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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星期二 十一月 20, 2007 6:11 pm 发表主题: 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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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编者按：这里选编了邓小平三次检讨中自我批评的几段话，也选编了他自己或他主持否定这些自我批评的几段话。这些话是前后相伐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言行、写自己的历史。一个人全面否定了自己的保证，也就肯定了自己绝不愿做的预言，请问：“邓小平理论”的宣扬者，你们以为然否？历史常常捉弄人。
（一）关于阶级斗争问题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二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1967年6月3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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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
“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成。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295页至296页）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编者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说：“刘（少奇）、邓（小平）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这一错误提法，‘八大’二次会议作了纠正。）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5条）
（二）关于独立王国问题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上“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转，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右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
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0条）
（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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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
（四）关于犯错误的根源
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五）关于保证永不翻案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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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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