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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前进,务必为“文革”正名]——我为“文革”激情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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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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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星期日 十一月 11, 2007 9:00 pm    发表主题: 中国要前进,务必为“文革”正名]——我为“文革”激情辩护 引用并回复

——我为“文革”激情辩护

  (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民主,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

  在今天,不是掠夺者、压迫者的民主,就是工农大众的民主。历史上看,人类自从进入奴隶社会,就开始了少数掠夺派的民主。巴黎公社,是劳苦大众多数派民主的第一次失败的尝试。十月革命,把这样一种民主的尝试上升到一个国家范围内武装夺取政权的高度,从此,社会主义民主,为民主制度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最广大群众的民主制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从此,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摆脱了地主老财的压榨;

  从此,工人在自己的工厂里上班,摆脱了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

  从此,工农子弟在自己的学校里读书,第一次享受到平等的教育;

  从此,病人在自己的医院里看病,第一次享受到福利化的医疗……。

  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属于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自己掌握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和学校、医院等社会公共资源的条件下,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是阶级社会以来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它是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上下同欲,齐心合力的民主,是政治家最能发挥才华,民众最能发挥能量的民主,是干部远离堕落,群众心情畅快的民主,是人人平等的天上人间,桃源幸福的大众社会。

  这样一个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民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可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允许一定规模的民族资本的存在,但是,不可能象现在这样不负责任地将全民所有制企业胡乱地私有化了(为了不让这句话刺耳,就用管理层收购或MBO取代之,以掩人耳目),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允许外国资产阶级来收购我们的企业,垄断我们的产业,甚至插手我们的金融,还允许他们占有我们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因为这些行为,无疑是出卖民主的基石,如果大面积出卖,无疑等于出卖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句话我是反复思考、掂量后认为必须说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外国老牌的资产阶级和国内的复辟派应该心知肚明。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不仅在生产资料领域,而且是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最彻底的决裂,使世界资产阶级一下子缩小了资本生存的空间,这对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正是由于这样,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涎生后,出现资本主义世界群起攻之的局面。后来,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是这场战争的延续。从理论上,如果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是一个迄今为止民主程度最广泛的社会,那么,外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不是正好说明帝国主义是反民主、扼杀民主制度的真正敌人。

  与权贵资本的少数派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从它涎生的那天起就存在着重大的人性障碍。

  权贵资本民主,精英民主,或剥削阶级掠夺派民主,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自利基础之上的。它不讲“为人民服务”,只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它不讲走群众路线,只走上层路线,精英路线;它不讲保障工农的基本权利,但热衷于改善小资家庭的生活,它不讲实实在在的建设,却好于搞些形象工程浪费人民财产;它不讲发展民族产业,只要自己发财,哪怕出卖民族产业也情愿;如果遇到战争,他们就看得见几个将军的能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因为它害怕武装人民。这样一种精英、剥削者、掠夺者的治国模式,实质上是社会各界强者的掠夺同盟。它不仅掠夺民众的财富,还尽可能地掠夺公有的财富或国家的财富。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这些落后国家的剥削阶级或掠夺者,由于经不起帝国主义的收卖常常要干些卖国贼的勾当。他们尽管黑着良心卖国,导致社会矛盾百出,却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安然地统治着民众,这不是由于他们手腕好,能力强,而是由于剥削阶级政权的巩固是以民众不造反为底线的。少数派民主在**国将表现为对内掠夺对外卖国的反动统治,表现为官僚集团总是和剥削阶级沆瀣一气,融为一体,表现为对全部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缺少根本性的措施,总是隔靴搔痒、南辕北辙,表现为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利和各种实际利益在漂亮的改革口号下逐渐丧失,工农终于沦落为弱势群体,并借助已经由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共同对付人民造反。掠夺者的少数派民主在落后的国家往往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堕落,并与资本勾结,尤其是与外国资本的勾结而成为民族工业的主要祸害。由于它的本质如此,不存在领导干部因缺少公心所产生的人性自私问题,或由此引发的政府危机问题。如果真有什么危机,那只能是民众愤怒的浪潮所产生的冲击力。

