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二十一章 “要说造反，我周恩来才算是老资格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早在大会之前，全体代表就已经很认真地讨论了大会的所有文件。这些文件，其中包括王洪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实际上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组织起草的，毛泽东认真地作了修改。

大会的正式召开，是在绝密的气氛中进行的。

当年仅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出现在主席台上，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举国皆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来说，他是敢于创造奇迹的，他的政治手腕和斗争策略往往是以出其不意而令人为之叹服。当然他在事前曾经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议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说：“培养和选拔优秀的青年人作为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没有任何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哪一个成熟的老革命家都希望看着自己培养的接班人能够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这是我们的事业发达兴旺的标志。但是，王洪文同志能不能胜任呢？我没有把握。不过按照主席的指示，接班人可以提拔起来以后继续培养嘛。”

毛泽东听出了周恩来的话意，但是没有再说什么。如果说，林彪没有摔死之前，人们对毛泽东的看法是最高权威加上神秘色彩的话，那么现在他的种种神秘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他的最高权威。就连毛泽东自己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了。

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你注意这个年轻人，我要让他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中央军委会议。他是我们中央的造反派代表，也是我们将来的希望呢。”

王洪文初来时，对周恩来的确是很尊敬的。他对周恩来说：“我对中央的工作一点都不熟悉，请总理就像培养小学生那样地来教育我，培养我，我在你面前一定要好好听话，决不做半点对不住你和党的事情。”

周恩来脸上荡开了笑容：“好啊，我们互相学习吧。我们都要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听人民的话。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将来使人民对我们失望了，我们能不惭愧吗？”

但是，王洪文并不是一个争气的人。

不断有人对周恩来说：“王洪文来中央后，并不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而是玩耍、胡闹，很不像个毛主席接班人的样子。他经常用请吃、请喝、看电影、送东西等手段拉拢一些对他有用的人。虽然他在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是多次向上海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他还经常以试带、试听、试看、试用、试尝等名义，巧取豪夺，无偿地从上海要手表、电视机、电影放映机、照相机、录音机、收音机、打火机等新产品，以及大量名烟、名酒和其他高级食品。”

李先念还特意对周恩来说：“你应该给主席说一下，你们选的这个接班人可是不怎么好呀。起码是个懒鬼。他把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来玩脾、下棋、钓鱼、打猪、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给他汇报工作，常常找不到他：即使找到了他，也是一问三不知。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一直要到九、十点，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的钓鱼竿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和茅台酒。你看这人成了什么样子了！别人批评他，他会动不动就说他这是造反派的脾气，说他当年造刘少奇的反时如何如何，总之，这个人不行！”

“先念同志，还是要从长远处看问题，多看看人家的长处嘛。”周恩来总是这样回答一些人。

周恩来对王洪文的表现看在眼里，心里很反感，但是，表面上地还是拿他当作一位副主席看待，并没有丝毫的怠慢。“毛主席培养接班人，好啊，我们毕竟都老了啊！”他这样说。

王洪文还不到四十岁，靠造反起家的。他原来是上海国棉七厂的一个保卫干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的时候，成为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党的九大时选为中央委员。林彪摔死后，到中央，党的十大上就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说他自己在周恩来面前也不敢太过份，然而骨子里那种夜郎自大、惟我独尊和心狠手毒的气质，总不免有所流露。当他总是在周恩来等人面前吹嘘他当年造刘少奇的反时，周恩来说：“我们跟着毛主席造反时，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的洪文同志。”

这下，王洪文脸红了。他不得不说：“我怎么敢和总理比呢？我在你面前，永远也毕不了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中，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会议传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

“这个人，经过了长期考察和教育，我对他已经完全绝望了。”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连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够不上。事实证明他是有野心，是想搞名堂的人。党的‘八大’是一九五六年开的，‘九大’至今未开的原因也在于此。”

李富春说：“抗战的时候，邓小平跟着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毛主席根本不同意，但是已经晚了，他们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以后日本百分之六十的兵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的兵力指向了我们，引来了日寇的冬季大扫荡。我方才化整为零。一九五九年我党斗争彭德怀的时候，邓小平包庇岁瑞卿，为他开脱。一九六四年，罗瑞卿逼林彪让位，这话是刘亚楼临死的时候讲的，一九六五年，毛主席让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时，邓小平不参加会议，还要罗瑞卿喊冤，罗跳楼未死，还要罗坚持。后来他有意跑到陕西去了，到给罗瑞卿下结论之时，叫他他都不回来。这一来，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

“邓小平自从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从来不给主席汇报工作。开会的时候离主席远远的，主席讲话，他也不做笔记。他说：‘林彪在部队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捞政治资本，是在搞形式化，’他主张以实带虚。”叶剑英也说，“贺龙和罗瑞卿在工作上也不主动，吊儿郎当，整天打扑克，打麻将，专门派飞机接吴晗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邓小平曾经给毛选编辑人员说：‘毛选上的注释要多写二野，少写四野。’他还对林彪同志当面说：‘你有平型关战役，我有淮海战役。’实际上，他在淮海战役中并没有出什么力，他是在和林彪争功劳。”

当时，列席会议的江青只揭发了邓小平一件事：“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最有兴趣，经常调片子来看。这件事情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就严肃地批评了他。就在那一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和他谈话时还讲到这件事。我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阵地，领导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刘主席，你可要真正地管一管呀。’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才真正认识了他。”

现在，那些从造反派中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的那些所谓走资派们的穷奢极欲，他们的腐化堕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难道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这些难道说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那天，周恩来和王洪文深谈了一次话。

“文化革命已经五、六年了，全国许多地区的面貌还是没啥改变，可以说，落后、贫困，仍旧像个隐藏的鬼影，在我们的周围打转转。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你说该怎么办呢？”周恩来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王洪文，似乎在听他的回答。

