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十六章 “为了保张春桥，把陈伯达也踢出来了……”

还在中共九大以前，周恩来就看出了江青对陈伯达已经失去了信任，而且非常厌恶他了。

“这个老夫子，动不动就想指挥张春桥和姚文元。他怎样能和姚文元、张春桥相比？”江青带着鄙弃的表情对周恩来说，“陈伯达对工作从来是患得患失的，一点都不负责任，动不动还想撂挑子。他要是再给我摆臭架子，我就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小组去，其实他在我们小组里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一切大的主意都是我们拿的，整个工作都是在主席和你们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和陈伯达没有多少关系。”

周恩来一怔，他立刻看到了整个政局的下一步远景。江青是信奉毛泽东的“剥笋战术”的，剥来剥去，就要把这个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闪闪发光的机构，变成彻底的孤家寡人。他不禁想起了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向当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请教能否将古今历史缩成一本简明的小册子的故事。那个历史学家只用了四句话，就概括了所谓的历史：一、当上帝要灭亡某人的时候，必先令其有炙人的权势；二、时间是筛子，最终淘去一切历史的沉渣；三、蜜蜂盗花，结果反使花荣盛；四、黑暗透了便望得见星光。

江青呀江青，你这样随心所欲，只凭一时的感情而滥用权力，将来能不吃亏吗？周恩来想说什么，但是他没有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尤其懂得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何保存自己，如何巧妙地对付自己的对手。如果说。建国前的党内的斗争一般来说是围绕着具体的革命路线和方法而展开的话，那么现在的斗争大多是，不，几乎是全部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江青是想把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步一步地抬高到权力的最高核心圈里的。这点就是连林彪和陈伯达也看得很清楚了。

“小张和小姚，是我的两大笔杆子。”江青得意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对周恩来和林彪等人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我敢说，他们的理论水平在党内是最高的，他们真正吃透了毛主席的思想。”张春桥自己也说：“我在毛主席身边，跟着学，是没有野心的，我一生最大的志愿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人家说我们拍江青同志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是拍定了。有些人不拍无产阶级的马屁，而是要拍资产阶级的马屁，这才是真正可耻的呢。”

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党中央地位的上升，陈伯达是嫉妒的。他对林彪说：“江青总是用张、姚二人来压我，其实他们懂个什么？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吗？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可是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考验的。他们在上海很臭，历史上都不干净。姚文元的父亲是有名的叛徒，张春桥的老婆也是叛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周恩来听到陈伯达的这些议论后，耐心地对他说：“何必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呢。你在中央的经历可以和党的历史相联系，何必要和他们一样的见识呢？难道不能风格高尚一点吗？张春桥有他的优势，姚文元有他们的长处。你们之间要互相取长补短嘛。我可以给他们讲一讲，让他们尊重你一些。他们无论从哪个方面也是不可能和你相比的嘛。”

过话，陈伯达听了非常入耳，他对他的老婆说：“总理这个人才是真正党性强的革命家，办的每一件事情都令人心服。我看我将来还是要多向总理学着点儿吧。”

但是，谈何容易呢！每到一定的时候，江青就让陈伯达按照她自己的意思讲话和写报告。陈伯达有时就不耐烦了：“咱俩到底谁是组长，准是副组长？我们之间总还是应该有点区别吧？”

江青火了：“你不愿意干，就给我滚！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你那点水平，连姚文元班子里的小青年都不如。我可是看到你最近写的东西了，根本没有新玩艺了。”

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苦道：“你看江青是多么的霸道，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上，我可是受不了她的这种气。在她的服里，我们这些人部是她的奴仆，而不是同志和战友。对于这样的人怎么谈得上是合作呢？干脆我们这些人都给她当秘书去吧。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愿意干的，是江青逼着我们干，你想一想，不照她说的去做，能行吗？”

周恩来安慰道：“不要这样看问题嘛。江青同志也是从党的利益着想，她的性子是急了些，但是只要说明了情况，她还是能够作自我批评的。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找主席和林副主席谈一谈，不要在情绪上带出来，更不要和无关的同志散布，一定要顾全大局。”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顾全大局。对她来说，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就连林副主席也对江青有了看法。她这样下去根本行不通。”

毛泽东在和周恩来谈工作的时候，周恩来主动地把陈伯达的思想状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伯达同志最近的情绪很大，他对春桥的意见有时就发泄在江青同志身上了。伯达的思想状况应该引起主席的注意，适当的时候，主席可以找他来谈谈。”

