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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从“放火烧荒”到批“当代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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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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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星期日 十二月 02, 2007 7:26 pm    发表主题: 第二十九章 从“放火烧荒”到批“当代大儒” 引用并回复

第二十九章 从“放火烧荒”到批“当代大儒”



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要批林批孔的指示后,已经是深夜了。说得再具体点,是凌晨一点多些。

他翻开江青送给他的那本《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耳旁又响起谢静宜给他汇报时的声音:“这个材料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和具体的指导下整理出来的。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凡是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你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给我好好看一看。’于是我和迟群结主席整理一个材料送了上去,也给了江青同志一份。江青看了以后,给我们提了不少的意见,说:‘你们搞的太简单,没有击中要害。要重新搞。’江青同志指示我们搞老中青三结合,再到毛家湾林彪的家里找资料。”

周恩来这才理解,江青为什么当时不同意立即搞专案组到林彪的家里寻找证据,而让这些她的心腹们去找的原因了。他又想起江青批判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一段话:“那个资产阶级分子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她大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握,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对准了社员群众;她扶植坏人上台,对抗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她所炮制的桃园经验,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这个所谓的‘桃园经验’,在天津和北京宣传一通后,由刘少奇动用中央的名义,批发全党全国执行。毛主席从来没有让自己的老婆去干那些出风头的事情。”

想到这里,周恩来忍不住笑出声,幸好没有任何人,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总理的内心在想什么。

“毛主席看了王光美的经验报告,很气愤地说:‘她懂得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让她在全党全国胡说八道,不如让你去创造和总结一套关于文化革命的经验,这也许比他们那套欺人之谈更为实际。于是我开始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这是江青当时给他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讲的话。

周恩来回忆起过去那些是苦涩的,也是荣幸的往事。他认为,这几年来的风风雨雨的确给了他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都多。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后,对江青说:“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密切,彭德怀要翻案,刘少奇、邓小平就支持他们。这个吴晗呀,完全是书生气观点,根本不知道彭德怀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嘛。”

“可以组织批判,把他们的邪风压下去。现在批他们,说服力还可以吧。”

毛泽东说:“现在不到时候,等时机和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再说。”

江青开始秘密地组织人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了。这一点,江青似乎稍微给周恩来透露过一点,但是他当时忽略了这个女人的心机。

她找以批判《红楼梦研究》而著名的理论家李希凡时,把这个计划向他透露出来。李希凡深知这件事情的后果难测,思索再三,婉言谢绝了。虽然没有参加江青的活动,但是也没有透露出什么。

江青一怔,这才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得不好,真会引起一场大的是非。当时,中央在讨论彭德怀的翻案的意见书后,都主张给他一定的工作,看看他今后的表现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遮掩。玩政治的人都会耍这种手段,他们的目的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公布出来的。在实现他们的意图之前,说什么话都行,一旦目的达到,他们的嘴脸才会逐步地暴露出来。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一种不祥之兆早已袭上毛泽东的心头。他很清楚,他和他的这几位战友多年来已经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明天分手,全党的最高层也不会有什么波动,这个地球上离了谁,也会转动的。与其把党的最高权力交给这些人,自己下台;还不如太闹天宫,把他们赶下台,自己稳稳当当地掌上几年大权,将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轰轰烈烈地继续进行到底。

毛泽东当然知道,要搞别人时,就要作好别人搞你的准备。谁也不会俯首贴耳地任你宰割,除非你有极大的权力永远能镇住大局。他自信,他就有这种能力和本事。

一九六四年夏天,江青以搞京剧改革的名义来到上海,她把毛泽东和她的谈话的精神告诉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柯庆施听罢,几乎没有犹豫就说:“北京不敢搞,你来上海搞。张春桥同志是我们这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完全可以全力配舍你搞。彭德怀这个人可是不好惹的,他现在名声虽然不太好。但是党内总还有那么几个人愿意跟着他跑,他能迷惑一批人。我们党内也会有人利用他来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点连我们的春桥同志都看透了。”

江青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很熟悉的。她对此人的评价是:看问题透彻、尖锐,待人忠厚、热情。江青对他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也比较了解。因此很信任他。她在上海和他搞京剧《智取威虎山》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她和毛泽东提起他时,毛泽东说:“让他多参与政治,多关心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理论家如果不和经济管理、政治斗争相结合,只会变成空头的政治家,于事无补。这点要告诉他。如果是人才,他一听就会懂的。”

