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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宾同志新书《纪念毛泽东》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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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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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星期二 十一月 13, 2007 9:43 pm    发表主题: 马宾同志新书《纪念毛泽东》导读 引用并回复

马宾同志新书《纪念毛泽东》导读

萧山木

前言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3周年的时候,马宾同志的新作《纪念毛泽东》一书问世了。这本书,不是一本消遣性或媚俗性的读物,而是一本用心血写成的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政治书。这样评价它,并不夸张,因为本书作者已是94岁高龄的马宾同志,既无哗众取宠之心,亦无趋炎附势之意,他的这本著作,充分体现了一位有着70多年党龄、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机关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导师和人民领袖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无限热爱、无限执著的赤胆忠心!

这本近20万字的书,虽然文字并不华丽,结构也非十分严谨,但它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非清楚,爱憎分明。马宾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尖锐地批判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腐败现象,批判开历史倒车的走资派和卖国求荣的叛徒、汉奸、走狗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派;他提出只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英明、伟大、正确的革命运动,它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它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马宾同志坚定的认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因此,他提出,必须给毛主席和江青等“四人帮”平反;他建议中央重新认识这些重大问题;他号召一切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应当行动起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开展反帝、反修、反腐三大斗争,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做好准备。

这本书发出的这些呐喊,与时下不可一世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主流社会”以及在这个“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操纵下的“社会统治思想”,无疑是水火不相容、根本对立的一种大胆地挑战。

这本书刚一面世——准确的说,在此之前该书一些文章已经在网上发表过——就遭到了某些政治势力的攻击和反对。这些政治势力为什么要攻击和反对这本书呢?如前所述,因为这本书,公开提出要为一些有争议的被“彻底否定”的重大政治运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翻案”,并且对时下执政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也颇有微词和非议。

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是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书,是反潮流的书,是宣扬“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书!

这本书,内容丰富,涉及时下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阅读方便,笔者选择此书的要点,加以归纳,列为10个方面。文中题目为笔者所设。笔者在摘录、归纳时,在保持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对原作一些词句做了修饰性处理。由于笔者的水平所限,难免有挂一漏万,或在理解上有欠准确的地方,还望各位同志给予包含和谅解。

一 要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问题,是贯穿这本书的一条主线。作者除了在《论文化大革命》、《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学习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政策》等几篇文章专门论述对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和作者的看法以外,其他的文章里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大革命,其目的是“反修防修”。然而,对这件事情,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党中央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对立的评价。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5。16通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决议都是肯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决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以及最近召开的十七大,对文化大革命,都是全盘否定的。马宾同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态度和立场是鲜明的。

(1)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一样,意义十分重大。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文明”混同起来。他说:“文化大革命包括人类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试验”,是“人类社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大矣哉。因此,不用多说理由,今后文化大革命的名称不会更改和不应更改。”(198)

(2)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时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十次接见了红卫兵,以红卫兵为骨干,发动和组织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及革命干部,揭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政军处以上的干部中的修正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揭发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修正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强化党的观念,阶级观念,群众观念和民主作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进行三大斗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重点是意识形态领域。”(193)“总之,中国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的重要的一堂课,如同‘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人民必上的一堂课。”(192)

(3)马宾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遭到修正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抵制、反抗以及出现暂时的失败或反复,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又因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欺骗和叛变而失败。任何革命运动必然会招致反动势力以各种形式的反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招致反动势力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刘邓及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子的反对。”(193)

马宾同志说:全盘否定文革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说文化大革命宣传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再不要讲阶级斗争为纲;说文化大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一些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流氓、地痞、资产阶级的官僚政客和封建残余势力,都跳出来了,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发财的发财,致富的致富。私化、西化、腐化、分化,紧锣密鼓,争分夺秒。比历史各个时期发展速度都要快多少倍。”(189)

马宾同志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邓小平是第一不要搞阶级斗争,第二不要搞群众运动。邓小平错了。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后历史证明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革除之。”(35)

(4)马宾同志认为,因为文革中出现某些错误就“全盘否定”是不对的。他说:文化大革命“虽然有大量的创造性的经验出现”,但也出现一些违反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规定的一些正确政策的错误现象,其原因,“一方面对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估计不足,另方面对自己的革命队伍教育不足,三是革命队伍的自我革命缺乏准备”。总之一句话,如此“规模浩大,历史空前”的大革命,“其革命的广度和深度,曲折和复杂,不下于如《震撼十日》所描写的十月革命”,出现某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理解的。(188)

马宾同志说:“毛主席说过:‘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人员,这不好。’毛主席的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的、正确的。这些不足和错误与文革的主流和成绩相比,毕竟是支流,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就是了。至于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吃了一些苦头,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也要从积极方面考虑。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就在于它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问题,而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是谈何容易呀!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最后几百米,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所以,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斗私批修。’文革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一下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私有观念决裂,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很可能是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整、甚至蹲过监狱的许多老同志,有着像大海一般的宽广胸怀,他们像韩丁那样,经历过一段认识过程,已经理解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对文革给以充分肯定。”(44)

马宾同志说:“任何重大革命事件,一般都是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难免出现错误,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历史性的全体人民革命,是一个历史创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修正主义分子,错了没有?没有错!因为是党内路线斗争,方法是发动人民群众批判和刘邓的自我批判。错了没有?没有错。”“由于运动中出现毛泽东很多次批评过的但历史上多次重复出现过的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和变相体罚的形式,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被批判废除的”,而且,“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性质,战略、策略、政策,以及革命的口号等,都在党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了。”(193)毛主席“既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指出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明是敌我斗争的性质,又只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193)

马宾同志说:“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一部分!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势力说毛泽东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祸,是因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失败了并不等于就是错误。如同马克思评论巴黎公社的失败那样,并不是错误。如果非要说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有失误而失败的,那么,造成这个失误的恰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有意破坏造成的,然后把责任栽到毛泽东同志头上。”(33)

“文化大革命因为走资派被‘结合’恢复了权力,就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群众哪有自己斗自己的道理,其原因,当然是因为走资派的挑拨,所以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失败。(34)

(5)马宾同志认为,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就要“斗私批修”。“办一切事情,都应出以共产主义公心,不能有私心杂念,所以,文化大革命要求领导干部,要消除私心杂念,不能一要升官,二要发财。要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共产党宣言》和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宣传文件,主要是弄懂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个干部“斗私,批修”,1)消灭私有制,2)消灭私有观念,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内容和要求。”(194)