  然而,社会主义劳动大众的多数派民主则根本不同。对于大众民主来说,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并不等于掌握了民主,而只是为民主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实还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必须确保干部队伍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民主真正持久不辍的实行,必须让法律与制度保证领导干部队伍始终不懈地把“为人民报务”作为自己做事的最起码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众民主。如果说少数派民主是以民众不造反为底线的,那么,人民大众的多数派民主则是以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与不腐败为底线的,突破这一底线就意味着大众民主的危险或丧失。

  但是,自私自利是人性的固有缺点,执政为公,为人民服务很容易成为口号。在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且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语)尤其当今世界,资产阶级还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历史的低潮,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队伍的冲击直接带来的是堕落与腐化,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及其民主所不相容的。这就是人性缺点给社会主义民主带来的最大的障碍——人性的障碍又最主要地集中在领导干部素质障碍,如果不跨过这个障碍,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树立——如此看来,“公”与“公心”,政府廉洁,领导干部拒绝堕落腐化——一句话: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始终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

  劳动大众民主、多数派民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一个“公”字。离开这个“公”字,社会主义寸步难行,离开这个“公”字,大众民主无法实现。为这“公”字,马克思、恩格斯等先哲们忘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地苦苦探索;为这“公”字,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与生命书写出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乐章;为这“公字”,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惊憾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为的是让劳苦大众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民众没有“公心”,就象小岗村的农民具备了吃饱饭的现实条件,却缺乏吃饱饭应有的人的精神,还毫无羞愧地抱怨集体所有制。

  领导干部缺乏“公心”,就会产生官僚主义,产生特权阶层,就会侵犯公众利益,把属于人民群众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据为少数人升官发财的工具,将劳动大众的民主演变成少数特权阶层的民主。

  事实上,民众的决心来自于领导干部的决心。小岗村村民的状态,实质上是一部份领导干部状态的反映。归根到底,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毛泽东晚年苦苦思索的艰难命题。

  难道说,社会主义“公心”的门槛就这样的高不可攀难以建立?

  难道说,大众民主由于领导干部本身素质的问题就永远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难道说,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之政党竟然不能够产生引领大众民主的领导干部?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一路的高歌猛进,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不能建立起一支高效廉洁的领导干部队伍。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领导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份高级干部,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以为从此功成名就,安享幸福生活;另一些人则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想继续革命了,开始违背自己的入党诺言,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再也不想继续前进了;这样,就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路线分歧。这种路线的分歧是根本对立的,不管你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歧,是实行官僚少数派民主还是实现人民大众民主的根本分歧。在中共党内则表现为毛泽东与刘、邓等人的政治路线的分歧。

  在这里,一些问题应该澄清:

  第一,刘、邓等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答案肯定,都是老牌共产党员,都是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当你看了刘少奇的名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难道对此还有半点的怀疑?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是不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共产党人的理想。答案同样肯定,不这样做还算共产党吗?搞私有经济我们资产阶级也能干!要你共产党做什么?

  且慢!我们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同志有不同意见。

  他早在51年就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确切地说是“观点”,中国从此要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因此也不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也不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1951年7月,刘少奇背着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指责山西省委发展农业互助组的合作报告,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指斥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

  那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危险吗?空想吗?

