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一、华工初识聂年生
1962年9月，年仅17岁的我离开了湖南的家乡，来到了江城武汉。步入华中工学院，校园中最惹人注目的标语就是：“华中工学院——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看到这些标语，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然而第二天的体检给了我无情的打击：肝大1.5cm。尽管到武汉市某医院检查肝功能正常，但学校的答复是等通知。在这种焦急、等待、无奈的情况之下，眼看着周围的学生都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我的上床的聂年生。而他则不和其他人一样早早起床，而是睡了起来就去吃饭上课，课后也多回宿舍，不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图书馆。因此，我与他接触较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从闲谈中，我知道了他老家在湖南省衡阳市，铁路工人的儿子。他在体育上有一定的特长，是衡阳市青少年乒乓球冠军，跳远、跑步都不错，象棋也走得很好。
当时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件这样的小事：曾有同宿舍的同学好心地关心他，要他早晨早点起床，背背俄语单词。可他却说：我就这样也比你们背的好！不信我就和你来比一下，看谁背的多？并马上来出俄语书就和说话的同学比起来，结果他居然比他背的好！他反过来说他们：“我看你们是死读书！有什么用呀？”
休学一年，再回到华工时，我到了6341班。我这时住在南二舍的二楼，聂则住在三楼。由于前一年的关系，来往还是比较多，也慢慢有更多的了解。我发现他和我是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人，可是二人的关系却是很好。我是一个埋头学习的人，在班上成绩很好，每次考试总是在前三名之内。同时，我还积极要求入团，当时的二个介绍人后来在文革中是死对头。一个是赵延昌，当时是班上的团宣传委员，后来是聂年生的得力助手。另一个是刘惠生，当时是无电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老师），后是华工后期保守组织“乌兰牧骑”的头头，属于“百万雄师”。而聂年生则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说过“我在小学没有入队，中学没有入团，大学也不想入党，可我比那些党团员强多了！”，他的这话，后来被列入了他的“反党言论”。据我所知，他虽有叛逆的性格，但在班上绝不是鲁礼安所说的“性好捣乱”。而工作组进校后也并不“是挨整的货”。
至于在文革前的大学生活中，另外留下的就只有以下一些小事：
一是他的体育特长：1963年在华工10周年校庆中，他夺得了男子跳运冠军，是无线电系4×100米接力赛的成员，好像还夺得一个长跑项目的冠军。记得在文革中，他因此嘲笑过鲁礼安在政治上也是短跑运动员（鲁礼安好像得过华工100米冠军），要摔跤的。另外他还得过无线电系象棋冠军、乒乓球冠军，在无线电系以文体方面的特长而闻名。在那次运动会后，学校曾要他进院文体大队，但是被他拒绝了。
二是大约在1964年暑假吧！有一次我看到他从图书馆出来，就问他：你不是不喜欢上图书馆的吗？怎么暑假反而上了呀？你很无奈地说：我数学没及格呀！他还说：毛主席说了的：及格就行！要那么好的成绩做什么呀？我原以为可以及格的，谁知道差那么一点。他马上就又说：不要紧的。不过既然补考嘛，就不能考得太差了！加点油，考一个优秀呀！后来听说他补考得了90多分，考得很不错的。
这就是文化革命前的真实的聂年生——聪明而不拘常规，叛逆而不调皮捣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