二 马宾同志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特别是文革中的经历和思想认识过程

马宾同志(原名张源)是安徽滁州人,生于1913年;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马宾同志在书中谈到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33年和1935年两次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入狱。他写道:“我是读私塾出身,又从私塾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那个学校设在无锡孔庙旁边,我在无锡读书时暑期留在无锡住校,受同学影响,每日到无锡图书馆看一本小说,一个月看了二三十本,思想有所变化,不满以至反对学校的老夫子,关心时事,参加了一个大字报组,反对‘学究’,‘夫子’从而参加了(CY)组织,后来同几位同学一起,因为上街宣传抵制日货一道被捕,被解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出来后被学校开除。在狱中认识了共产党员陈原道,他介绍我到北京。1935年到1937年,在上海,我认识了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孙克定等人,组织文化界救亡工作,恢复了党的关系,直到七七事变。后来转到皖南军部,事变后到苏北,到抗日战争胜利,被调到东北。……我想到我在国民党监牢里看到许多被捕者,他们自己准备被枪毙,还争取在活着的一天,教育在狱中的难友。”(197)

上世纪50年代,他在鞍钢担任总经理时,曾被批判为“只专不红”的钢铁专家,被拔了“白旗”,挨了“整”。1958年,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由于他不赞同在钢铁战线搞“小土群”,而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时隔两年,即1960年,由马宾同志参与主持创造的鞍钢经验,即以“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被毛主席发现,令毛主席兴奋不已,欣然批示,命名为“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最大钢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一套管理制度,它对中国有很长期的影响)。

文革期间,马宾同志并没有因为参与创造了“鞍钢宪法”,而避免“触及灵魂”。他在沈阳,被关押了5年半时间。对于有着这样一个曲折经历的老同志,如果现在他对这些“遭遇”(时下时髦的用词是“迫害”)即使有点什么“心存芥蒂”,有点什么“想不开”,抑或“耿耿于怀”,人们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马宾同志的思想完全不是这样,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和崇高精神境界来对待自己的“遭遇”。

马宾同志在书中说:“我呢?我虽然当时被关押审查,但是,我始终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至后来进行‘纠偏’,我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运动中要防止‘左’或右的错误行动,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在革命口号下,在革命行动中,走偏了,对党的事业有损失,甚至十分严重,也还是党内斗争问题。对党内斗争犯的错误的处理上,毕竟有毛主席制定的、在长期斗争中不断修正的政策。”(185)

马宾同志说:“在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曾带领几个工程师同志到大庆学习,到大寨学习。1959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我在北戴河会议上,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在文化大革命中,‘支左’在全国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推选我为鞍钢革委会主任委员;鞍山市革委会解放军支左干部为主任,我为第一副主任(这一天是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的日子)。”(194)

被某些人们视为“牛棚”,如同地狱般的“五七干校”,以及审查干部等,马宾同志的认识是客观的,没有偏见的。他说:“毛主席号召干部参加劳动,号召办五七干校,我带头报名并进干校,革委会决定委派我为五七干校校长,赴盘锦办干校。后来,鞍钢革命委员会整风审干,清理阶级队伍。因为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并在苏联一个大学学习五年,群众要求审查我的历史,我被囚禁沈阳单人监房5年半。我在沈阳监狱中,读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共100本左右,写了学习笔记。记得1966年2月‘二月逆流’那天,我从上海上车到东北,路经泰安,……到泰山,有很多搞串连的学生,……民间风气大不一样,而且多已组织起来。文化大革命真是移风易俗啊。”(195)

“我在整风运动期间,写了一些诗词,那时在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时写的,人家以为那时国泰民安,是因为不搞阶级斗争,这是一个大误会,恰巧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搞整党整风,搞社会主义教育,才能有那个局面。”(195)

马宾同志在谈到他的监狱生活时这样写道:“为整顿阶级队伍,加强干部学习,在毛主席号召下,我当夜报名进‘五七干校’。实行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使我有机会联系一般干部和群众,加强了理论学习。1968年8月,出席省委召开扩大会期间,将我找到省招待所一栋小楼,进行审查,住到一间只有铁床一架,书桌一张,板凳一个的屋子,……我想我的关键问题是两次被捕,和五年苏联学习。一个星期审问过两次,我写了两次被捕经过(对于在苏联情形未多过问)……我从看守那里知道,他们在派人外调,最后就再不追问我了。我一直很有信心,也很自慰。寒冬已至,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日),沈阳窗外大雪纷飞,还不给我拿来寒衣,室内也无暖气,我仍然是赤身睡在踏踏米上,上身蒙上短袖衬衫,下身将短裤退到两个膝盖上——这样居然可熟睡一夜。我的耐寒本领,可能是因为在西伯利亚生活五年锻炼成的,特别是我思想上认为不会冻死。后来给我送来一件军大衣。再后来,我在家穿的寒衣送来了。此时我反而不高兴,这说明一下子出不去了。在关押中,我有机会看书和活动、运动。五年中只生过一次病,即拉了一条蛔虫,……牙齿掉了两个,很奇怪,也不疼痛。看书学习而后,希望有更多时候(按计划还怕不够)保证看完,而且甚至害怕早出狱后再没时间看了。”在狱中,组织上“审查我,还给我马克思主义的书看,我就打消了我与捕我、审我的同志对立情绪。关键是要有信心,就怕彼此对立。我不采取对立的态度,自然也就不抱怨看守我的人了。国民党监牢我坐过,性质和待遇完全不同,国民党监牢最‘残酷’的地方,是那里不给书看。”(196)

(6)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马宾同志以自己的行动,认真贯彻了这一原则的。他对人对事,不以个人的恩怨、好恶为是非标准,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尽管邓小平、江泽民历史上与他的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但马宾同志没有因此而影响对他们的批判。他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在沈阳关押期间,“我有一次出狱了,为什么,是邓小平一度‘解放’到鞍山来视察,他要搞‘整顿,发展,巩固,提高’。到鞍山,他在与市委同志接见中,问道,你们这里那个马宾呢?毛远新在场,他们互相问一下,谎说,下厂子去了,邓说,把他找来,于是紧急派车到沈阳,把我接到鞍山,我不知情况,见面后什么也没有说。一块吃了一顿晚餐,席间卓林跟我说了一些小平同志出来,什么也不知道,生产也不懂,意思是靠你们了,等等的话,我因为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听了就算听了,饭后又把我送回沈阳拘留。”(196)

