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我读《晚年周恩来》（三）

司马公

“伍豪事件”

在“揭露”周恩来的所谓“双重人格”之后，《晚年周恩来》陡然调转笔锋，集中指证毛**的所谓“老到权谋”。

书中谈到发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实本来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面对“伍豪事件”，周恩来力陈事实其相，并整理上送毛**。经毛**严辞制止，江青等人暂时作罢。可以说，如果过滤掉书中的作者旁白，所述情况也大体不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周氏处境的险恶，时常自身难保，诚如鲁迅所言，要横着身子两面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起到“中和作用”者，恐怕唯有周氏一人矢。而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发动“文革”，推动“文革”，维系“文革”，毛**离不开江青等人，更离不开周恩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书中对“伍豪事件”的叙述，文章就做在作者旁白上。为了证明毛**是一个“深谙统御之术”、一贯要权谋的人，作者在心理剖析上做手脚，用这些所谓的心理剖析来勾连历史过程，使读者对这段熟悉的历史产生误判、误读，以为先前所闻都是假的，书中所述才是真的。其实，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书中的所谓心理剖析并不高明，读罢总觉有点说书场上那些艺人们演绎历史、哗众取宠的味道。

旁白之一，便是对周恩来得知造反派提出“伍豪事件”后的心理描写。书中称，周很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本身，而在毛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便是劫数难逃。不过周相信这不是毛本人的意思，扪心自问，他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异心，毛实在没有这样作的理由。遂决定直接向毛申述，讨回清白。

以上这些话，倘若换了别人，读者一定会追寻其史料依据。但出自作者之口，又自称是“看过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其中有许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见天日的核心档案”，很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甚至以为作者的这些议论推测就是那些“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见天日的核心档案”呢！其实，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作者是在故弄玄虚。

许多心理活动，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并且无论伟人或寻常人概莫能外。一个人受了诬陷，第一反应一定是要向上司辩白解释，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所要费心的，无非是如何能向上司说得清楚，如何能使上司相信。如此而已。周恩来的上司，就是毛**。周恩来面对江青等人的诬陷，自然要向毛氏上书辩解。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到了《晚年周恩来》那里，由于时时处处都要往周氏的“双重人格”上扯，桩桩件件都要往毛氏的心机权谋上贴，带了这样一个主观上的框子，问题就越搞越复杂，圈子也越兜越大，越扯越远。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许多这样的案例。笔者也不妨来个大胆的推测，试想作者该不会是长期在大陆高层机关生活，处处都要把自己裹得严严的，藏得深深的，久而久之，养成了“双重人格”和“晦暗心理”，失去了像常人一样想问题的习惯，一定要复杂化才算得上是正常呢？

旁白之二，毛**此刻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虽说不高兴，但需要依靠周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毛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与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白已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这一大番话，同样没有注明依据，同样是作者的主观推断。这个推断究竟如何，且看事实。

关于“伍豪事件”，毛**先后做过两次批示。1967年5月，毛**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批示：“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特意在“存”划了两道粗框。这个“存”字，在当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的意思。这和社会上的纠周批周之风是个鲜明的对照。至于把周恩来送的材料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这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阅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围，带有澄清的意味。这怎么能说是“故意不明确表态”呢？1968年1月16日，毛**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把这两次批示联系起来看，毛**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周恩来是信任的。第二个批示，早已公布于众，《晚年周恩来》却没有提及。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

刘少奇“专案”

刘少奇，毫无疑问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对此，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周恩来也要负相当的责任。问题在于，是属于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责任。

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刘少奇一案，是毛**为了证明“文革”的“丰硕成果”而前蓄意炮制出来的。“在整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是主谋，周恩来是跟著干的，更确切地说是被毛拖下水的。毛虽执意要在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却不愿意背上公然杀他的罪名，这是他对待政敌的一贯作法”。

