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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先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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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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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星期日 十二月 02, 2007 11:58 am    发表主题: 第九章 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先打掉…… 引用并回复

第九章 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先打掉……



周恩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三、四个人正在等着他。房间里飘荡着呛人的烟草昧和缭绕的烟雾,透过这种气味很快使人联想到战场上的火药。

“你们汇报一下最近国家财政口运动的情况吧。”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不是例行公事,而是相当严重的间题,是有人不听招呼。好了,你们说吧。”

从旁边的沙发里站起个身穿军装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军官,刚开始汇报时他还有点紧张,很快他就谈笑自如了:“六月二日,一小部分红卫兵抢夺中组部八处的档案材料是严重的事件。早在五月二十九日深夜,机院红旗组织发表了把李先念打成叛徒头子的声明,前一天他们就提审了郑位三,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发现郑位三家中有中组部查封的材料时,就开始打这些材料的主意了。他们盗用了一机部部党委的公章,到中组部八处去看郑位三的材料,六月二日,中组部军代表通知他们康生有指示,郑位三的材料现在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可是他们竟然无视中央的指示,就在当天调动几十人冲进中组部,将这些材料抢劫一空。”

听到这里,周恩来气愤地说:“简直不像话,这哪里是革命派,完全是胡闹!”

类似这样的汇报,加上周恩来微微扬着的两道颇有气派的浓眉,以及目光奕奕的镇静气度,面对这样的领导人,你能不感到一种力量的震撼吗?汇报的人还能够深深地感觉到总理的谈吐文雅和抑制着的某种愤怒。他深深地知道,那些看起来是无名小卒的人,虽然难以叱咤风云,扭转乾坤。不过,他们的能量有时也是很令人吃惊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会起着重大的作用,这决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很关注地听着他们的汇报。

“事情发生以后,陈伯达作了三点指示:命令红旗总部必须将抢去的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回去。不许复制。如有复制则复制品必须上缴,并指出在指示下达后,不许再看。当这个指示传达给被扣压的旗总头头时,他们口头上答应执行,回去后却说:‘别管他们那一套,赶快抓紧时间看,赶快复制。就是把材料烧了也不交出去。’为了拖延时间,在当晚他们把认为用处不大的一批材料送到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极为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错误一犯再犯,我们就要考虑你们组织的性质和后果问题了。’但是他们依然阳奉阴违,还和三军冲派勾勾搭搭,将一部分材料转移到空军学院。在汪东兴通知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把材料全部交回去。”

周恩来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我早在六月十一日就给他们说过,所谓李先念是叛徒的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陷害嘛。那是郑位三他们搞的。这样做,谁高兴?美帝、苏修。日帝、台湾的敌人高兴!陈伯达也在会上讲过,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嘛,为什么非要这样干呢?我看他们有后台!”

“是的,总理,你讲的对,他们是有后台。”汇报的人说。

周恩来火了:“是谁?你们可以告诉我,我一定要处理这件事。”

“总理,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后台是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

这话一出,周恩来不吱声了,他的思想上掀起了滚滚波涛。他知道,从所谓二月逆流的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蠢蠢欲动,企图乘机打倒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李富春等人。他们支持着一部分红卫兵和学生组织到经委、计委、财委大搞打砸抢,搜集各种材料,提审有关的“黑帮”人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还派人到外地,到处揪斗军队的领导人,冲击军队,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把全国搞得一片乌烟瘴气。这些问题,仅仅依靠自己是难以纠正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没有江青的配台,都是根本办不到的。

汇报的人也知道周恩来遇到了难处,但是他们必须把有关的情况全部讲出来。

“总理,要不要我们把掌握列的那几个人的情况汇报一下?”

周恩来想了想,说:“你们可以讲,但是不能再向外讲了。此话到此为止。”

他们点点头,于是汇报继续下去:“据我们所知。这些人物组织了一个第四司令部。成员有关锋,文革前是《哲学研究》的主编,靠着投机飞黄腾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人在原单位就爱争权夺利,搞阴谋诡计,组织小集团。那个王力,也是他们一伙的人,他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与叛徒秦化龙及反革命分于李广元关系密切。解放初期受陆定一的赏识,担任过中宣部的处长。后又当过中联部的副部长。他有很大的野心和打算,想在中央捞取更大的职位,他看不起张春桥和姚文元 ”

“你们接着往下说,他们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周恩来打断他的话。

“还有萧华,他原来是总政的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是三军冲派,反对林副主席、冲击八大军区的黑后台。他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以此控制着军艺‘星火燎原’和‘八八红卫兵团’,制造了‘五一三冲砸事件’,反对邱会作和李作鹏等同志。与他一起的,有原二炮司令吴克华,原全军文革成员的李曼村,原总政副主任谢镗忠,还有军报的赵易亚、光明日报总编穆欣……”

“穆欣这个人和关锋他们也密切吗?”周恩来不动声色地问。

“他和林杰一样。都是反你的。据一些红卫兵调查,穆欣还是大叛徒和特务。”那个年轻军官说到这里,抬起头看了周恩来一眼,见他在全神贯注地听着自己汇报,就更加认真了。“原农办政治部主任秦化龙历史上在新疆被捕投降变节,这次也和他们搞到一块反党。外事口的姚登山想当外交部长,一直在支持北外‘六·一六兵团’、‘世界革命红卫兵’、驻外使馆‘九九兵团’等组织反对陈毅同志,也反对你。另一个是你的秘书陈家康,他曾经把大量的整你的材料供给‘外交部联络站’,攻击你。”

汇报到这里时,周恩来微微笑道:“这个陈家康,简直像小丑一样的坏。他反陈毅,实际上是反我。这笔账迟早要算,到时候我们再清算他们。不过此事不能外传。有关军队的事和人,也要注意保密。你们再讲讲和关锋他们有联系的还有些谁?”