马宾同志写道:“是否对邓的批评错了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不这么批评,就会被许多受他‘好处’的人(比如,在他又打又拉的既是受害者又是得利的人),则对他得不出正确的结论。”(210)

“不要人家质问我,我对我自己也说,什么事不要‘绝对化’,总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你对邓小平这么‘绝对’呢?比方,他对你那样严格批评,还是多次重用你,甚至表扬你,你为什么这么恨他呢?”“我对邓小平深入分析研究之后,才悟出他确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改悔的潜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招摇撞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是我在邓小平死后到现在的最新的认识。”“随着历史的进展,随着事实的展显,认识也有所加深,而且对坏人和好人的认识,从对比中更能正确分辨和认识。”(210)

三 总结第一次文革,准备第二次文革

(7)马宾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史无前例,没有任何经验可遵循,所以,对文革的胜利与失败,一定要辩证地看待。他说:“毛主席领导发起的1965——1976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间失败了,但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的规律看,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取得阶段性胜利和最终胜利的。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198)

马宾同志说:“毛泽东在1976年6月25日说到,他自己一生中作两件大事,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主席没有说失败,而只是指出三七开。另外,毛主席肯定地指出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还要继续革命。但他指出,在第二次、第三次时,要注意,可能会出现‘腥风血雨’,因此,我觉得形势和任务很明确,文化大革命还要搞。”(199)

马宾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不断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其唯一的形式。经过试验,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不但合适,而且很好。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好不要因为它犯有错误,就予以否定。名称也不要改,要重新认识,不断宣传,不但会理直气壮,而且心诚悦服,让高举文化大革命旗帜,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家喻户晓,老少欢迎,像历史上的革命那样,群众热情洋溢地欢迎。”(201)

马宾同志认为:“第一,肯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成功和胜利的,这是要明确肯定的。第二,决不能是再也不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而是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第三,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199)

(8)马宾同志说:“为什么我坚持以后还是用‘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我固执,而是这才正确。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搞臭了。这是因为这些人换了一个修正主义的鼻子。是香是臭,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异。广大工农革命群众没有说臭。所以,我不是固执己见。一次失败了还有第二次,还有多次文化大革命,而不必改为其他。”(29)

马宾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实践上总的说没有错,而且是极其英明的,正确的。但是,在阶级力量对比上,世界形势发展上,内部与外部条件上,我们估计有错误,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说,文革是失败了,但不是错误。巴黎公社就是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执行中的缺点,不能裁到毛主席身上。如果说,从毛主席算起,都错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原则——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总不能一概否定。然而,从此可以看出,修正主义的根本目的在否定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29)

马宾同志说:修正主义“骗人骗到现在,从各方面骗(一大堆修正主义‘理论’),现在要搞私有化,几乎把国有资产什么都卖光了,还说所谓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从98%到88%,78%,68%,48%,38%……)。几十年不清党了,从党员到中央委员,从厂长到国家领导人,犯法判刑的人数多的惊人(见附件)。甚至动员党员搞私有化,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解决问题。”

(9)马宾同志提出,要着手准备第二次文革。为什么要搞第二次文革?马老认为:

“毛主席说七八年一次,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要研究革命的现状,研究党领导斗争的路线和斗争的策略。为什么出现修正主义路线。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还打着邓小平理论现在又加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旗号来压迫群众,使得革命群众直不起腰来。所以,必须翻案,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21)

(10)马宾同志指出:“修正主义者大肆鼓吹股份制是公有制,说股份制绝不是私有制,把中国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股份公司,发展上市的股份公司,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财产几乎都股份化了,即私有化了。”(21、22)

(11)马宾同志说:“现在离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已经快30年了,看来我们应该规划,计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人人要作准备。文化大革命是涉及全社会各阶层全体人民的革命,它具有与历史上一切革命不同的特点,而带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革命性质。”(200)

“要进行哪些工作和做哪些准备呢?”马宾同志提出三条,主要是:“必须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总体目标和各项政策胜利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条件。”在“革命理论方面的学习准备”的同时,“准备好革命队伍的领导力量”,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当年开列的十三部马列著作”。“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它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人私有观念;它的战略策略是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宣言》,宣传社会阶级分析及阶级斗争,宣传社会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方法是‘民主’,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所以,要准备遇到反动势力可能甚至必然作垂死挣扎和猛烈的反扑,但是,革命是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螺旋式发展前进的。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意思。”(199、200)

(12)马宾同志说:第二次文革的任务,依然是:“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修正主义。”(202)

马宾同志说:“必须指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邓小平在他一生中,除掉‘跟着走’而外,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怎能‘摸着石头过河’呢!无怪乎他说,共产主义谁也说不清,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一代(30年)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也不见得看到共产主义。再加上,劝人不学习,不争论,所以,他是最反对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因此,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邓,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批邓!”(200)

马宾同志说:“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指使联合和通过国内官僚,买办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国大搞‘颜色革命’,盛行贪污,腐败,盗窃,叛乱。二三十年来,被正法判死罪的就有XXX人。弄得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因此,建议制定三大斗争的行动计划。这三大斗争,一个也不能不抓,但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三大斗争,缺一不可的革命,必需都抓。这是一次人类社会发展中三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全面的总体的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共产主义斗争的阶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务重大,任务光荣,好好学习,参加斗争!”(203)

(13)马宾同志认为开展第二次文革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说:“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过来人,我对文化大革命认为是历史的必然,毛主席发起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肯定’(邓小平在被迫下也‘肯定’),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错了,是‘否定’,(毛主席,‘四人帮’,广大工农兵学群众组织被否定),这是事实,但是,辩证法指出:还有否定之否定,即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否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否定)。失败为否定,胜利为肯定。这里说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胜利。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就是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185)

马宾同志说:“武断地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历史上一位出名人物,他除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外,重视生产斗争,忽视阶级斗争,是又一条错误表现。”(185)