毛泽东看上去，好像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眼里，他的思想总是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似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陈独秀这个人在党内是家长作风，他从来不关心阶级之权，党的大权，却是念念不望个人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在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不提民主革命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来领导，不提夺取政权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要求给他在党内解决补助和待遇，连续说了好多遍。到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又荒谬地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是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的立场上，所以，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以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在大会前后，陈独秀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阶级》，提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幼稚的无产阶级只能充当他们的助手。应该由国民党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的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发展到反对武装农民，反对农民夺取政权。这样的书呆子怎么能领导我们的党呢？但是，这样的书呆子就是在领导我们的党。这就是奇怪的现象。我们的这位伯达同志，有点像陈独秀，他在我们党内对右倾翻案的现象不感兴趣，却总是斤斤计较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谁高谁低，这个没有意思。你可以告诉他，不要这样。”

周恩来更有底了。那天，江青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单独和他谈话。

“总理呀，你在上海的时候，对伯达同志的历史了解吗？”江青开门见山地问。

周恩来说：“我记得伯达同志在大革命时期的名字叫陈尚汉。”

江青拿出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一本《洪水》杂志给他看道：“这篇《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不正是伯达同志的杰作吗？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国中思想界的妖怪，概括言之有三个：一便是亡清余孽，一便是帝国主义及其军阀的走狗。一便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亡清余孽的势力已经薄弱，最不足置虑的，便是军阁及帝国主义的狗与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前则诡计百出，扰乱是非，后则盲目胡言，自送死地。我们如果要努力国民革命，这两种妖怪都应该把他一扫而空。凡是努力国民革命的，都该立在这适合国情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你能看出来吗？他说的‘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就是指共产党呀。‘一扫而空’，是不是要消灭共产党呢？”

周恩来看了那篇文章，沉思了一会儿说：“现在讲这个话为时还早，还要再作一定的调查研究。伯达同志的文章很多。可以综合起来，作个全面的分析。据我所知，伯达同志在一九三一年是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他的出狱的事情可以作个详细的调查。”

一下子提醒了江青，她说：“我说呢，主席就不愿意把审查一些叛徒的案子交给陈伯达来处理，主席对此事早有看法和准备呀。好，怪不得批判陈丕显的时候，他就说要是曹获秋等人是叛徒的话，那么陈伯达也是叛徒。当时我们以为他是别有用心，谁也没有当回事情。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呢。我主张这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作个调查。当然这个问题应该选择一定的时机。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陈伯达这个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妒嫉心特强。因为主席对张春桥同志的评价很高，有些人就在这个问题上吃醋呢。”

江青的这句活，周恩来认为是正确的。毛泽东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重视和培养，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眼红。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你要好好地培养一下张春桥同志，让他关心国民经济的各种问题，学会从全局来抓各项工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想让他到地方上抓一个省或市的工作。这是政治家管理国家的硬台阶呀。凡是到中央来工作的同志，都应该管理过一个省、市的工作，具备地方工作的经验。别人且本说，就张春桥来讲，我希望他能补上这一课。”

这年十一月下旬，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被宣布打倒后，周恩来向江青和陈伯达说：“我身边缺少一个好秘书长，你们是不是能给我找一个秘书长呀？否则，我这里就没法很正常地工作了。”“你想要准呀？”江青问道。周恩来说：“张春桥怎么样？你能给我吗？”江青笑了：“你可真会挖墙角，他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台柱子，你把他挖走了，我们这里怎么办呢t你能把他拉走，我就放。总理嘛，一国之主，我可是不敢和你争人。”但是，她回去就和张春桥谈话，说：“总理要你到国务院去，你可不能去。那里是个是非之地，那些老资格的政治家们可不是好对付的呢。到了那里，他们说话，你到底是听不听呢？难伺候呢。”

陈伯达也对张春桥说：“你可不能到国务院去。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所以，当周恩来和张春桥谈话时，他已经有了主意了。周恩来问道：“我这里缺人，你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担任秘书长，怎么样？”

“我倒是没有意见，只是文革小组的工作离不开。从工作出发，我是坚决不能去的。”

周恩来说：“到国务院不也是从工作出发吗？”

“可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呀。总理，你还是别强人所难吧。你另找别人不好吗？”

周恩来见此情形，不好再勉强了，就说：“那好，我再物色人吧，你也可以给我挑选人嘛。”

