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二十六章《三上桃峰》风波

邓小平复出以后，江青就多次在周恩来面前说：“总理呀，要警惕有人给刘少奇翻案，你别以为我们是在杞人忧天，不，为刘少奇翻案的人可是大有人在。现在社会上就有一小撮反革命份子四处活动，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要为刘少奇翻案。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和复杂的。”

周恩来很沉着地说：“经过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敢公开为刘少奇翻案呢？我看除了疯子，谁替刘少奇翻案，那就坚决打倒嘛。这是毫不含糊的。”

他知道，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批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了毛泽东的又一块心病。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撤销和批判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撤销了他的中央职务，开始对他全面审查。于是，彭真正式打倒了。那个《通知》里，毛泽东特意亲自写了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大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务必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大方向的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

不久，刘少奇被扣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帽子，遭到全党全国的批判。随后他又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死在河南的开封。但是，这并不能解除毛泽东的疑虑，他早就对周恩来和江青等人说：“事情并不会就此完结，今后翻案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你们以为刘少奇死了，就不会为他翻案了，其实是大大的错误。他的那条路线集中地代表了相当一批人的利益。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因此，为刘少奇翻案的人就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自我爆炸，从此，剥下了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种种神秘的面纱。人们公开地议论了：“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并没有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倒是这个林彪。公开地要害死毛泽东，他比刘少奇要坏得多。”有人在私下里也表示出对刘少奇的同情。

特别是一大批干部的陆续解放和邓小平的站出来，人们很自然地就要问：“是不是刘少奇也有公开站出来的可能呢？毕竟毛主席的政策是宽大的嘛。”虽然是发问的猜测，但是会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周的最高层里去。毛泽东公开地表示过一定的担忧。

就在这时，一九七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华北戏剧调演时，山西省代表团上演的晋剧《三上桃峰》，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当一份报告送到周恩来的面前时，他被那一连串的文字惊呆了：

“利用小说进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以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十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翻案。六十年代韧，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

周恩来心想，山西还真有吃了豹子胆的人。竟敢在党中央刚刚动员批林批孔的时候，上演为刘少奇翻案的戏剧，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他亲自拨通了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的电话。

谢振华来见周恩来的时候，一脸迷惘。这个从x军军长起来的少将，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疑惑不解。见到国务院总理时，他还是莫名其妙地问道：“总理，到底怎么回事呀？江青、陈永贵一口咬定我是在为刘少奇翻案，我哪里……”

“你看过这出戏吗？”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

长得仪表堂堂的谢振华坦然地说：“不但是我看过，陈永贵和省委的全部领导同志都看过，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派的人看了这出戏后才决定调这出戏进京参加演出，谁也知道这出戏不是为刘少奇翻案呀。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扣在我的头上呢？我看是有人陷害我。”

周恩来沉思地问道：“这出戏的内容是什么？”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某公社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青兰发现此事，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本来是要歌颂共产主义的风格和精神，怎么和为刘少奇翻案联系在一起了呢？真是奇谈怪论！”谢振华说。“这是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和省委并没有关系。”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说：“你把《三上跳峰》的剧本给我拿来，我想看看这戏的剧本。”

剧本到手后，周恩来仔细地研究了一儿七四年一月在北京演出的主要场段。特别是剧中主要人物青兰的唱词：“一匹马掀起风浪层层紧，前后事，细思忖，看风向，心难平，前进中步步有斗争，我定要排干扰把路障扫清！五年前我中学毕业返杏岭，老队长赶车接我，一路同叙革命情。他说是父老乡亲供我把书念，贫下中农培养了第一代文化人；他挥鞭笑盈盈，话语格外亲；促膝谈思想，把手教耕耘；鼓励我为革命建设新农村，斗争中经风浪，扎根炼红心。到如今老队长只顾杏岭，助长了自发势力作浪兴风置身在小天地方向不认，怎能够带领群众奔前程？眼看他思想掉队心焦虑，青兰我有责任帮助亲人。征途上共同向前不停顿，坚定方向主义真。公社化展现了灿烂前景，一大二公破私心。社社队队齐跃进，一代新风育新人；支援桃峰抢节令，共同携手并肩行；人民公社第一春，春耕一定要打赢。只盼水库修建好，要迎来春华秋实，五谷喷香，丰收歌儿遍山村！”