(14)马宾同志说:“在这里应该指出,正如在前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口里说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又是一套,他们在被群众审查时,一而再,再而三,发誓,赌咒,不反毛主席和党中央,但是当东郭先生发‘善心’把狼放出袋子后,翻脸不认人,却把人吃了。他在一被任用后,经过一段时间,假装遵行四项基本原则,不多时就翻脸不认人,反对越南邻邦,大搞投降美帝,在全国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但却为下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创造条件。”(190)

四 文革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正确的

毛主席逝世以后,修正主义和敌对势力,大刮翻案风,重点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股翻案风的挂帅人物就是邓小平。马宾同志在书中,把邓小平白纸黑字写下“永不翻案”的几次“检讨书”,作为附件附在书中,让读者看清邓小平反革命的卑鄙灵魂和两面派的嘴脸。

(15)马宾同志说:“邓小平上台,提出八字方针,抓了生产,这是对的,开了科学会议,狠抓科学实验,这也是好的。”但是,“他就在很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时在理论上犯了把物的因素强调高于人的因素,重视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如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本性难改,旧病重发,从各方面反对毛泽东思想,向中国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向马列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发难。”“严重而危险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手段,装成各种面孔来欺骗人民,比方,他们装成最拥护毛泽东主席,装成最亲密的‘战友’,而实际干的却是另一套,犹如赫鲁晓夫之对斯大林,口蜜腹剑,当面是一套,背后捅刀子。整整一个时代(三十年一个generation),证明了这些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嘴脸。”(210)

马宾同志指出:邓小平在毛主席去世、他重新上台掌权以后,“立即翻了脸”,所谓“永不翻案”也不算数了,大搞几个“否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社会主义还有阶级斗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否定了为人民服务……。(二)否定了‘鞍钢宪法’(反对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群众批判的干部,不论是否有无问题一律平反,并组织他们向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反攻倒算。(三)然后推行一条屈服美帝国主义投降路线,一边要‘教训’越南,发动侵越战争,一边要‘教训’朝鲜,向美帝、日本投降。乍看,以为该人很有气魄,对美帝,如赫鲁晓夫敢于吹胡子瞪眼睛,实际力劝属下‘韬光养晦’,无止境地韬光养晦。(四)这也难怪,他本来就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来的一个大地主、大军阀的四川豪门子弟。他在四川老家,因军阀混战,无法存身,从家里拿了大把银元,出国避风,……从此混进党内,……得到信任,……但一切沉渣污水都逃不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扫。他企图最后把无产阶级导师毛泽东彻底打倒,把一切‘走资派’(即一切被群众审查的科级以上干部)都保出来,这个阴险的桥牌老手,居然狠下毒手,这个狰狞面目,能逃脱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揭露和打倒吗?!”(210)

(16)马宾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这个前提下,承认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是包括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总的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二是不要搞群众运动。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心脏,没有头脑的社会主义巨人,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招牌,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修正主义旗帜。现在,江泽民决定吸收资本家入党。党的成分腐化到这种程度。最近五年逐年有省级以上党员干部因贪污腐化受刑事处分(附表)!未处分的部分也可想而知。而这正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现在不是‘搞点资本主义’,让人们不要怕(哄人、骗人),而是大搞、快搞资本主义,消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基本卖光,或被分光,或实行股份制、股票市场上卖光。已经不是搞点资本主义不要怕,而是怕资本主义搞的不够多,怕卖慢了群众造反卖不成了。关于‘三个代表’有各种版本,如,江泽民坚持做总书记(党的代表),国家主席(政府代表),军委主席(军队代表)。还如,有群众说,先进生产力代表——大款;先进文化代表——大腕;全民利益代表——大官。几千万失业工人,几亿贫困农民,这就是现状,要求改变现状!反帝、反腐、反修呼声很高!”(11)

五 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必须批判“邓江路线”

毛主席早在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尖锐的指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马宾同志结合自己的斗争实践,对毛主席这一教导,理解得比较深刻。

(17)马宾同志指出:“在邓小平,江泽民指示下,二十多年来,直到今天,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并列,要人民顶礼膜拜,真是欺人太甚,难于忍受。”“什么邓小平理论?应该把邓小平理论改成邓小平谬论。如1)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论;3)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论;4)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论,等等。(211)

马宾同志说:“邓小平、江泽民说现在中国社会已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他们“篡改《共产党宣言》,反对《共产党宣言》”,他们说,“社会主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并组织社会调查,证明只有‘十个阶层’。江泽民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党了,而是没有或不分阶级的,只进行生产的全民党了。至于说共产主义,他说那是几代、十几代、几十代(30年为一代)可望而不及,遥远的事。他们(实际上是江泽民跟着邓小平)一方面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跟着毛泽东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了,“另一方面,又宣传要达到共产主义还要经过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一代是30年,比方说50代,就是1500年。他们说,中国只能搞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以后是什么‘特色’,就随你瞎说吧,其中就包括一个‘三个代表’”。

(18)马宾同志说:“不论是马克思、列宁或者毛主席,都说还有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但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还应该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无阶级专政。”邓小平“从来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当中国人民群众起来纠正他的错误的时候,他就翻脸不认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特别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至于要彻底打倒毛泽东,为此,就把毛主席分为建国前、建国后和文化大革命几个阶段。肯定建国前毛泽东,(否定建国后的毛泽东),特别是要把组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切走资派的毛泽东,彻底打倒。(211)

(19)马宾同志指出:“文化大革命共有三大斗争的任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邓小平只抓生产,特别是搞‘唯生产力论’,即离开生产关系讲生产力,甚至反对抓革命、反对搞阶级斗争,更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否定劳动者是第一生产力,而把科学技术强调为第一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57、58)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却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文化大革命,从而变成真理一粒没有,错误一堆沙丘。结果搞私化,腐化,西化,分化,城市工业资本主义股份化,农业包产到户私有化,全国全面资本主义化。今天在纪念邓小平的诞辰时,不能不作批判。一是批判他彻底背叛马克思学说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二是批判他这个大骗子,邓小平历次向毛主席、党中央检讨交代所犯错误,并表示拥护毛主席,永不翻案,实际是欺骗了毛主席,欺骗了中国人民,不能不说邓小平不是资产阶级政客。”(58)