综合各种材料看，毛**对刘少奇的看法，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想整成后来那样的结果。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毛**事先看过这个检讨，批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同年10月24日晚，毛氏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表态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1967年1月13日，毛刘单独会面。四天后，17日，毛**对外宾谈到王明，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据大陆出版的《毛**传（1949－1976）》记载，毛**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1967年3月。3月21日，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两天后，23日，毛**批准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指称刘少奇。自此，对刘少奇的批判迅速升级。

这以后，刘少奇专案控制在江青等人手中，突击搞所谓“自首变节”问题。

总的说来，毛**是相信专案组搞出来的材料的，但对有些材料也明确表示怀疑。1968年5月8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非法内容]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迹。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也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提出质疑：“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对上述过程怎么看？1980年10月25日，邓小乎就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其中说：“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完全有理由说，毛**在刘少奇“专案”等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是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具体说是决策发动“文革”的责任，是用人严重失察的责任，是指导思想发生全局性错误的责任，而非书中所说的“[非法内容]狂”、“权力欲”、“统治术”驱使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档案材料的公布，这一点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印证。

林彪与“文革”

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在搞阴谋。请看：“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拉下水的”；“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林的仓皇出逃，也被说成是“周恩来的临机处置，打草惊蛇，把林彪逼上绝路”

只要稍有阅历的人，并不难看出其中的破绽。其实，林彪在“文革”中的“辉煌”，并非一日之寒，除了他和毛的特殊历史渊源之外，更是其长期经营的结果。

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包括毛**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检讨“大跃进”失误之时，他又趁机大讲毛**的一贯正确、一贯英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发动“文革”，林彪并非一身清白，而是起了推波助澜、趁火打劫的作用。罗瑞卿就是在他的鼓动和罗织罪名下被打倒的。陆定一的夫人揭发叶群的问题，陆也因此获罪于林。“五一六”通知作出后的第三天，林彪发表关於政变问题的著名讲话，有意制造一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空气，以后又诬陷贺龙等人“搞政变”。

“文革”期间，一大批军队高级将领受到冲击，当然也包括林的亲信在内。林彪则在乱中取利，力保亲信，排斥异己，并任用自己的人来填补动乱中造成的权力空间。林彪集团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胀起来，到中共九大以后达到顶点。古语云：盛极而衰。又有云：恶有恶报。林彪集团也不例外。

信用林彪，是毛**晚年的一大失误。毛**对林彪有所警惕，是从设国家主席问题开始的。毛**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一反常态，多次表示坚持设国家主席。由此引发了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双方摊牌。

对于林彪在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晚年周恩来》称：这个讲话“是经过毛**首肯后才讲的”。还称：“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但从书中罗列的材料看，尽是一些后来的回忆，而且还常常白相矛盾。

在开会之前，毛**和林彪的确面谈过，但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载。据毛**后来在南巡期间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作者说这是“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末，作者拿出了什么证据呢？

其一，是陈伯达的回忆材料。其中明明写着，毛和林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谈话，周恩来和陈伯达等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候。也就是说，陈伯达并不在场，他回忆不出毛林俩人究竟谈了些什么，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者却偏要说“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

其二，是吴法宪的回忆材料。作者自知心虚，便又拿出访问吴法宪的记录来作证。但是，吴法宪并不在场，据称“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然而，叶群当时也不在场，就算同样是林彪事后告诉她的，吴法宪所说的内容已经是“三传手”的了，况且又是十多年后的回忆，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

凡事都不是孤立的。林彪讲话以后，黄吴叶李邱以及陈伯达等几员大将纷纷上阵，为设国家主席、请林彪当主席张目。这种有组织的配合，决不是“偶然”二字所能遮掩过去的。作者对此也只好承认：“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可见，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他们想利用其在组织上的优势，借设国家主席的幌子，操纵整个中央委员会，达到“清君侧”、逼毛**就范的目的。

《晚年周恩来》却不顾自己在书中叙述过的事实，借林彪之口硬说：“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上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

