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十三章江青成为党内的“无冕皇后”

江青向周恩来提出要逮捕戚本禹的时候，周恩来并没有感到意外。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

“本来我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的，但是他越来越猖狂了。他支持的一些学生组织直接整理了我的黑材料，而且向境外的反革命势力提供反我的炮弹。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香港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我和主席的文章，我怀疑就是来自这些王八蛋。”江青向周恩来讲到这些时，眼圈都红了。但是她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现在有些坏人动不动就端出我三十年代的什么事情来给我造谣，好像我江青在那时干下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完全是污蔑。如果说我在三十年代有什么历史的话，首先我要骄傲地说，我的那笔历史是鲜红的。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些事情我都了解。你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无可挑剔，我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地和大家讲这个问题。”

周恩来已清楚地感觉到：江青，这个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饱受欺凌的女孩子，怀着求生和解放的目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在上海凭着自己的努力苦苦地奋斗和挣扎，终于崭露头角：她没有想到后来又受到了自称左派们的文人墨客的百般侮辱。这种复仇的怒火始终在她的心头燃烧着，只是苦于没有爆发的机会。江青在党内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是不得志的，这曾使她郁郁寡欢。

到了延安后，她得到毛泽东的爱情，成为中国共产党首脑的第一夫人。这个名誉和地位，随着毛泽东的权力的增长而日益膨胀着。曾几何时，她要满足她母亲的愿望，成为人上人；她要脱离贫苦的生活而过得舒服且自由；她抛头露面要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一切，她都实现了。只有一条，即她复仇的怒火一直在她胸中藏匿着，压抑着。新恨旧仇，给了她无穷的力量。这时，她才真正明白了，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一是信仰，二是复仇。

每当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她就寻找报复的幻想成为现实的方法。她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想像中组织复仇的行动，她完全陶醉在她编织的这种推理之中。终于，她的这一埋藏在心中多少年的怒火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熊熊烈火，她梦寐以求的推理竟然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奇迹吗？

她甚至坚信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她办不到的事情。是的，她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她曾经大言不惭地和别人说过：“谁要是让我不得了。我就要让他了不得。”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她实际上是在协助主席领导全党的工作。”三十七年前，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曾经这样向从前线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人们说。

连王明也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是最贴切的语言来赞美江青和毛泽东。

“江青同志和毛泽东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呢。江青虽然革命的历史不及邓颖超同志，但是她的社会经验和才华要远远地超过了邓颖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青同志在我们党内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她可以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女政治家相比。”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对江青同志的吹嘘我感到很不安。我看他是不怀好意的。对江青同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她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提高她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以适应党的最高层领导机关的需要，而不要给她戴高帽子。”

“恩来同志，你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对江青同志越要求严格越好，再不能像贺子珍那样放任不理了。她哪怕就是有一点点的错误，我们也要批评教育。王明说她是天才，那是用吹捧哄的方式杀人。用刀子杀人是要偿命的，用这玩艺杀人不用偿命。王明的鬼点子可是阴险得很哪。”

有一次，江青在抄写一份中央文件时写错了几个字，周恩来在机关党小组会议上狠狠地批评了她。会议后，周恩来故意问她：“怎么样这些意见你能按受得了吗？

“完全能接受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听党的话，由不得个人生二心。就是想不通也要执行。决不能顶撞上级，违背上级的指示。”

毛泽东的窑洞里一片静寂，连毛泽东也服睁睁地注视着江青。看得出来，他们都对江青的态度表示满意。江青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人。

但是，江青却有她的基本信念和对问题的独特见解。她看了不少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懂得如何网络一批人。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一九四三年初，当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延安盛传胡宗南要派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头子就是胡公冕。这时延安的肃反立刻进入又一个高潮。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对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有问题，他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革命，只是空谈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消灭党内的孟什维克等等，这样的提法会在党内形成混乱和误解。还是像你提出的正确区分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有些问题处理也不太好。”

“什么问题？”毛泽东警觉地闻，他对最近出现的审干和抢救活动已经有所考虑。

江青说：“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中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的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妹，是大官僚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经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两年了，连柯庆施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据柯庆施同志在拘留室给我写来的信说，真正写了‘反共启事’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和彭直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中唯一见过列宁的同志，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毛泽东立刻通知康生前来，了解柯庆施的案件。

康生很快向毛泽东送来了材料，他说：“柯庆施的问题主要是他对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不够尊重，特别是对刘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有看法，引起了这些同志的不满。据了解，柯庆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他在北方局工作时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可能工作方面不太主动，开拓性差一点，所以有一些同志对他比较反感。”

江青插话了：“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地方局的领导有意见就可以打成‘反党’，逼得人死去活来，那如果对中央的同志有意见呢，那还有个活法吗？我看这事得平反。”