(20)马宾同志说:“修正主义者、叛徒邓小平、江泽民……为了收买人心,把首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干部(科以上干部)一律不加识别地恢复原职,反而‘审判’文化大革命中民选的干部。为了使被所谓‘冤斗’的干部彻底‘翻身’‘解放’,把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干部的揭发批判材料,和被群众斗争审查的材料,包括内查外调材料,全部焚烧。可想而知,有严重问题的人多么高兴。而其他经过审查证明没有问题的干部,反而弄得在今后人民印象中好像存在问题……。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放心、满意,但是,从长远看,所有人都心中存在一个疙瘩。这像是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吗?不是,而是一个阴谋家。所以,社会主义阶段,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214)

马宾同志说: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毛主席当年的预言,研究一下邓小平、江泽民对美帝的外交,对朝、对越的关系,对台湾的政策,对内的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对“邓、江路线”,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要不要批判,不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吗?!”(211)

六 要为毛主席“平反”

毛主席逝世以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攻击、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妖风。这股妖风的风源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又回来了,资本主义又回来了,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领导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均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家贫知孝子,板荡识忠臣。在这股强劲的妖风面前,马宾同志没有被腐蚀,没有被吹倒,而是迎风傲雪,顶天立地。

本书开篇第一章的“继续革命”一节,就鲜明地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马宾同志提出的平反昭雪,就是要把那些坏蛋泼在毛主席身上的污泥浊水清洗干净,还清白于毛泽东。

马宾同志说:我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三大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国内贪污腐败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要加强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毛主席《两论》,还要学习‘五一六’决议,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1)

那位打着“毛泽东秘书”旗号,疯狂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李锐,曾经著文胡说毛主席“建国前有功,建国后有过,文革有罪”。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基本上就是李锐所说的三阶段的所谓“功”、“过”、“罪”。《决议》的这个结论对不对呢?马宾同志认为不对,是错误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此马宾同志提出,要给毛主席平反。

(21)马宾同志在《杂记(七)》引用了《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记载的毛主席1976年6月5日在重病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的谈话。毛主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6)马宾写道:“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多么寓意深长呵!文革已经结束26年了,目前,对这件事仍然在争论中。即使左派队伍,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未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评价。如上述,这可是毛主席一生中办了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呀!否定了文革,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反修防修的重要思想和实践。”(37)

(22)马宾同志说:“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势力说毛泽东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祸,是因毛泽东年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33)

(23)马宾同志认为,毛主席与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分开的。真正热爱毛主席,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就必须同时热爱文革,真正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否定了文革,“热爱”和“高举”就打了折扣。马宾同志在《杂记(七)》又写道:“如何看文革,许多外国人比我们看得还清楚。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他1985年写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用六章的篇幅来阐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在未来的很多年中还将继续进行,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够写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完整历史。’很显然,这位友人是针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来婉转地说出这番话的……”。(37)

(24)马宾同志认为,我们不能承认修正主义所谓的“毛主席晚年错误”。马宾同志指出:“有人说,毛主席现在谈起来光辉大半辈子,可惜晚年犯了错误。这句话虽然前一句是对的,而后一句却大错了。毛主席晚年如同‘早年’一样,也是光辉的。正如毛主席自己说的,可能这里或那里有缺点或错误,但是,毛主席恰恰是在晚年适时地认真地指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及时地领导人民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一般讲,人到了晚年,总是有不如青年、中年之处,但毛主席晚年却是一个光辉的晚年。毛主席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0)

马宾同志说:毛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说明毛主席的光荣,伟大,正确”。“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总的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方针、路线、政策、策略上都是正确的。如果说有错误,是毛主席被修正主义份子欺骗了,如邓认错,发誓要改而不改。不这样认识,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就不能真正接受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就会长期被修正主义所愚弄和欺骗,……毛主席的‘三七开’的检讨,也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搞的不对。那种似乎很真诚,很公正的对毛主席评价的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除了赞颂毛泽东而外,还要代替毛泽东检讨几句,不是场合,不应该有!这如同我们称颂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圣人’之后,还加上一句:‘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圣人也不是完人’一样,这后面一句似乎在纪念列宁诞辰时,不见使用”(35、34)

马宾同志说:“根据邓后的文献,文化大革命根本错了,虽然对毛主席一生并未全盘否定,但他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盘否定的。举例说,如对‘鞍钢宪法’表面上是继续肯定的,但肯定是‘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对‘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和‘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则是否定的。一个不要阶级斗争,一个不要群众运动,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毛泽东思想?”(35)

(25)马宾同志认为,我们为什么必须肯定和拥护文化大革命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为此,马宾同志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是:邓小平过去承认的:“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马宾同志说:“邓小平在毛主席去世后,他180度的改变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言中了。”(37)

另一个例子是: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光美、刘源著的书,名为《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在这本书里刘少奇之子刘源(现为军事科学院政委)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刘源在书中明白无误地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即“刘总设计师路线”。他说:改革开放以后,“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总设计师路线被肯定了”。刘源在书中半是谩骂半是攻击地说道:“文革中的错误,就其个人(毛泽东)原因,首先就在于毛泽东头脑深处的封建意识遗留。……今天的历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在经济上,他崇尚小农平均主义式的、封建空想社会主义(封建乌托邦);政治上,则是晚年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证实的,帝王君主或个人专断加无产阶级专政(孤家寡人)。他的错误是长时期积累形成,并逐渐才得到显现的。”(39)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著名作家韩丁在1993年6月为他的《深翻》一书写的中文版“序言”。韩丁在“序言”中严厉地批判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毛主席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诬蔑和攻击的行为。他写道:“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化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说法。”韩丁接着说:“我的书在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一点上的不同?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多了。我认为毛是对的,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韩丁说:“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韩丁认为:“毛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做出最有创造性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辨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马宾同志在在抄录这些文字以后说:“这位美国学者对我们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呀!事实上,他以极朴素的语言和鲜活的心灵感悟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40~43))

(26)马宾同志认为,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二者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要给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平反”,就要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马宾同志说:“因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从理论渊源上看,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与列宁讲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的观点是一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针对邓小平1975年5月29日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而提出来的,这两个观点从理论上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完全正确的。”(44)

(27)马宾同志说:毛主席去世后“革命力量被修正主义分子打得溃不成军,头破血流。一部分人承认失败,被迫认错。”认为“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这两条错了。“恰恰这两条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由于把这两条打成所谓‘错误’,使得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多少年来抬不起头,挺不起腰,举起拳头无力。我们应该彻底翻这个案,就以阶级斗争为钢,就是大搞群众运动,用这两条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用这两条保证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或基本成功。当然,前进的道路,还免不了有曲折。”(16)