有关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事，《晚年周恩来》说了许多，极尽详细之能事，但却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自从林氏父子决心用武装政变方式向毛摊牌起，问题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再也不是党内意见分歧，而是一场粉碎阴谋集团的残酷斗争。由此观之，毛**的应对，不但机智果断，而且宽容大度。

毛**先是采取南巡谈话的方式，把问题摊开，又留有日后同林谈话的余地，表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毛的谈话内容被林氏家族获知，决心乘毛氏南返途中暗杀行刺。9月8日，林彪写下了手令，要有关人员听从林立果调遣。毛**继而果断决定，改变行程，从上海直达北京。此时，已是9月12日中午。林彪一家得知暗杀未遂，急忙筹划组织南下，企图另立中央。但事实上，已经没有时间实施这一计划。在觉察到周恩来正在追查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机之后，9月12日深夜，林彪夫妇及其长子紧急登机出逃。随后，周恩来下达了禁空令。在这种情况下，毛**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罢。”可见对林氏尚有恻隐之心，并未除之而后快。有趣的是，林彪座机却意外地在温都尔汗坠毁，可谓恶有恶报。

本来，尽管这件事过程很清楚。多年来，境外一些人却始终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而宁愿相信某些没有根据的推测传言，把这件事搞得貌似扑朔迷离。其实，他们无非是想要证明，“九一三”事件是毛一手导演的，是毛“要杀人灭口”。《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当然知道，这些说法只是无端的推测，“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但又不肯放弃毛**“阴谋说”，于是提出了“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的假说。然而，假说毕竟是假说。

就在林彪座机强行升空三个小时后，周宇驰指挥一架军用直升机也向北飞去。这决不是巧合。周宇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是深得林彪信任的一员干将。否则，林彪就不会在手令上写明“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宇驰的起飞及其飞行方向，清楚地表明，林彪一行人的出逃目的地是预定的。

《晚年周恩来》是在叙述事实，但它所叙述的事实都是为了既定的结论服务的。林彪事件就是一例，读者不可不察。

周恩来治病之“迷”

读了《晚年周恩来》关于周恩来被确诊为癌症后治病的一大段描写，笔者感到的并不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倒是该书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暗藏玄机”。

作者一向是在拷问所谓周恩来的“良知”，以及所谓“顺守哲学”，写到这里，却笔锋一转，先是描写所谓毛对“病中交权”的悔恨，对周氏历史问题的所谓“手脚”，然后落到追究毛对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无非是想令读者在对周生出一分怜悯之心的同时，对所谓毛的“阴险毒辣”更为僧恶。读到这里，作者贬周为着倒毛的意图彰显无遗。

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总理的病经专家确诊之后，医疗组即写报告给毛主席。当主席展开医生的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一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主席每次审阅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特别是在患眼疾不能亲自看病情报告时，我每次读医生的报告，他都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当我读过之后，他居然能记住总理每天失血的数位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我们再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1972年5月12日，在一次常规检查中，在周恩来的尿液里发现了四个红细胞。在请教了吴阶平教授后，张佐良决定为周恩来作第二次检查。为了说服周同意作检查，又不引起他的察觉，张佐良编了许多理由。没等说完，周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张佐良听罢，只好如实汇报。周很痛快就答应了。检查的结果，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晚年周恩来》称毛氏借病杀人，言之凿凿。但仔细推敲，所谓毛**对周恩治病的“四条指示”，并没有档案作证，而是根据一些人士的事后回忆。当然，我们既看不到当时的文字记载，又无缘得见作者所说的“座谈会记录”，也就不好妄评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不过，即使这四条指示确有其事，也未见得像作者所称的那样“暗含杀机”。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作者所说的这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直到现在，遇到初次确诊为癌症的病人，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先不要告诉其本人，让他慢慢有了思想准备，再把实情告诉他。“第二、不要检查”。此语不得其解。“第三、不要开刀”。这句话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不允许治疗的意思。作者指责的“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看来是“铁证如山”了。但按照常理推想，此事其实很寻常。治疗癌症，本来就有开刀或保守疗法两种选择，不开刀，也就是主张保守治疗的意思。近读大陆出版的《毛**传》，据吴阶平回忆：“他（按：指毛**）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另据汪东兴回忆，毛**还说过：“你们外科书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查阅当时的报纸，陈毅元帅1972年1月6日去世，谢富治同年3月26日去世，均死于癌症。可见，“不要开刀”一说，事出有因。至于“第四、要加强议护理和营养”，倒是印证了刚才所说毛主张保守治疗的推测。据张佐良医生回忆，1973年3月，在吴阶平教授的主持下，医疗组提出了电灼术治疗的方案，并且获得成功。可见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允许“不要开刀”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发一点议论。大凡史料（伪造者除外），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史料的摘引、排列、连结、解读等等环节，却每每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意向。同一个材料，会有不同的解读，导致不同的结论。一般读者，要想分辨训练有素的作者们哪些为真，哪些作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有一个简便的办法，那就是按照常理来推论，而不要轻信故作玄虚之辞。凡是故作玄虚之事，听起来近似官廷秘史一类，往往需要当心，把它还原成常理常态再来反观一下，看个究竟。这一招，不敢说灵验，但也解决些问题。