张春桥曾用激动的语言讲述过他和江青最初的合作:

“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京剧革命也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就拿你们现在都看的《智取威虎山》来说吧,上海京剧院五八年就搞出来了,但是他们有六年的时间,这个戏就几乎被打倒了,就再也不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搞得站不住,资产阶级力量很大。他们的帝王将相一下子就复活了。《智取威虎山》又退出了舞台。我是一九六四年接触这个戏的。那时江青就跟我讲:‘这个事情呀,是很艰苦的,不容易呢。’我当时对这话还不理解。我说:‘我不懂戏,二黄、西皮,我也不懂。我要去搞政治,大概还可以,戏曲剧团的演员我也不认识,恐怕搞不好。但是我可以试试于!’一干就是几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个戏算是基本上站住脚了。这两年半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细致。每一个唱段都很艰苦。现在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杨子荣第八场的一个唱段,就是座山雕试探他,他准备送情报的那一段唱,就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把初稿到定稿叠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大摞。好多的作曲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搞了一遍又一遍。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满足,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改。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搞来搞去,不过是搞了八个样板戏。但是,同志们,你们不要小看它,就这八个就占领了舞台,夺取了阵地。到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八个戏和他们的旧戏比一比,看看哪个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因为张春桥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的,他没有说明就是他在搞这个戏的掩护下,他们一直策划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毛主席讲了,写这篇文章要准备担风险,要有被那伙反革命分子陷害和攻击的思想准备。文章一发表,就会掀起狂风恶浪。围攻是避免不了的。”

张春桥说:“这次先把姚文元抛出去,练练兵,也给他树树威信。我们要有自己的笔杆子。”

江青说:“你的话像搞政治的人说的话。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我们的力量使尽,要有关键时刻的预备队,在战争打到最艰苦的时候出奇不意的冲上去。主席说了:‘我给你们当后盾,等敌人的主力点都暴露出来后我们再进行总反击’。”

“我们尽可能地不要主席出马,主席出马就是总反击的时候。”张春桥说,“我现在还想像不到什么人会跳出来和我们唱对台戏。”

“你希望是什么人呢?”江青含而不露地问道。

张春桥说:“职务越高越好,打虎猎手不希望他的对手只是个山猫。”

“我们的对手也可能你是想像不到的。但是我可以给你透个风,为了这次斗争,我已经作好了杀头、坐牢、和主席离婚的准备。”

到这个时候,张春桥的脸色才刷地变得苍白,眼睛也睁大了:“有那么严重吗?”

江青说:“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比民主革命还要广泛得多、还要深刻得多的革命。民主革命牺牲了多少人?我看起码也有几百万吧?社会主义革命不死几万人能行吗?”

“你说的意思是这场革命弄不好还会变成武装革命?”

“主席是有这个准备的。”江青说,“我们有了分工,我在文化上打缺口,他在武装上作后盾。一旦修正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就打他个屁滚尿流。”

这番话把张春桥激动得坐不住了。是的,一个未建功勋的有志者,最盼的就是有事可干,有仗可打,有人可整,有目标显示他的力量或才能。此时此刻的张春桥就是这样的感觉。

江青看出了他的心境,继续说:“主席为这个事考虑很久了,我们的商量是整天整夜的啊。有人想夺主席的权,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主席的话在北京就没有多少人听,有的高级干部跟我们说,主席和他们谈话以后,很快就有人问他们谈话的内容。要不讲,就用纪律处分对待。你看可怕不可怕,主席说:资产阶级想专我们的政,这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就要看我们的本事了。如果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就怪自己没有打赢。说明我们无能嘛。”

张春桥明白了,一个显示自己本事和能力的时刻到来了。

当周恩来全部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几年以后。他在认真地总结他们的经验和具体的策略,同时也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或教训。作为一个久经风雨的老政治家,他的确在不停地变换斗争和保存自己的手段,而江青和张春桥却是永远地使用他们的那套老把戏,这是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而他们却玩得那么津津有味。想到这里时,总理老谋深算地露出笑容。他对刚刚站出来的邓小平说:“如果诸葛亮第二次使用空城计,他非当俘虏不可。当然他是绝对不会的。但是,我发现江青这些同志总是在反覆地使用同一个策略,这对她来说,并不是好现象呀。”

“总理,你管她那么多干什么?她又不会听你的,现在毛主席健在,她愿意怎样就怎样,谁也奈何她不得。到毛主席百年以后,谁听她的?”