马宾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革命路线‘平反’、‘正名’,勇敢的搬开阻碍我们继续前进的这块认识上的绊脚石。不然,我们就不能继续革命,不能继续前进,无产阶级和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就不能重新翻身解放。”(44)

(2Cool对于某些老同志在文革问题上存在的这样那样一些糊涂思想,马宾同志形象地说:老同志对于什么是香,什么是臭,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鼻子”来嗅,而不应该用修正主义的“鼻子”来嗅。文革是香还是臭,“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异”,“广大工农革命群众就没有说臭”。应该指出:“有人(主要是文革时被整、被批判、被斗争、被惩处过的同志),当他被群众批斗的时候,‘被迫’认错,许多人作了正确的检讨。后来认为‘一律打倒’是错误的。而邓小平如同‘一律打倒’那样,给‘一风吹’了,不分正确与错误‘一风吹’不再提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被镇压,欺骗,被打散了。”“一风吹,照样一切不予存档,更是错误决定,有意把走资派包庇下去。”“修正主义把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平反’官复原职,从而加倍地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进行报复”。马宾同志说:经历过文革的老同志,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认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年纪大的人,表态的机会不多了”,“现在又是表态的时候了!”最后该“说句真话了!”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表态“还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准!”(11、28、36页)

(29)马宾同志说:我们老同志“要用适当的形式,来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的阴谋活动,教育后代如何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特别是要正确对待那些对自己进行过‘斗争’的群众。”(31)

马宾同志指出:老同志要带头进行“斗私批修”实现“两个决裂”。“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要求高干两个决裂……是不是太左了。因此,不要纯之又纯的共产主义,还要允许搞点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就这样定的,但是,在大胆的放、大胆的改、开放无边、改革无底,直至大搞‘四化’,即私有化、腐败化、西化、分化。现在基本上化光了,化透了,……资本主义‘改革’,已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那么,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总该适时了吧!不算超越时代了吧?”(31)

(30)马宾同志针对“左派队伍中,那些对文革仍有这样那样否定看法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文革要解决而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终于发生了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步,一切真正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外同志,再不能随便跟着错误潮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化大革命了,再不要人云亦云地把文革妖魔化了。”(43)

(31)马宾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问题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当权派的共产党,制订的政策却是资本主义的,而以共产党资本家或资本家共产党出现。文化大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多人说,这说不通,现在知道了,正如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名副其实!”(33)

(32)几十年来,马宾同志每年夏天都要到北戴河住一段时间。他不住省部级以上高级宾馆(疗养院),而是到附近村子里租间民房。他说他利用这个机会,静下心来读书,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也利用这个机会接触群众,了解民情。2003年,马宾同志又去了北戴河。他说:“到了北戴河,一是打听北戴河是怎样筹备纪念毛主席110周年;二是学习毛主席1962年在北戴河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9)

马宾同志认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非常重要,我们大家应该结合中国今天发生的问题,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为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10)

(33)2006年夏天,马宾同志去北戴河农村发现一个令他十分气氛的事情。在中央国家机关旁边一个被遗弃的公园里,有一尊毛主席塑像。由于无人管理,周围堆满了垃圾。毛主席塑像被埋没其中。马宾同志拍了几幅现场照片,向上做了反映。今年夏天,他又去这个地方看,毛主席塑像被挪个地方,不是广场,不是大街,也不是公园,而是一家疗养院荒芜的后院里,周围杂草丛生。据说,是秦皇岛市委看到了马宾同志的反映后,这样做的。马宾同志认为,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反映了中央国家机关对毛主席的态度,与“去毛泽东化”这个大背景是有关的。

七 要给江青等四人平反

(34)在本书开篇第一章第一页,马宾同志就鲜明地提出:“要七八年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为什么要为四人帮平反昭雪?又为什么把毛主席与“四人帮”放在一起提出来?本书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不过,从马宾同志在与一些同志谈话中,谈到了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马宾同志认为,江青等四人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他们不是内奸。他们还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坚定的革命者。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大错误。特别是江青和张春桥,在与刘少奇、邓小平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是有功的。

第二,毛主席逝世后,就把四个人抓起来,以莫须有的罪名,错误地把他们四人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不只是违反党的纪律问题,而且是反革命性质的政变。邓小平上台以后,动用专政手段,审判四个人,邓小平甚至提出要判处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者的疯狂报复。

第三,反对四个人,实质是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丑化四个人,就是丑化文革,丑化毛主席。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早就有“五人帮”的说法,把毛主席划到四个人里面去,这种说法,如果抛开他们的反动目的,倒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江青在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抓京剧改革,抓样板戏上,是有贡献的。张春桥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与赞扬,也是有贡献的。

第五,林彪集团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集团。邓小平把四个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集团,并且与真正的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捆在一起来审判,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说,提出为文革平反,是个敏感问题,争论比较大的话,那么提出为“四人帮”平反,就更为敏感,争论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了决定,定性为“反党集团”,并且诉诸于法律。马宾同志提出给他们平反、翻案,表现了他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马宾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虽然在上层社会,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赞同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然而,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笔者坚信,历史将会证明,马宾同志的立场和思想观点是正确的,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还必将证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必定会站在马宾同志一边,而不会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诚然,对于为“四人帮”(或“五人帮”)平反问题,左派队伍现在的认识还很不一致。但我们相信,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大多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逐步一致起来的。

八 继续革命,反对“四化”

(35)马宾同志说:“在修正主义肆虐,修正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办?分析分析,不革命行吗?”(28页)于是,马宾同志提出要反对“四化”,即反对西化、分化、私化、腐化。