“周恩来外交风波”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曾根据毛**的意见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说了错话。江青等人乘机把矛头指向周，企图在政治上把周彻底扳倒。幸而毛**出面解圍，为周讲了公道话，使江青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本来很清楚，《晚年周恩来》却要把倒周的祸根栽到毛**头上，称周是“功高盖主”，毛则“醋意大发”，于是毛一手导演了批周的一幕，“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其实，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大调整的过程。对整个国际斗争的总趋势怎么看，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毛、周在认识上并不是马上就取得了一致。何况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在毛**、周恩来等之间，在决策环节中存在著不少中断点，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不考虑到当时的体制因素，就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和理解“周恩来外交风波”这一幕。
毛**在外交问题上对周的不满，起因于1973年6、7月间的《新情况》事件。

当时，周正在主持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6月16日，毛**向周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看了这期《新情况》以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对他的意见的。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那里得知毛**的批评，立即写信给外交部有关人员，要他们撤回这一期《新情况》，并承担了责任。

7月4日，毛**在同张春桥等谈话时，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我常吹大动荡、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甚么大欺骗、大主宰。“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次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传达了毛的批评。同日，毛看到周恩来写给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那封信，当即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这以后，周恩来迅速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评文章送毛**审阅，并附信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两字删去，还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毛对周恩来的这次批评是严厉的，但并没有动摇对周的信任。8月20日，毛**原则同意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次政治报告。周有生以来第一次享此殊荣，并意味着周在十大以后将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11月11日至14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连续举行会谈。据《毛**传（1949—1976）》记述。在最后一次会谈中，“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11月17日，毛**约见周恩来等。批评周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态度软了，犯了错误，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在中美会谈中的错误。次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检讨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上，江青、姚文元等穷追不捨，扣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称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会后，江青还向毛**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这就是“周恩来外交风波”。

后来的迹象表明，江青的意见并不是毛的意思。12月9日，毛**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表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

1973年12月12日，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这次会上，毛**还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

以上，我们简要地回顾了“周恩来外交风波”的全过程。显然，毛**对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所为是不满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也还是很有分寸的，是和江青等人有根本区别的。

深知毛为人处事风格的邓小平后来说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他还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于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说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毛**的确有家长制，一言堂的问题，的确有整错人、用错人的问题，的确有被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所利用的问题。但是，对于错误的性质达到什么程度，对一个人在整完以后能不能继续委以重任，能不能给他机会做工作中改正，毛**有他的考虑和分寸。这是林彪、江青他们左右不了的。“周恩来外交风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有大量的事实在，《晚年周恩来》想把水搅浑，把毛描述成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封建君王，似乎是在背后精心驾驭周恩来，江青两派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无论怎样抓住一些蛛丝马迹来捕风捉影，无论怎样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象来颠倒黑白，事实终究是事实。

（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