“她要是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呢?”周恩来好像是在随口而提。

这一下,把邓小平说得傻眼了,他半张开口,好长时间合不拢。半晌,才问:“可能吗?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难道不希望中国出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者是八十年代的武则天吗?这不也是中国的奇迹吗?”

“那可就糟了,我就是再次被打倒,也不在这样的政权里服务。总理,毛主席是否给你露过这种风声?这件事情,你可不能瞒着我们。”“这是我的一种猜测,毛主席和我谈话的时候,多次提到唐代的武则天,但是他很少讲到过江青。他认为,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才干。我对武则无的评价也很高。但是我从心里不赞成江青步武则天的老路。在我们这个历史条件下,主席要是让江青担任他的职务,那就闹出笑话了。”周恩来很坦诚地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邓小平对周恩来说,“我现在最大的要求,就是要了解毛主席到底打算是怎么交这个班呢?再者,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了?能再坚持几年呢?”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仰起头,遥望着天上的星星,感慨万千地说:“我也很难得到准确的消息呀。主席对他的身体保密很严,他是很少让医生给他全面地检查自己的身体的。所以,我不能告诉你这些。我希望你对主席少过问这些,对你没有好处。江青和张春桥对此是最敏感的。我有这种预感,主席似乎是在培养江青或张春桥。这种培养,不是为他们公开造舆论,而是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获得政权。主席是为他们开道的人啊!”

周恩来的确是这样看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让江青冲在前头冲锋陷阵,利用张春桥和姚文元打开缺口,先是批《海瑞罢官》揪出彭真,进而揪出刘少奇等一大批人;整林彪的时候,也是通过江青和张春桥先攻陈伯达,接着批陈整风最后本想逼着林彪就范,不想林彪率领他的全家驾机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现在批林批孔,还是江青挂帅,张春桥、姚文元打头阵,另加了迟群和谢静宜这两位小将,杀气腾腾,刚刚过了一九七四年的元旦,就把整个神州弄得微微震撼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对周恩来连招呼都不打,就召开了驻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大会。迟群在会上作报告时特意说:“这次批林批孔,实际上等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意义可是探远得很。这次运动的旗手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次运动,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反修防修的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

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时则说:“为什么我们要在军队里先召开这样的会呢?因为总政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那里的负责人在对抗我们的毛主席。”

这下,参加会议的人恍然大悟:这不是在指中共十大上刚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吗?因为他还在兼任着总政主任呀!

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给江青打电话,询问此事:“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江青说:“这事,王洪文同志是请示了毛主席的,主席让先在驻京部队打个招呼,防止有人调动军队干坏事。没有来得及通知你,只是个方法,望总理不必计较。”

“主席知道你们反对李德生同志的事情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说,“他是刚刚当选的党中央副主席,有什么问题通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解决嘛。”

江青忙说:“这事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我马上到你那里去,有些事情该向你讲明白了。”

那天,到周恩来处的,不只是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来了。

江青一见面就说:“总理,我怕一个人说不清楚。这不,把他们也拉来了。李德生这个人有问题,他看不起我们,也看不起主席,擅自一两个人决定大事。例如把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委员会撤销,改成厂长负责制,就是要搞复辟和回潮的一个表现,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件事。”

周恩来说:“这是一件小事嘛,改过来不就行了嘛,何必要兴师动众?”

