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二十二章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翻

江青和政治局的两个委员大吵起来，原因是他们要为原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平反，江青坚决不同意。她说当年给她的一份文件找不见了。她怀疑是他们派来的勤务人员给她偷走了。“你们侵犯我的人权，就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你们为什么不通过警卫的批准就让他们乱翻我的文件？可惜我不能和专案组的人员见面，要是允许我们一块儿研究问题，我们一定能够争取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你们连法西斯都不如！”江青冲着窗口怒骂道。

周恩来亲自和她谈这个问题了。他还是那个态度，不慌不忙他讲话，不急不躁地办事。

“江青同志，你又不是小孩子了，这个问题慢慢地和大家谈嘛。”周恩来皱着眉头说：“陶勇是参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在部队里的影响很大。过去李作鹏一直打击他，现在东海舰队的同志们是作为林彪死党的问题来揭发的，有什么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可以和他们商量嘛，不要用意气办事好不好？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得慢慢地研究。”

“好吧。我们把原来的专案组请来，一块听听汇报。这总可以吧。”江青让了步。

“长期以来，陶勇靠他极其卑鄙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掩盖了他的反革命历史，做尽了坏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风暴’中，他畏罪自杀。一九六七年五月，海军成立了陶勇专案组。”那个原来的专案组成员向他们汇报道。“陶勇畏罪自杀后，有人说：‘陶勇究竟是怎么死的，现在还弄不清楚，这件事要追查，这笔账要清算。’他们还操纵陶身的老婆朱岚，蒙蔽一部分群众，把陶勇的尸体抢跑了，以此来制造混乱。在我们调查时，专案组里有个人就说：‘看看案卷，提审几个犯人就行了，用不着向群众搞调查研究，你们把调查的问题告诉群众就是泄密。’由于他的破坏，外调工作深入不下去……”

周恩来问道：“你们定陶勇是叛徒，究竟有什么根据？”

“是我们查出陶勇直接策划汤景延一个团的兵力公开投敌的问题后，才认定的。当然，也有人说：‘汤景延投敌是假的。是当时斗争的需要。’这就是那个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就在我们搞陶勇的历史问题时，混进专案组的那个坏人对重点隔离审查对象放松了管理，致使陶勇的老婆朱岚也畏罪自杀。我们经过认真地调查，原来这个专案人员是个坏人，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通过斗争，我们改变了方法，决定依靠群众来查清问题。”

周恩来又问道：“你们究竟是怎样调查的？”

“我们调查陶勇的老婆朱岚一九四三年在上海被带进日特机关‘东天红’的问题，仅从一个人的交待中知道，朱岚当时住在东新桥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和一个姓朴的朝鲜人姘居。时隔二十多年，又无历史资料可查，查清这个问题，困难是很大的。但是这个问题，是陶勇勾结日特、充当内奸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查清不可。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依靠群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的教导，就到东新桥这一带逐家逐户地走访群众。一天访问一个七十多岁的赵老妈妈，她说这个弄堂里曾经住过一个姓朴的朝鲜人，可他已经死去二十多年了。因为当时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她对我们不大相信，不敢把知道的详细情况讲出来。我们连续地找了她五、六次，一方面说明我们挖坏人，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一方面从生活上关心她。有一次去访问，她生病卧床，我们问寒问暖，帮她倒开水、垫枕头。这时老妈妈深受感动地说：‘毛主席要你们来查坏人，只要我晓得一定都告诉你！’接着她谈出朱岚和朝鲜人姘居时被日本人抓走的经过，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知情人的线索。我们跟踪追击，终于查清了陶勇的老婆朱岚被带进日特机关‘东天红’的详细经过。”

“你们有直接的证据吗？”周恩来问道。

“原始证据没有找到。”

周恩来说：“那么，你们还是证据无力，我们怎么能认定呢？”

“我们认为，群众提供的材料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调查日特岛瑛去苏中解放区对陶勇进行诱降策反的问题时，走访了陶勇的大舅子龚乐天的长工范丕郎。范丕朗在旧社会苦大仇深，但是阶级觉悟太低。我们头四次访问，他不但不谈情况，还向龚乐大的老婆通风报信，第五次访问，我们和他一起忆苦思甜，学习毛主席著作，向他反覆说明不把坏人挖出来，我们还要当长工、吃二遍苦的道理，终于使他觉悟了，如实地向我们诉说了龚乐天指派他四次把日本特务带进我苏中根据地与陶勇会见的详细经过。”

周恩来迟疑地间道：“你们有没有诱供的情节啊？这个问题可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我们不能因为人死了就可以不负责任。”

“正因为要负责任，我们才如此地下功夫。”那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态度很强硬地说，“我们在调查日特岛瑛和陶勇在南通合办‘东天红联络部’特务机构时，走访了当年曾经给岛瑛的孩子当过奶妈的陈桂芳。我们头几次访问，她怕牵连自己，顾虑很大，不敢谈。我们反覆给她作工作，打消了她的顾虑，她才向我们讲诉了‘东天红联络部’的一些内部情况。”

“他一个奶妈，能了解多少敌特的情况呢？”周恩来不失时机地问。

江青说：“你们不要紧张，总理这样提问对你们有好处，可以使你们把问题查得更细致些。”

“专案组查了两年多，跑了十五个省、三个市，调查了六百多人次，提审犯人一百多次，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终于查清了陶勇勾结日特、充当内奸的罪行。之后，还查清了陶勇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被俘后，念生怕死，成了可耻的叛徒的罪行。”

周恩来又问道：“你们还有什么旁证吗？陶勇既然是特务和叛徒，那就不是他一个人，总还有其他的证人或帮凶，你们又是怎样调查的呢？”

“是的，陶勇的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陶勇的同伙人，也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中挖掘问题，扩大线索。我们向浙江省原省委一个陶勇的同伙人作调查时，前三次都失利了。第四次同他接触前，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制定了具体的方案。经过了十多天的连续斗争，终于制服了他。他说：‘陶勇和岛瑛的关系我清楚，我把这事包庇了二十多年，我有罪！’随即，他便交待了陶勇把日特岛瑛引进苏中解放区进行勾结，策划汤团投敌，在反清乡斗争中与敌人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

江青笑眯眯地问道：“你们通过这场斗争，有些什么体会和经验啊？”

“我们体会到，用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战胜敌人最根本的一条。敌人不怕训，不怕骂，不怕逼，最怕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同他摆事实、讲道理，最怕用毛主席的政策攻心，最怕革命的大批判。只要我们这样，就什么样的敌人都能战胜。”

江青得意地问周恩来：“你看，我们同志们的工作还可以吗？”

但是，很快叶剑英就拿出了陶勇等人当时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受组织委派打人敌人内部，从事策反敌人的证据，使江青等人无话可说了。

江青想起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初和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毛泽东对他们说：“依我看，这次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所有参加这个大革命的人能不能进行斗私批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是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就是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捞一把，所以他们都不能容下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要采取各种方法陷害姚文元同志和其他的同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人只会变成昙花一现的人物。”

江青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周恩来说：“主席讲得完全正确。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全人类，而且要解放自己，不这样，他们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连犯了错误的同志都不能团结，又怎么能解放全人类呢？”

江青向周恩来提出了她的工作问题，周恩来说：“这还是请示我们的毛主席吧，他老人家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执行。”但是，毛泽东当面对江青说：“你的安排问题还是由我死了以后的政治局考虑吧。我不能再次亲手提拔我的老婆啊。你的工作还是重点放在研究国内的问题上吧。”

周恩来有意不在这个问题上表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