果然没有多久，毛泽东就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回到上海，参加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造反派的夺权。然后，就把他留在了上海，领导一个市的全面工作。张春桥的作用显然是加强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核心人物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的大会，张春桥没有参加，引起了上海一些人的怀疑。有人说：“中央正在揪杨成武的后台，张春桥可能就是杨成武的后台或者说他就是有问题。霍土廉揭发张春桥是叛徒，那决不是开玩笑。”于是，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和政宣组负责人、文汇报负责人、文汇报社“星火燎原”头头朱锡琪串联一些人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高潮。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说：“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我嘛。这就是那种右倾分裂主义的妖风。有些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骨子里是恨的，他们决不会计心于自己的失败，就是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仇恨，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仇恨，代表着这股妖风的目的，我劝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对为首的坏头头，不要太心慈手软。无产阶级专政嘛，就是要群众对他们实行专政。”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审阅两报刊的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时，亲笔写下：“我们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这就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头号任务。他对周恩来等人说：“当前要注意从上而下的翻案风。被打倒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们，在这个时候会联合起来，同我们进行新的较量。我们就要准备应战。这场斗争不打是不行的。非打不可。当然，这场斗争是带有练兵的意味的。早打这场仗，比晚打要好的多。这场斗争的性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正确对待我们的中央文革小组。那些搞右倾翻案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对象，就是要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所指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就是指江青和张春桥这两个人。至于其他的成员，他是不关心的。搞了一辈子的政治斗争。他才深知政治的艰难。他作了一辈子的政治工作，才知政治的奥秘。看准了目标再出手，看对了道路再迈脚，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周恩来必须得心应手地处理这些事情。他知道，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斗争中，离开了毛泽东的支持，必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一定是自己的，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为此，他必须要灵活地处理好眼前的各种事情。

“上海有人要炮打春桥同志，我们这里有人很高兴哪。”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康生说，“这些人总是搞不团结，他们希望我们的党越四分五裂，他就越高兴，因为他有空子可钻嘛。那个杨成武也是反对春桥同志的。他在我面前反对不算数，还跑到别人那里反。和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搞到一起，要在上海扶植反对春桥同志的势力。他们要于什么？无非是想自己上嘛。对这些搞阴谋诡计的人，我们就是不能让步。就是豁出来付点代价，也要把他们打倒。”

周恩来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就是他们有什么缺点，我们也是要用爱护的态度，来加以帮助。绝对不能使他们受到坏人的打击。”

“总理说得完全正确，否定了上海的工作，就是否定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江青和陈伯达、康生说，“在整个运动中，总理和我站在一起的。没有总理的支持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的老同志要是都像总理这样就好了。不过，新同志也要向老同志学习。造反派不能翘尾巴，翘尾巴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自己还要再学习。”周恩来说，“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些人学到了很多过去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课题。我觉得，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对这个课题有专门的研究。这次运动最能够考验人、锻炼人、培养人。这点，我们也应该学习主席。”

“对新生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这又是检验一个同志是否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美的一个标志。上海创造了许多的好经验。还要继续前进。”

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和他们所领导的上海小组是最活跃的一个代表团。张春桥当着陈毅的面说：“你这个人可是一贯的右倾，这次不好好检查，怎么能过关呢？你要想让上海代表在九大上投你的票，就必须认真地检查。”陈毅说：“我首先感谢我能在上海市里作为九大代表的选地。同时也希望你能给大家做做工作，我陈毅还是要跟着毛主席于革命的。你们让我什么时候检查，我就什么时候检查。到什么地方检查，我就到什么地方检查。”

在批判陈毅的小组会议上，张春桥作了长篇发言，他从历史的角度到现实的表面，系统地揭发和批评了陈毅的右倾错误。他说：“你陈毅在外交工作上是完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吗？也不是。你在一九六四年对拉美国家的一个外宾说：‘中国六亿多人为穿衣吃饭问题已经够忙的了。解决国内的建设，这是决定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我们不愿过问拉美、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事。’你这不是典型的民族利己主义吗？你对法国统治者是采取了讨好政策的。一九六三年对戴高乐派来的垄断集团的代表说：‘我们期待着同法国建交十四年了。中法人民从历史上说，从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争论，法国在远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利益。你们放弃殖民主义政策对你们有好处。我很欣赏藏高乐总统的政策。我们是真诚的朋友。’你陈毅讲这些话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你要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彻底向人民投降。你是很有头脑的人，我对你是完全了解的。”

张春桥还到部队的小组去批判叶剑英，他说：“二月逆流要不是你叶剑英支持，谭震林是绝对不敢那么跳的。你叶剑英应该好好从历史上挖挖你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根子。你自以为你有功，所以不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要拍桌子、挥杯子、发态度，这回，我们就要见识一下你这个老革命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其实，文化大革命不见得就比那种战争较量差多少。你在国内战争时期有多少功，能打多大的仗，我们这些人心中都有数。你可以蒙哄一些年轻人，蒙哄不了我们这些经过那段历史的同志。特别有林副主席在那里，你吹什么牛皮？”