“总理说错了,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大事。是走回头路的具体行动,不可轻视呀。”张春桥纠正道,“以我看,回潮和开倒车的问题,不仅仅是总政,还有其他的单位和部门。批判林彪不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也不是批极左,而是要把批判孔夫子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的思想结合起来,真正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点,我们下一步还要在许多的文章和社论中说明。”

江青这个时候,已经忘乎所以,俨然以一副女舵手的姿态出现了。

就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马宁同志:听说,空军批林批孔有些困难,请苏元勋同志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各一百本,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苏元勋同志一向受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压制,‘九—-三’以后才引起大家重视。托他去传达,请指定一个连队,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告苏元勋同志告我。”

同日,她又给二十军防化连写信,派迟群和谢静直送到浙江。一月二十二日,她给海军政委苏振华写了同样的内容的信。一月二十四日,她又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首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了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十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和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壁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又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等人写信,并让他们转许世友和赵紫阳。信里强调说:“请代我向广州军事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的信的报告和二十军党委、二十军防化连给江青的信。

这一切,都引起周恩来的深思了。他已看出,江青的这些活动,都把他排斥在外,显然不是无意的。

这天,叶剑英前来见周恩来,向他报告说:“你知道吗?江青要在军队里放火烧荒了,她在今年一月十三日,对迟群和谢静宜说:‘我就是要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打破他们的一统天下。让你们到海陆空三军去点火烧荒。总政的问题大得很,那个李德生不是一个东西,他在林彪死后就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互相勾结,把军队要变成他们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毛主席也很担心,他对我说:‘军队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你们不抓紧,人家就抓过去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把总政的权力夺过来’。

“江青到底要干什么?”

周恩来沉思地说:“李德生可能有什么问题让人家抓住了。毛主席提出了批林批孔的指示后,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好嘛,让他们放手干吧。”

“我一直在考虑,江青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她到处以她个人的名义送文件和材料,究竟把她自己置于何种地位。就是毛主席也没有在党中央采取这种方法呀。”叶剑英说,“据说,毛主席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时,多次提到了武则天,说:‘封建社会出了一个女皇帝,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武则天的功绩在历史上是最为显著的,现在儒家对她的评价并不公正,要给武则天恢复名誉。我倒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出这么几个武则天似的人物,这样对我们这个党是有好处的。妇女干部的不足问题,要在近几年内得到彻底地扭转。’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树立江青的威信呢?如果是这样,那就糟了!毛主席这不是比林彪还要……”

周恩来急忙制止住他,说 “对毛主席怎么能妄加评说呢,传出去就会被人所利用。这个教训过去难道还少吗?再不能犯过去的教训了。”

“不过,这样下去,江青就会临驾于党中央之上了。这是很不正常的。”

“有意见可以向党中央提出来,走正常的道路反映。如果毛主席真是决定要让江青同志主政,那我们也得执行。不过,主席过去可是说过:‘江青没有武则天之才,她没人家的本事。’这话是正确的。江青的毛病是个人感情用事,说话随随便便,言而无序,没有长远的大计。她虽然在毛主席身边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没有吃过苦头,对政治这碗饭,还是太轻薄了。其实。政治是很残酷的,无情的,我们的同志往往不想想后果。这也包括了这个江青啊。”

叶剑英说:“看来,毛主席的这个班,是想交到江青手里啊。”

“我从来没有听主席讲过,不过从大量的事实来看,有这个迹象。如果主席真是这样来想,我们也不是不拥护。问题是别让我们猜哑谜了。什么批林批孔,什么研究儒法斗争,这里的历史哪能是那么简单的呢’无非还不是他们说什么,人们听什么罢了。”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叶剑英的眼睛盯着周恩来,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他,里面显然显示着一种异样的光果。见周恩来还没有醒悟,他又补充了一句。“历史上就有过逼宫清君侧的故事。我们为什么不能演这样一出戏呢?”

周恩来连连摇头道:“逮可不是闹著玩呀,乱弹琴什么!你再胡说,我可要撵你走了。”

叶剑英那天走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和周恩来告别的时候,周恩来和他握手的时间最长,叶剑英隐隐地看到,周恩来的手在颤抖,眼睛里也涌出泪花来了。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江青召集于会泳和总政原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到钓鱼台开会,他们刚刚坐下,张春桥也来了,江青给张春桥介绍了陈亚丁后,说:“李德生把八一电影厂搞得乱七八糟,造孽了,他们欠下人民的一大笔债。我看总政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是要重新夺权的问题。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春桥同志,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好。今天我把陈亚丁请来,就是要整一整军队的问题。这次不乘批林批孔的东风把军队的工作搞好,我们就要失去战机。”

张春桥说:“党的十大时,毛主席考虑到当时打垮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需要,为了体现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让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李德生当了副主席以后,马上暴露出他野心家和大军阀的嘴脸。他和另外一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勾结在一起,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撤换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青年干部,同时把一些在历次运动中表现不好的人提到军委和总政的领导岗位上去。这样一些人结成了小集团,反对我们,挣别是反对江青同志。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这些人就造谣,竭力反对,甚至说什么批林批孔是多此一举。李德生就公开说:‘我们不认识孔夫子,没有什么批头。总政这里不需要批。’这样的人能担任总政主任吗?”