王洪文的眼睛眨巴了几下，吞吞吐吐地说：“我看还是要抓阶级斗争，向这个基本路线要粮要钱要一切。只要刀把子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里，这个问题是可以逐步地解决的。”

“洪文同志，要说造反，我周恩来可以说是资格最老的。毛主席带领我们造国民党的反、造一切反动派的反的时候，首先抓的一条，就是要讲出全国最广大的人民要说的话，和最广大的人民要办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代表人民，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周恩来的眉头舒展了，心平气和地说，“中国有八亿人口，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有饱饭吃就行了。这会儿，我们不把生产抓上去，不抓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人民能有饱饭吃吗？如果饿着肚子抓斗争，那和从老百姓嘴里夺饭碗有什么区别？俗话说，石看纹理山看脉，人看志气树看材。作为个好的领导人，可要时常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挂在心上呀。”

“总理，你的这话我要牢牢地记住。”王洪文说，“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切精力都放在生产上，还是要抓大事。只要把路线搞正确，就是完不成任务，完不成计划也是伟大的胜利。”

“这话是错误的，千万不能这样提。”周恩来严肃来了，”“这样讲话，就会在全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里造成极大的混乱。现在就是要在工业上继续高举大庆的红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恢复岗位责任制，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秩序。我希望你在一定的会议上，公开他讲讲这个问题。”

王洪文把周恩来和他的谈话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后，张春桥连连摇头说：“总理呀，人倒是个好人，就是路线上总是跟不上我们的毛主席。大庆现在的经验，实际上是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那里的情况，有的同志说：“论干劲没比的，论路线不咋的。这怎么能向毛主席交待呢？大庆那个岗位责任制，不是什么新发明，王熙风整顿大观园，也就是老妈子、小丫头来个岗位责任制。”

王洪文说：“现在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号召在企业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在工厂里试验着要搞奖金、要制定新的规章制度，等等。”

“这还不是地地道道地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吗？”张春桥果断地说，“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这样胡闹而坐视不理，要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那种只讲指标挂帅的劳动竞赛，实际上是只讲生产指标，生产任务，不引导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名为奖励先进，实为惩办落后，那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贬低了工人阶级的觉悟。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做法，是不突出政治，思想工作无力的表现。总理为什么现在突然热衷于搞这些东西。我看是和邓小平的站出来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总是夸大那个人的作用，说他多么的有本事，多么的有能力，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无非是会走过去的老路罢了。这就是那个新路难走，老路易行呀。”

王洪文听了这番话，很觉得入耳中听，马上产生了共鸣。他说：“我当然是听你和文元的话呀。我怎么会造成那种用生产把工人的思想困住的修正主义做法呢？让工人们只讲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是第几次路线斗争的教训。忘记了这点，不是复辟又是什么呢？”

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王洪文突然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胜利，但是我们依然要注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妄图复辟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作斗争。我们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当前要警惕和防止的东西，也是我们连续斗争的历史经验。”

周恩来听到这些讲话，低下头深思着，好长时间里没有讲话。

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和王洪文来到毛泽东居住地，问他汇报这一段的中央工作，毛泽东问得很详细，听完汇报后，他并没有对工作上的问题进行什么表态，而是意味深长他讲起了历史：

“恩来，你还记得翟秋白吗？”毛泽东的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彩，侃侃而谈，“我记得是一九三四年，在上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他转到革命根据地，情绪低落，工作消极。当我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他马上就离开江西，前往上海，途中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在监狱里，翟秋白丧失革命气节，向敌人苦苦求饶，写了《多余的话》。把自己在党内的活动说成是‘不幸’，是‘历史的误会’，甚至是‘一场恶梦’。同时他还供出了我党的许多机密和组织情况，成了叛徒。这就是他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最好的注解。这点，恩来你是清楚的。”

“瞿秋白晚节不忠，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周恩来说。

毛泽东继续说：“刘少奇说霍秋白是什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以我看，他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他早期信奉无政府主义，一九二二年抱着‘英雄大圣人’的目的参加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和陈独秀的右倾路线站在一起的；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他从右跑到左，大批陈独秀，从而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之职，开始了左倾路线的统治。”

周恩来没有猜透毛泽东的意图，补充说：“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主席亲自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十月领导红军进入井冈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却掩盖着极左的东西。这一点，被翟秋白正好利用了。以后，李立三、王明，一个比一个更左。把个中国革命弄了个乱七八糟。要不是毛主席力挽狂澜，我们这个党啊，就很难说了。”

“离了我，地球照常转动。”毛泽东说，“我只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起了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了这一条。认识一个真理，很难呀。现在就有一些人要恢复过去的那一套。好像中国就没有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动不动就是要搞过去的一套。如果我们就是需要过去的东西，好，我们还搞什么运动？我们干脆把一切交给任何人就可以了。”

王洪文说：“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争的时候，交替使用‘左’和右的两手，常常是一手遭到革命路线的反击，阴谋不能得逞的时候，就狡猾地接过革命的口号，塞进私货，推行另一手。他们在主要使用一手时，同时在准备着使用另一手。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新的特点。”

毛泽东点着头说：“好，这个总结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这场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所有的问题。还要继续斗下去。我看起码要斗他个一百年至几百年。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要继续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有所不同就是了。所以，新同志不要骄傲，洪文呀，你这个造反派其实还年轻呢，我和恩来造反的时间要比你长得多。当然老同志也不要摆老资格，还要继续革命，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否则就会掉队嘛。”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一直在思考着他的这番话。看得出来，毛泽东并不是完全赞成自己的意见的。他的话里，包含着巨大的双层意义，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味到那特殊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