2005年5月15日,马宾同志在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封信里,郑重地提出“关于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马宾同志指出:“新领导班子没有挽狂澜于即倒,依然在积极推行邓小平江泽民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十六大以后,私有化步伐加快了,力度加大了。……工业企业里,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已经不到20%,公有制事实上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了。……吴敬琏、厉以宁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下边就大造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舆论。几乎整个媒体都是这种腔调。中央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年’,要求各地打好‘攻坚战’,突破口是国有企业‘转制’。于是‘社会转型’、‘国企转制’响遍全国。‘社会转型’、‘国企转制’,明摆着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中央提出国有大型企业统统搞股份制!说‘股份制不是私有制’,道理说不通,是自欺欺人嘛。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向股份制转化的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公有制变成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它意味着什么?政治制度能不变吗?搞私有制,搞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员是没有资格来领导的,如果非要搞,其结果必然要让位于资产阶级政党。苏东各国的共产党不正是如此垮台的吗?中央一再讲,要警惕西方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要防止‘和平演变’,可中央推行的这一套私有化政策,却是背道而驰!如此这般,就大可不必由西方来费神、费力‘西化’、‘分化’我们了,帝国主义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我们自己就想把自己‘西化’、‘分化’了。我们搞私有化就是自掘坟墓啊!”(142)

“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彻底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把刀子。具体表现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年,中央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目前正在党内大张旗鼓进行的所谓‘先进性教育’,只字不提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144)

“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我们党这些年根本不讲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了,也不提帝国主义。新班子上来也不讲。……邓小平来个‘韬光养晦’,‘谁都不得罪’,于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见了,帝国主义也不反对了。……现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人民群众已经怒不可遏了。希望中央不要继续扮演这种不光彩的角色。”(145)

面队这么多问题,怎么办呢?马宾同志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①立即停止以私有化为趋向的经济改革,恢复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②开展一次象样的整党运动,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教育全党、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坚决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叛徒清除出党,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性;③重新调整我们的外交路线,与古巴、朝鲜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央只有这样做,才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145)

(36)2006年6月20日,纪念“七一”时,马宾同志参照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写了一个新的“八荣八耻”,并张贴在翠微路部长大院,一时引起轰动。

内容如下:

以维护公有制为荣,以鼓吹私有制为耻;以依靠群众为荣,以依赖“精英”为耻;

以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荣,以迷信帝、资、修为耻;以劳动神圣为荣,以剥削压迫为耻;

以集体主义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以忠诚革命为荣,以忘本变节为耻;

以“造反有理”为荣,以甘当奴才为耻;以自力更生为荣,以卖国投降为耻。

马宾同志提出“八荣八耻”其目的就是反对“四化”的。(55)

(37)关于反腐问题。马宾同志认为:反对腐败,首先要挖出根源。腐败的根源在哪里?马宾同志认为,制度根源是“私有制”,思想根源是私有观念,即“导向私有制政策产生的私欲。”

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如何解决新的“三座大山”问题上,马宾同志提出:“反帝,反腐,反修,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22)

“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发展因农民单干而垮的巡回医疗制度;打倒城市贵族学校制度,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电子信息远程教育,非此无法迅速提高全国农村农民文化程度。”

“对股票市场,必须打跨,没收其全部资产,将没收的财产,收归国有。对于那些被诱入股市的股民,给他们适当救济。”“城市所有房地产公司所经营的房地产一律没收,交政府分配给无房或少房市民(包括房主本人)使用,建房,经营,设计一律没收,分配给居民后,不足者将继续按照城市人口规划补建,过大城市人口必须合理控制。”(22)

要警惕帝国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警惕“对中国以两弹(核弹和糖弹)推行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50)

九 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

马宾同志在《开展反帝、反腐、反修救亡大运动》、《告世界人民书》(四篇)、《关于朝核问题致中央的一封信》、《关于“西山会议”致党中央的信》、等文章中,都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首要任务之一提出来。

(38)马宾同志认为,党中央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做的是很不够的。“这些年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支持了吗?没有,我们不仅不支持,反而跟着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这几年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我们反对了吗?没有,我们在联合国跟在美国后面不是投赞同票即是弃权票,不敢投反对票。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上,中国还不如资本主义的韩国旗帜鲜明。……五一期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搞游行庆祝,惟独中国鸦雀无声。这是为什么?当年赫鲁晓夫是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主义,三怕人民群众。难道我们要学赫鲁晓夫?共产党哪有怕群众的道理!谁怕群众,说明谁心里有鬼。现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人民群众已经怒不可遏了。希望中央不要继续扮演这种不光彩的角色。”(144、145)

(39)马宾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说,从战略上看,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说,我们只能投降。”(18)

(40)关于中朝关系问题。针对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1718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的问题,2006年10月18日马宾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信,心情十分沉重地指出:“围绕朝鲜核问题出现的国际争端,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责任在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不在朝鲜。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没有停止它灭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进而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谋和行动。朝鲜发展核武器,犹如我国1964年发展核武器那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阻止美国入侵。现在国内和西方世界的舆论一面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谴责朝鲜,攻击朝鲜威胁了世界和平,影响了世界稳定。遗憾的是,我国外交部也跟着这样说。这是错误的。真正威胁世界和平,影响世界稳定的是美帝国主义!怎么能把这个罪名扣在社会主义的朝鲜头上呢?……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是一个反对谁、团结谁、依靠谁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能视敌为友,视友为敌呢?”中国“千万不能被美国当枪使,不能背叛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250、251)

(41)马宾同志说:“在分析形势与任务时,要特别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为什么?因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充当吞灭中国大陆的跳板;美帝国主义对华实行和平演变政策,把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和希望,放在威吓利诱的大棒和胡萝卜双管齐下政策上;美国正在打扫中国周边小国弱国,唇亡齿寒,中国正在被灭亡之中。狼来了,真的是狼来了!反抗则有救,不抵抗则灭亡。”“关键和重要之点是:千万不要丢掉毛主席留给我们的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要忘记毛主席说过: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176)

(42)马宾同志提出,反帝要警惕汉奸。马宾同志说:“高尚全主持的西山会议出现吹捧美国、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汉奸的行为。对于这些“跟美国跑,出卖党、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汉奸,“中央领导同志要警惕”。(251)又说:“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要分析研究如何识别和改造亲美、崇美、恐美分子,有的是特务,是汉奸,是洋奴,更多的是崇洋媚外私有化、西化、分化、腐化人员,党要研究对于他们的政策。”(177)

(43)马宾同志指出:“狡猾的恶狼美帝国主义要与我们谋和了,中国人千万要警惕,不要上东郭先生“袋中恶狼”的当。记住,狼吃羊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动员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178)“要记住: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202)

