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六、串联造反筹二司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17周年大游行，毛泽东检阅了包括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在内的150万游行大军，极大地鼓励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作了检讨。紧随着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年的10月中旬，武汉也同样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保守派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几乎同时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大会，当然一个是真批，另一个则是假批了。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１０月１８日，保守派红卫兵的幕后指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中央“１６条”公布前错误的责任由王任重承担。
在进驻省委招待所以后，聂年生的活动范围就更大了。他经常深入各大专院校，支持各校的革命造反派，与此同时，他也与各学校造反派头头一起商量筹备成立武汉地区造反派红卫兵司令部。这时的我由于参与《红色造反战派》的编辑，而未能与聂年生一起去各个学校，所以，对这段的胥况，仅是听到聂年生在回到省委招待所时的谈话而得知了。
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和水院的丁家显、湖大的梅子惠以及武测的杨道远等人有着较多的接触，在这些人中，他对丁家显的评价比较高，认为他是造成反派学生中造反精神比较强的一个，而对杨道远则并不怎么感冒，认为他思想比较右倾。
在造反司令部的筹备过程中，首先又是司令人选的问题。当时各校的造反派几乎是一致为，聂年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聂年生在各大学中活动较多，对各校的造反派都给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再加上华工是当时武汉学生人数最多的，且造反派在学校内已占了绝对的优势。
而华工的造反派司令部中，以郭保安为首的一批人则是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聂年生不过是一个顾问而已，不能代表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如果聂年生当司令，那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不参加这个司令部。当聂年生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主动提出同意让郭保安出任司令，可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却又不同意郭当司令。事情就这样僵下来了，可成立司令部的事又已迫在眉睫了，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暂由杨道远任代司令，司令之位仍对聂年生虚席以待，等待华工内部统一后再来出任。于是在10月2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就在由杨道远任代司令的情况下，宣布成立了，为了区别于原来的大专院校卫兵，故称二司，以后因钢新之争而称之为“钢二司”。而华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没有参加二司，仍是独立的华工总部，后来即称为“新华工”。当时我们都发了二司的袖章，由于不参加二司，就只有把下面的“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字折起来，只留下上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这一等就是几个月，直到“二.八声明”钢新对立，才使杨道远最终扶正，而成了正式的司令。也许正是这一事情导致了后来红反团和二司之间的矛盾，以致在红反团被称为“新派中的钢派”时，与“钢工总”、“钢九一三”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与“钢二司”则一直关系不是很好。也许正是这一事情导致了郭保安对聂年生的进一步的不满，而迫使聂年生不得不逼上梁山，最终与郭保安等人彻底决裂，而成立了独立的红色造反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