这是江青第一次对中央的问题当着康生的面发表看法。

毛泽东点头了：“这个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柯庆施同志应该宣布无罪。如果再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看就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办。今后，凡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干现行活动的特务和叛党以后充当内奸的，一律不要采取抓起来的办法。逼供信这一套对真正的特务一点用处也没有，倒是能够陷害许多的好人，我看要向党的各级组织发一个文件，说明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

于是，江青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文件。周恩来看到这个文件的草样后，说：“写得不错，说到根本的要害处了。江青啊，你可是办了一件得人心的大好事，许多同志都对这次审干有意见了，有人是敢怒而不敢言，你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不是很得人心吗？文件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今后凡是没有证据的案子，一律不能作为处理党内同志的依据，一律要平反昭雪。’这是制止一切冤假错案的最好的方法。”

但是，周恩来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现在，江青果然一反当年的形象，成为中国党内的一个“无冕皇后”。她所实际上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那是一九六七年三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列席会议的江青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根据工作的需要，应该扩大进来四个人，也就是把谢富治、杨成武、叶群和汪东兴扩大进来。或者把中央文革小组干脆叫作书记处算了，这样更实际些。”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摇摇头道：“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要再扩大了，他们四个人可以作为列席成员，政治上和正式成员是一样的。这样也一样可以参加工作嘛。”

周恩来觉得江青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扩大她的权力，她所虎视眈眈的，就是国务院的实际权力，她认为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都是跟着错误路线走的。在历史上都不是那么干干净净的。她所追求的就是她所谓的新生政权。可是周恩来至今还没弄懂毛泽东下一步的实质含义。因此，他只是暗暗地观察着。等待着。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再一次提出了让谢富治、杨成武、叶群和汪东兴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员的问题，毛泽东还是那句话：“列席成员，其余不变。这话再不要说了。”

现在，江青又提出解决戚本禹的问题，她特意地说：“这个戚本禹可是反对我的，背后整理了我的黑材料，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可是恨死了他。他在这些人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实际上在后面，在红卫兵小将们面前可是很凶着哩。他是一个野心家。”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说：“我还是相信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凡是害人的人，总是从害人的目的开始，到害己的结果告终。这个戚本禹也和关锋、王力一样，总是喜欢陷害人，尤其是对一些老同志，这样不好嘛。革命没有这些老同志还是不行的嘛。”

江青打了一个沉，接着说：“据一些同志汇报，杨成武和戚本禹联系比较多，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勾连的。戚本禹的问题解决后，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主要的矛盾。”

周恩来知道，暂时把关锋、王力和戚本禹分割开来，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解决他们的问题时，曾经和周恩来说：“这些人在北京的学生中有一定的威望，把他们连窝端出来会引起很大的震动，还是区别对待吧。戚本禹分开以后，可能会教育过来，收敛一些，我不希望这个人走到反面去，但是由不得我们啊，不管我们怎样劝他，他还是要按照他的逻辑往下走的。”

周恩来说：“这个人利令智昏了，什么人的话也听不进去了。让他接受点教育，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开玩笑，也不是那些老家伙的专利，如果不接受教训，小家伙也会进去。”

所以，当江青说完这些后，周恩来只是点点头说：“这样好，由中央文革小组自己清除内部的坏人，也给一些革命的群众组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估计这样做，也可能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一些口实，但是那样一来就可以暴露出更加恶毒的黑手，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江青得意地说，“现在连海外的观察家都看出我是左派的领袖，是新生的革命力量的实际领导人。我觉得我们联合起来将是真正不可战胜的。”

这话对周恩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信号。江青是决心要在政治的舞台上大干一番事业了。她的胃口将越来越大，她再不是当初那个只会抄写文件的毛泽东的女秘书了，如今她也要有了自己的秘书了。周恩来只是点着头说：“好，好，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的能力和才智得到了很大的发挥，你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左派的领袖，我希望你继续发挥你的独特的作用，把这场大革命有声有色地搞得更好些。只要使毛主席放了心，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了。”

江青这回是以领导人的口吻对周恩来说：“湖南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交给你的，只能干好，而不能搞坏。这可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湖南毕竟是毛主席的家乡嘛。主席提出来了个华国锋，说他还比较老实，不过我对这个人还是不那么熟悉，不过可以看看嘛。”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解决湖南的问题时，华国锋就多次向江青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要用武装来保卫文化大革命。江青对他说：“这样提容易出问题，还是要慎重些，你们湖南的问题够复杂了，你在湖南对一些事情要负责呀。”

周恩来也批评道：“你作为在湖南工作多年的同志，可不能带派性的观点，这对你在湖南的工作可是非常不利的。湖南的问题就是中央听你讲得多了，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个教训你要带头认识，再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华国锋连连点头：“我承认，我承认。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军区二月三日的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批示是错误的，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但是，责任还是应该由我来负。”