这哪里有为刘少奇翻案的影子？周恩来找来找去，根本不见半点证据！

“简直是捕风捉影，草木皆兵，这不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吗？”周恩来气愤地说，“请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同志来，让他介绍一下《三上桃峰》是怎样为刘少奇翻案的。”

没想到文化部派来的人讲的却是头头是道，振振有辞：

“我们认为《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那人说，“《三上桃峰》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反动剧本《三下桃园》的基础上改头换面抛出来的。《三下桃园》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火花》戏剧专刊上，作者在附记中注明这个剧本是根据一九六五年七至十月间报纸上的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改编的。通讯和故事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大刘庄将一匹病马卖给渤海公社的桑园二队，后自感不对，又派代表到桑园二队认错、赎马的事。当时，在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的把持下，调动了一切舆论工具，在报刊和文艺舞台上，围绕一匹病马掀起了一个宣传热潮。又是报道、评论、按语，又是各种戏剧、曲艺、连环画，真是赞尽心机，喧闹一时。七场晋剧《三上桃峰》就是在这阵紧锣密鼓中粉墨登场的。”

周恩来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没有想到这些人怎么能把一出戏和这么多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这样下去文艺界岂不是无形中又划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吗？这种搞法怎么会使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发展呢々他对文化部的那个人说：“你们太牵强附会了，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让写，你们让我们的作家去于什么呢？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要给作家们松绑，而不能再困他们的手脚了。你们听吗？动不动就给一出戏、一部电影扣这样那样的帽子，作家们能受得了吗？她们不是政治家！”

文化部的这位领导人沉不住气了。连声说：“总理，请你先别生气，我们也是奉命批判的。”

“不管是谁的指示，总要实事求是嘛。”周恩来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反问道“你们还请示了谁了？江青同志看到了吗？她是什么意见？决定这样的大事，要经过政治局嘛。”

江青很快地就知道了周恩来的态度，她的眼睛立刻睁得很大：“什么？总理不同意批判《三上桃峰》？好啊，让他公开讲话嘛，我就不相信他会公开反对！”

张春桥对她说：“总理反对公开批判这出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那倒是一件好事。我想他不会卷进来的。我们可以拿这出戏作为靶子，给妄图翻案的人一个警告，也是对刘少奇那伙人的沉重打击嘛。要组织力量写几篇有份量的文章。”

政治局会议上，当江青质问道：“总理，你看晋剧《三上桃峰》了没有？哦。没有看过就没有发言权嘛。那可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东西，全是刘少奇的黑货。”

“是吗？我看了好几遍剧本，就是没有看出来。”周恩来坦然地说。

江青这回破天荒地没有吵叫，她倒象个耐心地居高临下的启蒙教授，在谆谆不倦地给人们上课：“同志们，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的背景吧。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了纲领，指明了方向。这场运动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出于和毛主席对抗的目的，也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庐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在那里掩盖阶级矛盾，包庇阶级敌人，转移斗争大方向，大整革命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还炮制了一个反革命的桃园经验，流毒全国，妄图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上修正主义轨道。刘少奇一伙别有用心地抬出桃园，大吹大擂，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我们的毛主席洞察一切，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及时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阴谋，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可是刘少奇一伙不甘心失败，继续利用被他们所盘踞的阵地，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反扑。一九六五年七月开始，围绕一匹病马所进行的这场宣传，就是为刘少奇一伙对抗‘二十三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

周恩来听了这些，缓慢地说：“这是中央最高层的斗争，别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我们党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也未必就能掌握这么多的情况。我认为，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宣传共产主义的风格的，他们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歌颂我们的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就因为背景上有什么牵连，就要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这个纲上得未免太高了吧。再说，一匹马的故事怎么能和刘少奇、王光美联系起来呢？”