江青接着说:“我们政治局里斗争是很激烈的。林彪死了。但是有人想步林彪的后尘,军队里这些人可是不少呀。我们陆续派出去一些人,就是要你们去放火烧荒,把批林批孔的这把火在全军上下,给我烧起来。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就是听那些老头子的话,我就不相信我不能领导我们的军队。今天我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一看!”

“江青同志讲的不仅仅是总政的问题,总参也有类似的事情。”张春桥说:“凡是李德生和那几个老右们领导的部门和单位,问题都不小。总参的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这样的班子不换,非出修正主义不可。这点我们的毛主席也看到了。他对我说:‘这些问题,你们看着办吧,交给你们了。但是,一定要稳妥和得人心,不能出了乱子。’我看我们批林批孔,就是最好的机会,谁也不敢对此放半个屁!”

这一段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陆续地跑到总参、总后等军队的单位,到处讲话。一开口就是:“你们要研究一下,发动群众揭开总参和总后的盖子。这次我们是下了决心的,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炸开,用炸弹炸。如果苏修、美帝真的打来,我就怀疑总参作战部会有维持会。真的打起仗来,总参就是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会齐全。所以,你们要是真正跟着毛主席走,就要在这次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把批林批孔和你们这里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揭开盖子,把运动搞下去。我们是会和你们站在一起的。”

周恩来这里的消息来得很快,江青这些人的讲话他几乎是在当天就看到的。他的心猛地一揪,感到这里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怎么能把我们军队和中央内部的一些工作中的问题硬是要和敌人联系在一起呢,这样一来,这场批林批孔岂不果然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吗?他再也坐不住了。他终于下决心,拨通了毛泽东那边的电话。

“是总理吗?主席正要和你讲话呢。好,你马上过来吧,主席在等你。”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后,首先做自我批评,讲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的一篇短文《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实际上是自己的观点,作者是根据自己一九七三年四月接见空军党委第五次全会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写的。如果有什么错误自己可以承担。他说:“批林批孔是件大事,涉及到两干五百多年的传统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和革命。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允许人们的认识有个过程,不要动不动就拿出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总理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这一段来江青、张鲁桥和王洪文等人的情况。在谈到江青以个人的名义向军队和地方的单位送材料时,周恩来说:“这样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好像政治局里又出现了多大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和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彭真、陆定一他们的问题不一样,大不一样。现在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人,就是犯点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央这些同志的水平哪里有人们想像的那么高呢,李德生连什么是舆论也不懂,他会造舆论去夺权吗?充其量不过是对一些情况不了解罢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点头:“你说得对,说得对。江青呀,还是拿出了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对付一些同志。不妥嘛。性质不同嘛。李德生这个人和林彪不同嘛。他没有吹捧这些人,所以他们有看法。其实,假如你很乐意地接受了恭维,实质是欠下了人家的债务。因为讨好者总是想得到好处,要权嘛。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是为他要国家主席的位置造舆论、辨理由的嘛。其实,那是个屁的理由,现在我们的同志,共产党的宗旨全忘记了,把人民的利益也忘到脑后了。只剩下一条,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决定性的功劳,在全党的威望也比较高。”周恩来说,“我看在适当的时候,让她担任中央副主席或政治局常委,名正言顺地发挥她的作用。这是完全可以的。全党也不会有别的想法,不然不利于她的下一步安排。”

毛泽东吃惊地问:“什么安排?我怎么不知道呀?”

“现在党内已经有人说了,儒法斗争的研究是为江青同志造舆论,样板戏里的主角都是女的,现在又要为武则天翻案,吕后也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拉出来了。下一步就是江青同志要当当代的武则天了。她比吕后的功劳岂不是大多了吗?”