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表现非常满意，他对周恩来说：“在反对二月逆流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和领导的上海始终是坚定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才算是真正坚定的革命左派。其他的人，比如陈伯达，不行，顶不住洪水的袭击。陈伯达最怕叶剑英，叶剑英一拍桌子他就心发慌。而张春桥把那些老右们批了个一塌糊涂，叶剑英也没有敢对张春桥发一句火。”

周恩来说：“叶帅掉泪了。他说：‘革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哭过，这次哭了。’我还安慰了他几句。我说：你参加革命以后，批评了多少人，为什么就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呢？你应该感谢批评你的同志。这才是对你的真正帮助呢。我这么一说，他也想通了。”

毛泽东说：“中央里，就得有像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孙猴子大闹天宫。陈毅、叶剑英，还有我们那些历史上多多少少闹过一点别扭的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的。我对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才请来这些不怕死的造反派嘛。”

陈伯达对毛泽东赞扬张春桥很不以为然，他对周恩来说：“我就不相信张春桥什么不怕死的精神，将来把大刀架在他脖子上，我就不相信他不怕。在和平年代里说什么话都可以的，反正又没有法子检验。到了能检验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周恩来问道：“你为什么对张春桥这么大的意见？是不是他不够尊重你？”

陈伯达说：“我就看不起靠巴结女人起家的人。他张春桥有多大的本事？不就是会在江青后面摇旗呐喊吗，他的历史谁不清楚，一个典型的三等秀才。站在巨人的肩上，矮子也可以超过高墙。他张春桥就是靠毛泽东的威望来混日子的小人。我可是羞于和他为伍的。林副主席也是这种观点。他就对我说：‘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上，我早就把上海派赶出北京城了。’江青算什么旗手，一个上海滩里混饭吃的三流演员，怎么配进政治局！”

听到这些，周恩来的脸色勃然大变：“怎么能这么说话！对主席太没礼貌了！”

紧接着，就是陈伯达的检查。周恩来没说什么，拔腿而走。

打这起，陈伯达在周恩来面前，尤其尊重。有什么事情，他都要向周恩来请示，还在公开的场合多次赞扬周恩来。就连林彪，好像也对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明显地在拉他了。

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组织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他特意说：“你们要团结，首先齐心协力起草好这个报告。这实际上是对三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总结，也是我们党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宣言，是对历史负责的，也是写给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看的。这就既要有理论，也要有现实的经验。要告诉全世界。中国是怎样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

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起草这个报告中了。但是，在讨论中，陈伯达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他说：“张春桥、姚文元根本没有吃透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空谈革命，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这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不需要他们也可以写好这个报告。我和林副主席商量过了，他的报告要我来执笔写。林副主席说：‘你陈伯达写的东西，我信得过，其他人的东西，我不放心。九大政治报告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还是由你来写好。’这下我就不得不受命执笔了。”

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对他说：“你看看，尽管我说了多少遍，要他们团结，他陈伯达就是要搞分裂。这个人是个可疑分子。他究竟要干什么？我们还需要研究。有些人为了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总要在一些同志中吹吹捧捧，拉拉扯扯，搞小团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你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讲一讲，还是搞大圈子，大山头，不要把问题闹得不可收拾了。”

周恩来对陈伯达转达了部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主席还是建议你和春桥、文元一起把政治报告写好。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搞好，搞得让全党满意。你不要和春桥、文元同志赌气嘛。那样究竟对谁有好处呢？”

陈伯达说：“他们就想用这个报告来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林副主席就是不愿意给他们招摇撞骗的本钱。我得听林副主席的呀。林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是要摊牌了。”

周恩来已经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看你最好还是请示一下毛主席。”

“等我把报告写好以后，让毛主席看了他就知道该用谁的报告了。”陈伯达表现得很自信，他说，“我给中央起草了大半辈子文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写吗？到中央通过报告草案的时候，我要让主席和所有的人都吃一惊。”

周恩来感到好笑，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这位颇为自信的理论家面前，沉默了。

有一位哲人说得好：“无声的太阳，是用自己的光辉来讲话；沉默的高山，是用巍峨的壮观作表达；辽阔的蓝天，从来不大喊大叫，但是它的高远却是无人可测；广袤的大地，虽然没有吭声，但是它的深博，几乎人人皆知。”