张春桥插话道：“总理可能不清楚这些事情。其实，他们自己就点破了。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写的通讯《一匹马》，同时配发了评论《最大的荣誉》，文章一开头就说：‘一匹马的故事，是一个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的深思。大刘在二队有匹生过病的马，卖给桑园二队。大刘庄二队的贫下中农知道了，他们说这是欺骗兄弟队，不该这么办，就派人带上钱，三下桑园道歉，退钱，拉马。这种高尚风格，深深地感动了桑园的贫下中农，双方推让再三，争执不下。以后马不幸死了，大刘在几次慰问、送马、送钱，桑园还是坚辞不受。’就是这么一点小事，为什么发生在抚宁就更加值得深思呢？深思什么？说穿了，不就是因为那里的运动是由刘少奇的老婆蹲点把持，而背后是刘少奇操纵指挥的吗？”

周恩来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刘少奇的老婆在那里搞过四清，所以那里的好人好事都不能宣传了，那里的共产主义风格是为刘少奇涂脂抹粉，就连演那里的戏剧也是为刘少奇翻案了，如果我们的文艺开了这样的头，我看整个文化战线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因为刘少奇当过国家主席，他走过的地方和工作过、批示过的地方多如牛毛，那里的一切先进是不是都不能宣传了呢？这样未免也太绝对化了。这还不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吗？”

江青火了，将手中的材料往旁边一扔，拖着哭腔说：“总理呀，你不要替谢振华他们辩护了。他们搞这个戏就是别有用心的。当初，这个戏的作者为了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靠近，剧本《三下桃园》的炮制者，干脆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桑园改为桃园，用‘三下桃园’的剧名影射王光美曾经三次去桃园。剧中，还安排了一个姓王的女县长给桃园送马的情节。这还不够，戏的结尾，还要通过这个王县长来点题，说什么‘这都是社教运动的胜利成果’。晋剧《三上桃峰》就是在这样一个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剧本的基础上，经过一番乔装打扮重新抛出米的。《三上桃峰》与《三下桃园》，不仅题材内容、故事情节完全一样，而且戏剧结构、人物设置也几乎完全一样，甚至有些台词都是从《三下桃园》中抄来的。仅以两个戏的人物为例：《三下桃园》中有九个人物，《三上桃峰》中是七个人物，删掉了一个无关大局的社员和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两个剧本中，人物关系相同，甚至有的连姓名都没有改。不难看出，《三上桃峰》的出笼，不过是八年前那一场反革命宣传丑剧的继续。这是很清楚的事实，总理呀，你要是不给文化部的革命派以支持，那可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周恩来紧蹩眉头，认真地思索起来。这时，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江青和张春桥是决意要整山西的这出戏的，他们的矛头决不仅仅是针对一出戏，而完全是对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的。

江青早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说：“你们要注意山西，那可是林彪和陈伯达的死党们活动的地方，那个谢振华在林彪死后，大反什么极左，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陈永贵同志，这里包含着一定的阴谋。他的话动是有后台的。”

周恩来怔了一下，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危机和压力。

一九六九年初，当时担任山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的谢振华向周恩来反映过陈永贵的问题，说他在一九四二年参加过日伪汉奸组织兴亚会和专打抗日武装的“棒棒队”。谢振华对周恩来说：“参加兴亚会的另外两个人都已经向组织交待了，他们都供认陈永贵就是他们的领导人。陈永贵在和我谈话时，也哭诉了他当年参加这个组织的情况，他说他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为了维护大寨这面红旗，我们没有向任何人扩散陈永贵的这些问题。”

周恩来连连点头说：“好好。我相信你们是会顾全大局的。陈永贵是个农民，有这种历史问题，当中央委员是不可能了，但是当九大代表还是可以的嘛。”

但是，陈永贵在中共九大上，还是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陈永贵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下，他多次在政治局会议和一些中央领导人面前开始散布谢振华的种种所谓问题了。其中一条，就是：谢振华是跟着林彪和陈伯达跑的，林彪死后，他和曹中南大反极左。矛头是要否定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当然清楚，林彪死后中共中央决定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正是自己提出来的。谢振华只不过是执行自己的指示罢了。