“那就是学部的人了,如吴传启。他在社会哲学科学部被陶铸封为左派,是学部红卫兵团的操纵者之一。他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国民党员,后混入到我党,关锋对他很赏识。还有潘梓年,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叛徒,六十年代的左派’,是支持林聿时、王恩宇、周慈敖他们大反你和陈毅的后台之一……”

周恩来问道:“具体有什么事实吗?”

“今年三月初,吴传启就散布:‘现在中央正在开会,要揪出一个保得最多的,既不是中央文革的,也不是李先念、李富春,而是揪出来叫你吓一跳的人物。’其矛头是指向你的。到了四月,‘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张建旗找吴传启进行密谈。同时,林杰和他的老婆王乃英在北京市革委办了个‘北京动态组’,专门搞黑材料。这些活动都是在关锋、王力的支持下进行的。”

周恩来又了解了一些情况后,说:“你们继续注意阶级斗争的动态,但是不要泄露机密,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要选择一定的时机。有的要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决定。我劝你们还要注意这些人和上海的关系,听说关锋、王力这些人在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是好好的搞文化大革命,而是在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和搞争权夺利,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一群蠢猪。”

汇报到此,似乎结束了,但对周恩来来说,斗争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有意提到了这些事。他特意说:“现在军队的工作比较难做。地方上的造反派动不动就去冲击军队,甚至去抢夺解放军的枪枝弹药,我看这里定有坏人在背后捣鬼。”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还是再看一看。要注意一些人的活动。”

“军民关系搞得好的地方是上海。”周恩来说,“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很注意拥军爱民的工作,没有发现反对军队的现象。倒是有反军地方的人部在反对春桥和文元同志。关锋在一些场合就说过春桥和文元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了。说他们是保守的。”

“说别人是保守,其实他们是极左。”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关锋这个人很骄傲,历来看不起人,他们想搞自己的小团伙,这是要吃亏的。凡是不顾全大局的人,都是最后要吃亏的。”

终于,周恩来找到了机会。当这些人利用“武汉事件”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浪潮时,全国形势大乱,王力又在八月七日接见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红卫兵时,发表打倒陈毅的谈话,即所谓的“八七讲话”。周恩来及时地把这些东西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震怒了。

“他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让他们统统给我滚!”毛泽东愤怒地说,“中央文革要整顿,江青早就和我讲过关锋和王力的一些问题,我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等不到那一天了。春桥和伯达也容忍他们很久了。让中央文革开会,清算一下他们的问题。”

于是,到了八月底,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开了几天会,就把那三、四个人的问题解决了。

九月七日,北师大反对谭厚兰为首的革委会的一些人得到关锋、王力垮台的消息,最先在学校内贴出“打倒林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林杰是关锋在《红旗》杂志最信任的红人,打倒林杰就意味着打倒关锋。由于“五大造反派组织”领袖之一的谭厚兰没有得到消息,马上贴出要保林杰的标语和大字报,被对方抓住了辫子,一时北师大发生了所谓颠覆革委会的反革命暴乱。周恩来闻讯后,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研究后,采取了坚决支持谭厚兰的立场。

周恩来对谭厚兰说:“人家利用得到的消息早一点,给你们布置了一个圈套,就是让你们钻,果然你们就钻进去了。其实,那几个人的问题是中央文革自己掀出来的,和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想争功也争不上。”

江青说:“谁也捞不上稻草。这些小爬虫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与任何人无份!”

事后,谭厚兰激动地说:“九月七日,我们学校发生颠覆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暴乱,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罪悲阴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北师大‘九·七’事件的文件中,再次肯定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行动。给了那些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变色龙、小爬虫们迎头痛击。”

这反映了当时的那种情景。

当谭震林听到中央文革小组揪出关锋和王力的消息时,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

秘书向他汇报时,他只是耐心地听着,偶尔插话问一问。

“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们一致指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空前大好的形势。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批倒、批臭刘少奇及其同伙,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心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出产’的伟大号召。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我们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谭震林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们现在终于承认那些家伙是反革命了。我早就讲过,红卫兵里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那里就有反革命,怎么样?还是我说的对吧?”

“这些领导同志的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代表毛主席发出的重要号令,他们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秘书说,“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两天,总理和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各校代表时,给他们分析了形势,转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他们要求小将们多作自我批评,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江青还特意强调,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及时地向革命小将指明的前进方向和提出的光荣任务。

谭震林说:“我早就料定关锋、王力他们会有这么一天的。我看了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活动》后,就知道他们要倒霉了。社论指出:拥军爱民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和革命群众组织关系的总则。这和王力、关锋他们的提法明显地不同。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来了个纠偏,我从心里也是高兴的。”说完,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他近一段来最高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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