毛泽东没有想到周恩来这么快就切中了主题,他好长的时间里没有说话。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政治领导艺术,已经很熟悉了。毛泽东是不愿意让人们过早地掌握他的思路的。他的政治指挥也和军事上的指挥艺术一样,总要显示他出其不意的特点。当林彪预料到张春桥在中共第九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副主席时,毛泽东偏偏改变了他手中的桥牌,提出了一个谁也想像不到的王洪文。中共十大开过快一年了。王洪文逐渐地显示出他的不成熟和不老练。他在治国治军治党中,毫无经验和办法,一天到晚的思路停留在打打打、杀杀杀上面,这怎么能行呢?

“我们的有些同志所学的本领,是杀龙。”周恩来开着玩笑说,“可世界上没有多少龙可杀呀,于是就要找龙杀,本来不是龙的也让他们杀掉了。我曾经问过洪文同志,你知道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他说:‘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嘛,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这个概念没有彻底掌握清楚,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果然,毛泽东讲话了:“看来让王洪文多学学还是有好处的。江青同志的问题也要帮助。她把批林批孔的根本目的并投有真正吃透。这个人,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她的方法和策略还是在六十年代,没有多大的长进,不行,还是不行。总理呀,你可以批批她。批她就是对她的帮助。我看她是有点忘乎所以了。这可是不得了的,非吃苦头不可。”

周恩来急忙说:“不,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江青同志的长处。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她的路线斗争觉悟比我要高。看问题也很尖锐、敏捷。比如批极左的问题,她抓得就很好,看到了林彪死后,极右的路线和代表人物可能要翻案,修正主义的思潮会反覆。这种觉悟是不简单的。主席千万不要以为我刚才的讲话是告状,不,我只是想了解主席的思想,目的还是要紧跟。只要是主席决定的,我周恩来就必须照办。就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回头。”

毛泽东深受感动了,他低沉地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江青是不会成为武则天的。”

在毛泽东的服里,周恩来对江青是很害怕的。这个在历史上曾经跟着翟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等人反过自己的人,通过一系列回合的较量,自己在党内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周恩来就由过去的反对转变为坚决的拥护。这种拥护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体现在了行动上,只要是毛泽东讲过的,和他打了招呼的,他都会坚决地执行和照办。但是,他认为,周恩来的思路,是远远地跟不上自己的想法的。他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决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仍然停留在建国时的水平。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始终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信任和执行上面的。当林彪摔死以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事实上失败了。他在工作中需要恢复过去的东西,走过去那套熟悉的路子才能迈得开步子。所以,他的许多言行很快被江青和张春桥抓住了。

“总理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他要走回头路呢?”他们不止一次地在毛泽东跟前反映。

毛泽东也在暗暗地观察着周恩来。但是,他相信,周恩来是不会变成林彪那样的。通过这次谈话,他更坚信了这种判断。他要开始纠正江青们的一些过火的举动了。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上的降温,江青和张春桥很快地感觉到了。他们当然估计到了是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毛泽东的决策。而且毛泽东也丝毫没有透露出周恩来和他谈话的内容,这是江青所最为不满意的。这里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一场含沙射影的儒法研究开始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一次批林批孔会议上说:“现在的文章里,很少提到现代的儒家。是不是你们认为没有呢?如果没有,我们现在费这个劲干什么?就是因为有,我们才这样艰苦作战嘛。现在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我们不用提了,那肖定是。以前的不提无神论,唯物论,现在的不提现在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很大的儒家?可以告诉大家,有很大的儒家还没有触动呢。蒋介石就是他们的总代表。你们大胆地写,写错了我负责。”

于是,一篇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陆续出来了,有些段落送上了周恩来的桌案:

吕不韦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吕不韦的上台,得到了秦国华阳夫人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度的政治路线。他在经济上。激烈反对秦国传统的“强本弱末”政策,胡说“本”不是“耕耘种植”,而是“孝”和“贤”,妄图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破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封建农业经济。在文化思想上。吕不韦召集了一批对新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妄图反对与取代在秦国居于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

周恩来看到这些,一笑置之道:“这些东西,能够说明了什么?无非是供少数人看的东西。广大的工农兵能看懂这些东西吗?对他的敌手,可以说是毫无杀伤力。我们的这些秀才们呀,又走上了和吴晗、邓拓这些人一样的道路了。我认为,一点意思都没有。”

当然,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在私下和他的老战友讲的,并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公布出来。但是,他的稳健和沉着,还是在他大量的行动中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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