还在一九六八年，周恩来就在接见谢振华和一些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时就说过：“你们要注意批判极左思潮，这个东西危害最大。”一九七〇年六月，他又提出：“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林彪摔死以后，周恩来大张旗鼓地开始批判极左了。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他针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谢振华当时就很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批极左真正打准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要害，这殷极左思潮可把山西害苦了。要再不把批极左提到主要任务的日程上，我们这个国家非垮台不可。”

一九七二年十月，在山西省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谢振华讲话说：“引申批林整风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各级领导要带头批判，谁在批极左思潮问题上不积极，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批判一些人的言论时说：“否定一切，不是搞一分为二，这就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就会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他当然没有想到，早就有人紧紧地盯上他的一言一行了。

一九七二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在和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人谈话时，几次指示：“你们要在报社内部批判极左思潮。你们都批不好，那么就没法带动全国的舆论导向。你们可以写许多的好文章，专批和剖析极左思潮的根子。”于是，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击中了极左思潮的要害。这时，上海《文汇报》给毛泽东送来一个材料，说工人们不同意批判极左。张春桥则批示人民日报社的领导，说：“我看你们那里的主要问题是右倾回潮，需要批的是修正主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和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我们要在会议中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刹住他们在外事口掀起的妖风。”周恩来批示道：“拟同意。”

这时，张春桥出来了。他于十二月一日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第二天，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江青在这个报告上也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事后，江青对毛泽东说：“我就是要给总理看一下，我在驾驭全局的问题上不见得就比他差。”

毛泽东满意地对她说：“你也是面临大事不糊涂的人，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对中央最高层的内幕毫无所知的人民日报负责人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今年八月一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是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但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却不同意批判极‘左’，他们认为这会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实在是多余的担心。我认为他们的提法和思想，对今天批透林彪的反动思潮极为不利。建议主席在适当的场合里支持一下总理的意见，这对稳定大局是很好的。”

当然。他没有想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说：“当前是要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反对你们批极右，他是主张批极左的。此人叫王若水，我看，总理的那个批极左思潮，还是少批吧。林彪是极左吗？投敌叛国，杀人政变，这叫极左？我看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比王明的右倾还要右。”张春桥说：“王若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不好。”“凡是政治上表现不好的人都反极左。”毛泽东说，“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但是，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吗？不，是极右。修正主义，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都不是极左范畴的事情，都是极右分子们干的勾当。再批那个极左，就会否定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糊涂症。”

于是，一九七三年两报一刊的《新年献辞》，以突出的篇幅和语调，大肆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江青对周恩来说：“总理，你在舆论问题上，建议还是多听听春桥和文元同志的意见，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现在，这些人又把谢振华的批极左作为一条大问题提出来，这还是给自己敲警钟吗？周恩来这样想道。于是，他微微笑着说：“《三上桃峰》，究竟是什么问题，让事实说话吧。如果真是为刘少奇翻案，那我当然是不答应的。这个毫不含糊。我只是想提醒你们，不要打击面太大了。”

果然，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江青身穿军装，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永贵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剧场，点名要看已经内部批判过的《三上桃峰》，吓得主演春兰的演员王艾艾演到半场就晕倒在舞台上了。这时，江青等人登上舞台，对演员们发表讲话，她说：“同志们演了毒草，这不怪你们，和我们的演员是没有责任的，主要是你们的省委第一书记有问题。我今天穿上军装来看，就是为了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他就是《三上桃峰》的一个后台。可能还有后台，我们要让谢振华自己交待。”

就这一下，身为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就靠边站了。

“要把谢振华弄到北京来，让他彻底检查，同时查清他的问题。”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

张春桥、陈永贵和其他政治局成员们都表示同意，周恩来不得不表示：“那就来吧。”