(44)马宾同志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就是反对和平演变。马宾同志说:“杜勒斯把以华制华毒计寄托在毛泽东后中国第三、第四代身上,即是毛泽东一代老年后第二代,第三代既没有一般反对帝国主义经历,更没有反对美帝历史经验,更多是亲美,恐美。毛泽东时代老干部还有少数即使未死也已衰老了。”“邓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的资产阶级份子。”(179)

马宾说:“已经从立法、改制上,在思想、组织上,消灭国有制,取消集体所有制,吸收资产阶级入党,实行阶级和谐。”“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久占台湾,已经不象毛主席在世时期,规定天天、月月鸣炮发出警告,提醒人民反对美帝久占台湾。现在似乎已经麻痹了,对邓江出卖、投降美帝行为司空见惯了,甚至见怪不怪了。”(180)

马宾说:“中美如此搞得热乎,甚至称兄道弟;如此热乎,甚至引起布什警戒:把‘战略伙伴’改为‘合作关系’。就是这样,美国也不断公开表示要制裁中国,显然是向反华势力表示,不会对中国手软。可是,我们的亲美当权派,却一再表示亲善。有人说这是外交辞令,反抗美国不能表现在脸上,又说,这是仁至义尽,先礼后兵。然而,说是‘外交的辞令’,老百姓也不大信。外交上这种做法却成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了。”(180)

(45)马宾同志说:“中国自从实行所谓“韬光养晦”,工作重心放到改革开放上,而改革开放,有人重点放在对美开放,学习美国,对美亲善,希望在美,至于解放台湾,除掉在国庆节宣布几条幻想愿望,继续忍气吞声,以至如同日帝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树傀儡溥仪为满洲国皇帝一样,美帝在台湾扶持陈水扁为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准备统一全中国,在这种情形下,美帝哪有退出台湾的丝毫意向,然而,汉奸、亲美派却与美帝打的火热,甚至双方领导人互相拥抱。肉麻已极,以至美帝有意回避使用“战略伙伴”词汇,以免有人怀疑他们的立场。”(182)

马宾说:“亲美派在改革开放口号的掩护下,松懈了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和动摇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反而以投降卖国为荣,不顾崇洋媚外可耻。甚至要为历史上秦桧翻案,为胡适树碑立传。使得国人丧失信心,以为在这种状况下,哪能战败美国收复台湾?”(182)

十 “鞍钢宪法”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具有世界意义

据1994年的《鞍钢志》记载,马宾同志从1949年至1978年先后在鞍钢工作了近30年,曾任鞍钢第一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鞍钢革委会主任等职。这期间的1953年至1956年,在前苏联斯大林斯克冶金学院学习,获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马宾同志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的管理及冶金技术有较深造诣,1958年对国家冶金事业提出重要建议和意见。他重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开发和推广,大力支持低合金高强度钢的研制和军工钢的攻关。从这个简短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马宾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鞍钢宪法”,马宾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关于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上作了640字的批示,提到“宪法”高度,3月22日发给全党。

马宾同志在《纪念毛泽东》书中,有三篇是专门谈“鞍钢宪法”的。

马宾同志认为,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腐朽、落后、反动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和模式,而“鞍钢宪法”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最先进、最科学、最合理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和模式。他说:“我们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学习。”(47)

马宾同志介绍,“鞍钢宪法”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来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明确指出与‘马钢宪法’对立而提出‘鞍钢宪法’,因此,‘鞍钢宪法’具有世界意义。”党的领导,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不是苏联搞的“一长制”。第二部分是“重视科学,提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1959年鞍钢和全国各企业就大搞技术革新运动。成果辉煌:“十年微电子技术几乎追上美国;火箭导弹试成;卫星上天;原子弹、氢弹试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出;180座大型客机制成;万吨水压机、水库,还有石油堪采工程,水利工程,山区沙漠防沙工程等。第三部分,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干部,不是为自己获取利润而管理,而是为发展国家经济改善劳动者生活,此外,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了解实际,联系群众。“工人(指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对人财物,产供销,直接参与讨论决策。“一改”是“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这是毛主席在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后,再在生产关系方面的进一步改进,即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改进。”第四部分,“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就是“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

(46)马宾同志结合自己在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的经历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对苏联党修正主义的斗争。”“苏联这个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实行的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了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厂长说了算。任人唯亲,特殊待遇,搞特权。比如,我以鞍钢总经理身份去当学生,要给我配备专车,每周可到特供俱乐部休息,我都拒绝了。苏联的学生、老师公开地赞佩毛泽东。他们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有的人说希望毛泽东来领导他们(当然这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49)

(47)马宾同志说:“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都少不了管理,不过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如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不同的两种职能,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管理一是统治剥削劳动人民,一是组织管理运行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管理也有两种职能,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组织生产。”(47、48)

(48)马宾同志说:“吴敬琏把西方股份公司的‘资本家股东共有制’叫作‘现代企业制度’,要我国所有企业学习。他介绍的美国钱德勒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所谓产权明晰,明显是根据科斯定理引来的,……历以宁说,改革不是管理改革,而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深化改革。这样,现代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实现后,就是私有产权的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存在了。……他们在现代企业制度名义下,具体搞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共有(股东共有)下,实行资本私有化,说这样最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50)

(49)马宾同志说:“党的事业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是全国人民的,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完成。……我当时作为总工程师,一边非常高兴有许多技术难题、关键产品、品种问题、质量问题,在群众建议讨论试验中解决了。……我敢断言,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比如说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52)

(50)马宾同志认为:学习和发扬“鞍钢宪法”精神,就是要抓住两条,一个是“政治挂帅,即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大搞群众运动”。“不要阶级斗争,不要群众运动,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毛泽东思想?”(34页)

结束语

马宾同志的这本书到此粗略地介绍完了。掩卷沉思,检点心得,笔者似乎感到有一种浩然之气从书中磅礴而来。这使笔者不由得想起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政治家和卓越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 一垂丹青。”文天祥的正气,体现在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上。马宾同志的正气体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应该是他必胜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是他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他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人们称颂文天祥是“如精钢之金,百炼而弥劲;如朝宗之水,万折而必东”。马宾同志不也正是这样一个“百炼而弥劲”,“万折而必东”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吗?!

向马宾同志学习,向马宾同志致敬!

(写于2007年11月7日)

注:文中括弧内数字为引文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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