周恩来说：“‘湘江风雷’是一个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进极少散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那个批示呢？”

华国锋说：“是的，是的。这是个教训，是个教训。”

这年的八月七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群众和部队的代表时，华国锋也在场。

周恩来说得非常明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的确犯了错误，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这就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你们把枪发给了保守派是犯法。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军分区也要向广州军区和党中央交待这个情况。你们把毛主席的家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你华国锋也要承担责任。”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成立有黎源、我、章伯林等人为首的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那我们就一定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有这个趋势，既然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拿枪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又听说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之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军分区允许、怂恿、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并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莲塘、赣州最大的‘七·一〇’流血惨案。军区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是遵守，不抢了；但是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出来，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掉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野战军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决定严厉规定，向所有的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要考验左派。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的命令，林副统帅同意。这样你还要夺枪，还要抓人，这就是无政府主义了。我今天举江西的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长沙地区的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就不应该。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革命的进程一定要有计划。”

对待贺龙的态度问题上，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接见体委总部和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代表时，也讲得非常清楚：

“毛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写过信要将贺龙揪出来批斗，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不是拿主席的话来压你们。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揪了。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是一直跟毛主席走的，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南昌起义贺龙是参加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虽然那时他不是党员，但我们还是欢迎的。当时他在二军。叶挺是在十三军。南昌暴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发动农民，没有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错误。一是城市观点，另外是依靠外援，请苏联帮助，这两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所以最后失败了。贺龙的军队全垮了。到了海陆丰搞农民运动，留下了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在留下的部队里当营长，陈毅也在，经朱德同志拉到井冈山，得到毛主席的领导。尽管朱德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说这一点是有功劳的，所以今晚的宴会他就要参加。而贺龙就不参加，这就是区别对待。”

“朱德的错误是什么？”有人问道。

周恩来很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今天不准备多说。在革命的时期，我们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犯过不少的错误。我们这些人都有个特点，就是一经发现了错误，就马上改正。我们都不会粉饰自己的错误，而且我们坚决反对文过饰非凡是那种自命为一贯正确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

“总理，你究竟犯过些什么错误？”有学生开门见山地挑衅问。

周恩来一怔，随即很坦然地说：“我这个人什么错误都犯过，左的，右的都有。但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过去也可能认识不到毛主席的伟大，跟着王明这些人走过。但是一旦我认识到毛主席是正确的后，我就是一直紧跟主席的。”

江青曾经问过周恩来：“《洪湖赤卫队》里写贺龙的事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周恩来说：“实际上不是贺龙。贺龙在湖南桑植建立根据地，八一武装起义以后，中央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搞秋收起义。派了两三个人到洪湖搞暴动，派的是和林彪同志在一起学习的段德昌同志，段把暴动搞起来了。贺龙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到江西，第二年底他们汇合了。一九三○年发展到李立三的路线，就搞攻打长沙，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失败，就又要搞第二次，毛主席不同意。段德昌两次都不同意，结果攻打长沙失败了，贺龙拔腿就跑了。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搞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给杀死了。实际上，段德昌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就这个问题和贺龙谈过话，他说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负责任，完全把责任推给了政委夏曦。你贺龙是头子嘛。这个公道吗？总之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的时候搞肃反扩大化。贺龙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为什么不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是主席的政策。我们不能把正正当当的事情丑化了。毛主席说我们的政治斗争是最文明的。”

有学生问道：“我们现在定贺龙是三反分子，总理你觉得该定什么性质？”

周恩来笑道：“你们去定吧，我们不好说，这要毛主席来定。背靠背的斗，留点余地吧。”

后来，总政的保卫机构给萧华打了报告，说：“贺龙有枪，要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冷枪，他的汽车要和关锋的车要撞上去拼命。”萧华说：“这个问题还是再调查一下再说吧。”

于是，贺龙正式失去了自由。直到中共“九大”不久，即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他活了七十三岁。

听到贺龙去世的消息后，周恩来伤心地暗暗掉下了眼泪，叹了口气说：“我现在也是有口难言，无法为一个老朋友说几句好话，没办法呀。人，最难受的就是违心地说一些触伤人们感情的话，一辈子令人不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些人还是顾全大局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江青最先向周恩来提建议：“对贺龙是不是需要一分为二？我看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还是有功劳的。对他的功劳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我看有好处。不然，我们的党就被林彪弄得没有好人了。这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连历史都不好讲了。”

周恩来马上表态：“你讲得完全正确，我马上叫人去布置。要给贺龙开追悼会。

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周恩来作了声泪俱下的悼词。他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我是有愧的呀。我希望你们正确地对待这件事情，从长远处看问题吧。”

周恩来这种随机应变、灵活处事的政治家谋略，使他在相当多的人们的心目中赢得了尊敬。就是他曾经反对过的人，也对他表现出谅解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