谢振华来到北京后，周恩来在和他谈话时，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念完这段话后，周恩来才说：“看来，《三上桃峰》这出戏的取材和当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搞四清蹲点的地方有点关系，那些同志就抓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认为，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的。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你就受些委屈吧。反正人家是要整整你的，即使没有这出戏，别人也会从另一点上打开突破口的。逮就是建立在不同物质基础上的不同的情感吧。我希望你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准备好检查，检查的时候要多想想自己的错误。谁不犯错误呢，我就犯过好多的错误，错了就改嘛，有什么了不起呢。”

就在谢振华来到北京，接受审查的时候，人民日报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了“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杀气腾腾地写道：“从《三上桃蜂》的政治背景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从《三上桃峰》所表现的政治内容看，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为刘少奇、林彪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第一，《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第二，《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所贩卖的‘孔孟之道，’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冒充为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思想。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密切注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反击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听到广播里这慷慨激昂的声音后，谢振华朝着院子里的喇叭狠狠地吐了一口：“呸！”

很快，江青、张春桥等人发动批判《三上桃峰》的根本目的公开了：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从三月底开始，在陈永贵的具体主持下，批判谢振华的一系列的所谓错误。陈永贵在会议一开始就指着谢振华的鼻子说：“你想不想立功？要想立功的话，就把后台交出来。这样，你不但可以继续当你的省委第一书记，而且对你的错误可以既往不咎。”“你帮我想想，到底谁是后台？”问。

“你能发明出批极左？还不是听了别人的吗？你经常到北京找他汇报工作，当然你知道谁是你的后台了。现在还没有人敢公开揭露他。如果你能带个头，那样你就立了大功了。”陈永贵拍着胸膛说，“这话并不是我要和你说的，是一位中央首长让我把这话捎给你，就看你的态度怎么样了。”

谢振华这时才明白，原来他们的矛头是针对着周恩来的。他强忍看心中的怒火，不紧不慢地说：“我没有什么后台，我是根据自己对毛主席思想的理解，和山西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所做的工作的。反极左，是我对林彪反觉集团的认识，批派性，也是我对问题的看法。如果说，在山西是错误了的话，这个责任当然是由我来负，与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说，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说话的？”陈永贵此时此刻是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和他来说的。

“我是老红军出身，当然我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说话的。我没有当过汉奸，不会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的。”谢振华还是那样的不紧不慢。

陈永贵显然碰了一个大钉子，他的脸色一下子红了。他回去向政治局报告：“谢振华太顽固，我看把他交给群众批斗算了，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味道。”

立刻有人附和道：“对这些人根本不怕我们，交给群众就把他完全制服了。”

“不行！”周恩来拍案而起，大声喝道，“这叫什么话？这是对待同志的正确态度吗？别说谢振华同志还是省委第一书记，就是撤了他的职，他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必须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同时，我们应该允许他作解释和申辩，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呢？中央和毛主席是希望他在实践中改正错误，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在今后要成为一种制度，决不应该再重复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动不动就打倒，就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了。这一点，主席已经批评多次，为什么我们就不听呢？”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立刻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这些年来，他们还很少看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这次，他第一次显露出猛虎般的威严。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到七月十六日，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纪登奎和其他的政治局季员，听取了山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汇报，同时面对面地对谢振华进行批判。

当谢振华看到周恩来疲倦的面孔和日益消瘦的脸腮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些天来，原先在他面前曾是恭维奉承的人，一个个翻了脸，不是破口大骂，就是落井下石，使他感受到世态的炎凉。

周恩来对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和陈永贵说：“我要告诉你们，山西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揭发批判谢振华同志的错误的时候，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山西省委要主动地为下级承担责任。有的领导干部在谢振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误事，勇敢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搞人人过关，不准打人骂人。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以批谢为名，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乱抓什么‘谢振华之流’，这势必干扰批林批孔，走偏方向。我们必须防止这种倾向。就是对谢振华同志，我们也要热情地帮助，谁要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谢振华，谁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周恩来还及时地把他的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就在有人还想对谢振华施加迫害的时候，毛泽东在谢振华的检查上批示：“到此为止。”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旋风狂吼了一会儿，就草草收场了。

除了把谢振华赶下第一书记的位置外，谁也不知道这些人还达到了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