时人相食的历史记载层出不穷。什么时候有过“原始共产主义精神”？邓小平复辟以来，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灾害，我们且不管它有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祸，极端恶劣的条件什么时候使得人们本能地互相依存。安康的水灾中有什么“原始共产主义精神”吗？新疆的火灾中丧心病狂的官僚要群众让他们先逃命，甚至不顾一切从儿童的身上踏过去。这一些该如何解释？只要邓小平的复辟还在继续，以后还会有灾难，大家还可以看到是不是必然会出现“原始共产主义精神”，是不是极端恶劣的条件必然使得人们本能地互相依存。

　　十年前的许多事情，在事后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连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当时，处处充满着“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笔者保存着三个十年前在唐山所用的笔记本，重新翻阅，恍若隔世，其中许多真实的人和事都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恍若隔世！这话算是说对了！
确实是隔世！以前是社会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现在是什么？是复辟时期，是法西斯统治时期，是一群卑鄙的窃国大盗霸占了整个社会的时期。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占据统治地位。那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现在毒化着整个社会并且吞噬着整个社会的恶鬼们根本无法理解的。
那些卑劣的小人怎么能够用他们的卑劣的心境来理解那个伟大时代中的伟大人民的心境呢？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写到潘冬子的坚强时有这样一个场景，母亲被敌人烧死时，乡亲们要去救，他含着眼泪说：“妈妈说的，共产党员决不能让人民吃亏。”邓小平复辟后，很有一些人大放厥词，而且见诸于报纸，罪名是“不真实”。他们知道什么真不真实？不就是他们的卑劣心态不能理解吗？他们的卑劣心态成了检验事实的根据？！我们在唐山大地震中看到了不少真实的事实。潘冬子还已经十几岁了。而唐山大地震中。一个不过七岁的孩子头皮被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没有麻药必须“清创”，盐水冲着孩子血肉模糊的头颅，一点一点刷着嵌在肉里的砂粒。碰一碰，孩子就痛得抽搐一下。他妈妈在旁边喊：“好孩子，忍住，忍住，别怕疼，你要像解放军一样，勇敢……”孩子咬着牙，真的没哭，真的没哭啊！这是那些卑劣的小人能够理解的吗？
唐山的共产主义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结果。它的内容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并且已经和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永载史册。如：学习小靳庄，邓小平不是到处指责“学小不学大”吗？因此这是批邓。
钱钢也写了那个时候出现的抢劫现象，这不用奇怪。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出现这些现象才怪呢？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左中右之分，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关键不在于有人抢劫，而在于有更多的人来保卫国家的财产。1976年并不因为有些抢劫而蒙耻，倒应该为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来保卫国家财产而骄傲。相反一百万人的唐山，抢劫者竟然那么地少，只抓到1800多人。这个比例，比现在非灾难时期抓捕的还要少得多。应该公正地承认钱钢并没有用夸张的口气写。可是到最后他还是要丢一颗令人恶心的老鼠屎在里面。“我忽然想到，唐山大地震如果发生在1956年或是1965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这个钱钢极不公正。
1956年或是1965年当然也是好时期，前者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者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期。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说：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出现这些现象才怪呢？出现这些现象也不等于玷污一个时代。
钱钢为什么不举1958年，那时尽管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还存在——这在后来以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追随者刮起的五风显示在人们面前，但是那也确实是一个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时期，以至于使得许多群众一时只看到这些光明面，没有意识到刘、邓一伙正以另一种形式，共产风和浮夸风等煽起了卑劣自私的个人主义。钱钢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知是否知道“第十二次特别快车”还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
钱钢为什么不举1962年，尤其那年上半年。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那时一切罪恶会严重得多。这一年正是“六二年的右倾”。
最不公正的是钱钢为什么不举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
在现在即使没有大火，打劫的人还不少，不但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出来阻止抢劫，能够各保自身就不错了。邓小平上台后我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比唐山更大的地震，不少工厂被震垮，工厂里的设备财产被大批劫走。农村包产到户更是一场大地震，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化为乌有。在安康的黄金开采场到处都是一群群发了疯的淘金狂，安康发大水时钱钢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不去采访一下？为什么不问，如果发生在1966年、1967年、1976年或是1958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张家五姐弟地震中父母双亡，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对此钱钢也不忘加上一颗老鼠屎。在“幸福”两字上大做文章、大加嘲笑。对孩子来说失去父母自然是个大悲剧。但是别人同样遭灾却还来关心他们，这能说没有幸福吗？钱钢为什么不把他们和现在那些父母都在，却不得不失学的儿童比，不把他们和新疆大火中被只顾自己逃命的官僚踢到，并从身上踩过去的儿童比？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确实是一桌好菜，可惜的是写在现在这个疯狂时代，每一道菜里都有、都放了使人恶心的老鼠屎。太不正常了，在现在这个“正常”的时代！
好了就举上述几个例子不多说了。
不过钱钢还是有可爱的地方，或许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可爱处。1975年邓小平急于抢班夺权，什么样的话都会说。一度到处指责“学小不学大”，好像他才是大寨的正宗提倡者。到处给人们扣上“不学大寨”的帽子。有的地方本来已经建设了水利设施还没有配套，尚需要继续建设配套设施使其发挥效益。可是邓小平却逼着上新项目。1978年他刚刚复辟篡权时更是变本加厉。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是一转眼大寨又成了极左，盲目上新的水利项目又归罪于“四人帮”，反动电影“泪痕”就是这样的杰作。接着大寨受到了大肆攻击，诬蔑和恶意作弄。陈永贵死不瞑目。1972年和1973年昔阳“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也被说成是吹牛。可是钱钢在讲耿庆国研究旱震关系时无意中澄清了事实真相。

