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五、杀向社会进省招
新华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大大地促进了华工文化革命的向前发展，而郭保安担任新华工造反派的司令也确实起到了团结和瓦解保守派势力的作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人数在学生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教职工中造反派也相应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教工新华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新华工，造反派的势力很快就占到了绝对的优势。与此同时，郭保安也充分显示出他多年当干部的优势，在司令部内，建立起了他的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把聂年生等一批老造反派实际上排除出司令部的领导。
俗话说：“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很快地，聂年生这个顾问就在校内显得无事可做了，于是他开始关注起整个武汉的局势了。他了解到武汉当时各个大专院落校中造反派大多处于受压状态。同时他也预感到，学生运动的发展必将促进工人运动的开展。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中，学生都是先锋，而工人才是主力军，而工人运动的兴起，则有待于学生去发动。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就是组部份学生的力量，杀向社会，一方面支持其他大专院校的学生造反派，另一方面，则深入工厂，发动工人。于是他在司令部里提出了他的设想。对此，郭保安等人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总怕聂年生要权，如果聂年生杀出华工，夺权的可能就大大减少了；可另一方面，他们却担心聂年生会借此扩张势力，带出大批人马，另起炉灶，那他的司令部就没有什么实力了。于是他一方面对聂年生的行动表示支持；而一方面，却又提出了种种理由，不能带出太多的人，而且成员名单必须经司令部，也就是郭保安批准。于是聂年生提出了一个名单，包括的自然都是他原来一起最早造反的战友，主要的也就是无线电系的学生了。这是一个小而精的名单，总共也就几十人，但个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郭保安对于名单也不好有异议，只是增加了一些他的亲信，安插其中以监视聂年生而已。聂年生明知他的意图，也不予反对，同意了这个名单，由此组成了以聂年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驻省委战斗兵团。
在杀向社会的人员中，无线电系66级的李定初是老大哥了，他对聂年生可说是绝对的服从，他后来是红反团的管家还兼管着聂年生的生活。在68级主要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了。赵延昌是红反团的具体指挥员，后来成了红司新华工的动态组长（即情报部长）、常委，也是新华工革委会常委。我班上的另一个学生（是以后加入的，根据本人意见，知名不具）后来被称为红反团的“武装部长”，但红反团并没有武装部队，他手下有的只是华工附中学生和外校的一些中学生组成的红色暴动营。红色暴动营成员不是红反团的正式成员，其人数比整个红反团还要多，据他说过：他们的枪支至少可以武装一个团。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开始是参与搞报纸，后来则负责人办报也兼聂年生的“秘书”工作。实际上聂年生做报告是从来不要人写稿的，常常是自己写一个小纸条列上一个提纲，讲起来滔滔不绝，这也是他自己最为欣赏的一桩本事，所以，所谓“秘书”也不过就是记录一下他的讲话内容。我们三人加上69级的柳书论后被称为红反团的“四大金钢”。柳书论在红反团负责办报，后成为红司新华工宣传部长、常委，也是新华工革委会常委。在68级还有姚本德和黄东，姚本德后玩枪时失误，打死了红反团中一个和他关系很好的女生，当时和她家协商后没处理，在文革后，重提此事而坐牢。黄东曾任工造总司联络站负责人，与吴焱金关系很好。1968年春，因工造总司内部问题，就吴邀请，我也曾去工造总司，协助黄东帮工造总司进行内部整顿。在69级有程琳和罗益鸣，此二人后来和鲁礼安一起搞“北、决、杨”。在70级，是以肖佑祥为首的一批学生，他们驻武钢联络站，协助李湘玉搞“九一三”，后来揪王任重，还冒充王克文的外甥从“百万雄师”中救出王克文。另外有机械系的翁乃真，后是红反团驻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实际上只有一个兵，二个人办了一份《红色造反战报（上海版）》，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中还有红反团驻上海联络站的落款。女生中有记忆的仅有动力系的陈大勇，一头短发，外号“假小子”，她暗恋赵延昌，在68年毕业分配时，我们曾想促成她和赵延昌的好事，但因赵的回避而未成。事隔多年，能记起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人了。
大约在1966年10月初，聂年生带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驻省委战斗兵团杀向社会，进驻省委招待所11号楼。当时省委招待所住满了外地来汉串联的红卫兵，可是对于本地的红卫兵，他们却根本不予接待。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采取“革命行动”了。几个人一组从门上的窗子翻了进去，安排好床位之后再和招待所的人说，木已成舟，他们也就只有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就由赵延昌负责把人全部在11 号楼前集合，由聂年生进行讲话。他指出，我们是第一支杀向省委的造反派队伍，我们的行动将要代表着武汉的造反派，因此必须有铁的纪律。赵延昌则宣布了具体的纪律：早晨统一吹哨起床，洗漱后立即集合，集体跑步，整队入食堂吃饭。中午和晚上吃饭都必须整队入食堂。还提出了有事外出必须请假，所有活动都必须报从统一安排，不得私自行动。说完后就由一人手举红旗，全体排队围绕着省委大楼跑步一周再去食堂就餐。一路上，整齐的步伐、响亮的口号吸引了不少路边的行人。
住下来后，在当时吃饭自然是没问题的，接着就是要行动了。要写大字报首先就是要解决纸张、笔墨，在这点上，张体学倒是比较大方的，一个招呼，招待所办公室里要多少就拿多少，比起华工的大会主席团是慷慨多了。对于进一步的交通、宣传工具，张体学就不作声了，因为在道理是不好拒绝的。于是赵修就出面了，赵修在省委中是以能言善辩著称的，他也不是说不给，而是东一个理由，西一个借口进行推辞。在经过多次打交道以后，我们明白了，由于张体学不善于辞令，所以接见时总是带着赵修一起。于是，我们在后来的接见时，首先就声明：我们今天是找张体学同志的，至于赵修同志，是你能够解的问题你就说好了，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请不要插嘴了。这一着也还很灵，没有了赵修打叉，很多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在物质问题上，张体学在说不出拒绝的理由之后一般是能够答应的。这样在多次与张体学交涉之后，我们得到了各种必需的交通、宣传工具：每人每月发一张乘坐公汽的月票；一辆小吉普作为装纸张、笔墨和浆糊之用；另一辆小吉普上安一套晶体管扩音机（这在当时已是最先进的仪器了）作宣传之用；每星期出一期报纸，每期3万份；当大部队出动时，则可通知省委车队，车队只要有车，就可随叫随到。就这样，在武汉市许多造反派，特别是工厂造反派都还在弱势地位，甚至连纸张、笔墨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具有了当时最为先进的交通宣传工具。使得我们在其他造反派有危难时就能迅速出动进行强有力的支援。为此，当时的保守派称我们是造反派的“宪兵队”，而后来造反派的有些人也不明真相，说我们是被省委收买的造反派中的“工人贵族”。总之，我们当时成了革命造反派插向省委的一把“尖刀”，对武汉文化革命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