周恩来的沉默，是他独特的政治家的气质，也是他独具的风度和品格。每当一种选择突如其来的时候，他就要保持一定时间的沉默。在沉默中镇定，在沉默中思考，在沉默中坚强，在沉默中准备进出斗争的火花。对他来说，沉默一时，是美德，是智慧，是他给人永远不失败的魅力所在。毛泽东很欣赏周恩来这种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暂时的沉默，他对江青和张春桥说：“周恩来之所以在大半个世纪中从来没有遭受大的挫折，与他的短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沉默有很大的关系。他沉默时就已经作了很好的思考，因而讲出来的意见就很成熟。他不轻易表态，就会使人感到他的力量，他的充实，他的含蓄。因而他在政治上始终是年轻的，人们总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你们要是能从他身上学到一半的东西，你们就可以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稳操胜券了。”

这里，陈伯达就是犯了政治家的大忌，把他内心的阴暗面全部露出来了。

周恩来把陈伯达的话转告江青后，江青连连冷笑道：“他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了。他的那些东西主席是连看都不会看的。他抓住鸡毛当令箭，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这个人呀，我给了他好多的机会，他就是不识抬举。他不把春桥和文元放在眼里，那就让他自食其果吧。”

以后，周恩来再次当着一些人的面对陈伯达说：“我们这些人千万不要因牟取私利而丧失名誉，只有不懂得羞耻的人才会不计后果。我们已经得到很多了，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名誉。一个共产党员起码要争取保持自己的晚节吧。”

陈伯选说：“感谢总理的提醒，我会这样做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费尽了千辛万苦定出了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草案后，毛泽东果然连看都没看，就给他退回来了。这，对要强的陈伯达来说，比连扇几个嘴巴还要痛苦。他一看到没有启封的退稿，就抱头痛哭起来。

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火的举动，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上说：“我看了张春桥、姚文元组织的政治报告起草组写的报告，好，好，好，真正从理论上说明了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的必要性。从这一点看，我们党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应该是他们俩。当然还有一些老秀才了。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树立我们年轻的理论家。过去，我对戚本禹、关锋这些人抱有希望，但事实证明他们不行。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些投机政客。”

江青马上插话道：“是小人。他们容不得比他们强的人。这就注定了他们要垮台。”

毛泽东接着说：“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党要团结，要学会求大同，存小异。凡是要搞分裂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听到这里，周恩来打了一个冷颤，他意识到这是一种警告。毛泽东作为久经风浪的大政治家来说，是最善于用这种方式给人们打招呼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很久了，非常熟悉这位巨人的语言和他的思路。如果说，过去他还有什么顾及和考虑的话，那么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可以说是真正畅通无阻了。他自己在和周恩来等人谈话时就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来的革命到了大破大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刻，需要有这么一个阶段是我说了算。”

可笑的是有些人没有毛泽东的这种盖世之功，却迷恋着毛泽东的这种无上的权威。他们幻想着某一天将此人取而代之，也来个振臂一呼，七亿人俯首贴耳，闻风而起的热闹场面。

陈伯达希望林彪将来就是这样。这些在特殊环境下随风而起的政客们，眼睛盯着的永远是手中的权力，从来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即将召开中共九大之前，无论是林彪、陈伯达，还是其他一些人都在紧张地进行活动，封官许愿，吹捧拉拢，勾心斗角，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他们都把大会作为一个权力再分配的时机。

周恩来何尝看不到这一点呢！

当周恩来把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好的政治报告交给林彪准备宣读的时候，林彪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他对周恩来说：“伯达同志不是搞了一个，我看写的很好嘛，为什么没有采用？”

“这是主席亲自审定的，我基本上没有参加陈伯达的那个稿的讨论，我不了解情况。”

“我听说张春桥和姚文元仗着什么人的支持，飞扬跋扈，得意忘形，和陈伯达同志闹得很，这可不是好的事情啊，不管怎么说，陈伯达还是政治局的常委嘛，怎么能那样对待呢？”

“我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主席搞的这个报告，我看很好。”周恩来说，“你就按照这个报告讲吧。其余的事情，以后慢慢他讲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伯达在整个会议期间的情绪很不高，话也很少。江青在小组讨论时瞪了他一眼，说：“你老夫子别这样好不好，大家都在兴高采烈，你就像死了娘一样，你这是干什么？脸上连点笑容都没有，我就不愿见你这个熊样。”

陈伯达诉苦般地对周恩来说：“你看这个三滴水管得宽不宽？连我笑不笑她都要过问，我简直连哭的权力都投有了。她不让我哭，我偏要哭，非给他哭个样子不可。”

周恩来产生了一种判断：这次九届一中全会，陈伯达恐怕连政治局委员也保不住了。

这仅仅瞬间的一个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