　　一九七二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几乎也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的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1972年是世界性的严重天灾，全世界饿死了几千万人。我国的灾害也极重，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学大寨运动中，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广大农民战天斗地在大灾之年人民生活纹风不动。1973年又取得了大丰收。
邓小平复辟以来，尤其1980年包产到户以来，一方面年年吹嘘大丰收，可明明是大减产，于是又年年哭诉遇到了几十年未遇的天灾。其中也有旱灾。据说都是几十年未遇的干旱，还不止一年。根据耿庆国同志的理论：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与1965年和1968年那两次大旱情形相似。而1965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七点二级地震；1968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七点四级地震。而1972年大旱则孕育着海城和唐山两次大地震。
那么包产到户以来的年年遇到的几十年未遇的大旱呢？按耿庆国的理论不是表明又要发生大地震了吗？时间拖得越长震级就越大。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看来是一场比海城、比唐山大不知多少倍的地震。越是它不来，震级就越大。我们就只好提心吊胆地等着。
又：钱钢是这样描写唐山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的：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的煤中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港、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唐山的电力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上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至一九七五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十亿元。
　　还有冶金业、纺织业、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看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流动的血液。只有一片废墟！
　　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唐山经济在“7.28”地震中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感谢他说了真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邓小平复辟时大肆诬蔑毛泽东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实际情况怎样呢？尽管遇到了这样大的灾难我国的工业并不是减产，根据邓小平显然缩小的数据还有微小的增加。所谓经济崩溃的谎言在钱钢透露的真相面前崩溃了。他们攻击说1976年我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近30亿元的财政赤字。可是仅仅在唐山可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三十亿元以上。间接的呢？唐山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作为中国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垮了，将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中国那个时候平均每一吨煤可以创造1000元的工业总产值，430 元的国民收入。而唐山的煤因其质量好加上供给东北和上海这些经济效益最好的工业地区，所创造的产值和国民收入还远远不止那一些。所以仅仅从缺少煤炭造成的工厂开工不足等间接损失就难以计数。可是那一年我国的工业居然没有减产。这正是奇迹中的奇迹。可是邓小平一伙出于复辟的需要居然诬蔑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复辟以来我国年年财政大赤字，和1976年比，1978年算上借债是唐山大地震的两倍多，1979年七倍，1980年近六倍至今年年大赤字，只要他们在统治就一直没有结束的时候。邓小平的复辟比唐山大地震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看来不把我国的经济拖入崩溃的境地就不甘休。
众所周知，邓小平复辟以后给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横加了“闭关锁国”、“排外”的罪名。可是钱钢告诉我们，陡河发电站是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有九名日本技术人员，有三名遇难。也就是说是从外国引进的。——这个陡河发电站是毛主席在1972年决策兴建的，邓小平还在江西。也不因批邓而停工。这就在无意中又一次揭穿了邓小平的无耻谎言。暴露了他们攻击我国“闭关锁国”“排外”不但不是事实，而且真正原因正是他们是一伙卖国贼，对于对他们卖国的批判不满，就造谣反扑。相反邓小平复辟以后，为了标榜惟有自己是四个现代化的代表引进了二十二个项目，它们又建设得如何了呢？去年宝钢点火引起的学生抗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钱钢给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决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到此为止。

2006.7.2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