  大量的事实证明这非但不是空想和危险的,而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改革中国落后农业现状的需要,是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建水库、筑堤坝、防洪涝、抗灾旱、的实际需要,是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办大事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是抗美援朝、工业期待农业支持的迫切要求,更是工业、农业领域里社会主义改造的迫切需要。从民主政治上讲,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组结保证,是避免散砂状态实现大众民主的前提,是避免两极分化使农业走上现代化的有力保证。正如毛主席所说:“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着富农中农。不依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五卷著作里有祥细的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阅读原著)现在的“三农”问题不是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正确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强调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积级性,居然将小岗村当作一面旗帜打出来。小岗村在没有增加土地和其他关键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仅仅因分地到户就可以吃饱饭的经验理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惜复辟派又忽视了这一发明专利。然而,它所有的理由无非就是强调那种小农经济的鸡蛋壳里的积极性;它所有的哲学无非是:只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这种积极性与当初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愿望格格不入,与国家的工业化政策格格不入,与集中起来办大事的实际需要格格不入,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格格不入,与组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实现大众民主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今天,当极右势力恶毒攻击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是寻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攻击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不是这样吗?但中国的走资派无视事实,自始至终都把阻挠社会主义事业当作他们终生的事业,以至于毛泽东在前面搞互助组、合作社,刘少奇则依靠他的一班官僚体系“砍”合作社,与党中央对着干。为了对着干,刘常常违犯党的组织原则,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播文件,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在53年10月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今天,我们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社的104个文章批语中,同样能够感受到当初两条路线斗争之激烈。毛泽东为了避开刘邓的阻力,通过对文章作评论的方式,直接领导全国人民发展农业合作社,十分成功地领导了诺大一个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战略上的农村包围城市,这又是前无故人的伟大事业。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城市资产阶级完全孤立了,资本家的命运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中,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走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全世界只有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样轻松地成了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

  1957年,中国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自己掌握社会生产资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人。当地主、富农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逐渐醒悟过来的时候,发觉他们赖以统治劳动者的那把“刀”已经无可挽回地丢失了。对旧世界和统治地位的留恋使他们日益地感到忿恨不平。欧洲匈牙利事件诱发了他们这根不平“筋”;1957年右派的进攻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发生。这是落野的少数派对多数派政权的第一次发难。对于这样一次来势汹涌的反击,即使复辟派十分推崇的“设计师”也是认为极有必要的。(请参看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而在毛泽东的身后,复辟派大肆攻击“57”年的反右,这实在不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却是“非毛”运动的必要组成部份。与斯大林的砍杀政策不同,毛泽东为了把“反右”运动掌控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吸取苏联的教训“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充分体现了一个人民领袖的宽广胸怀。可是,关于反右扩大化的无休无止的叫唤以及对右派全面的“平反”,却为复辟派的复辟事业从反面所证明:反右是必要`及时`正确的;平反后昔日右派分子重新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又从另一面告诉人们:原来这些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呀!今天,人民已经明白,当年的为右派平反,正是他们从多数派劳动者手中夺回民主权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反右过程中的一些扩大化现象。这一部份是群众运动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而更主要的是一些明显有资产阶级倾向的领导人借机排斥异已的行为,甚至是一些官僚对人民民主的报复行为。近期,我看到许多篇文章,揭露反右时期一些与社会主义改造对着干的官僚出于报复目的,谁反映他们的官僚作风问题就将谁定为“右派分子”。而今天,一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这些原来属于走资历派恶行劣迹的东西都毫无例外地扣到毛泽东的身上,真是好极了。

  走资派或者反大众民主派,打击毛泽东的第二张牌是“大跃进”。但是,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一,大跃进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前六、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劳动热忱。

  二,从大跃进中人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是务实进取、讲求实际的,没有半点的虚浮作风。浮夸风真正的始作佣者和推波助澜者正是刘*及其路线的铁杆帮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就是典型代表。

  表面上看,这时的刘**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全面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大好形势的鼓舞而左得可爱,其实不然。在这种形左的面纱下,掩饰着的却是恼恨,羞愧,不服气,是期待毛泽东的失误,是有意把不良苗头无限扩大,进而获取幸灾乐祸,最终实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因此从本质上看,刘与*的“左”,实是右的辩证表现,否则,你就完全无法解释凭刘*这样的聪明怎么会连如此明显的浮夸风都洞释不了,还持之以恒,一味火上浇油,这不是大失水准?在当时,浮夸风呈现出些许苗头时,毛泽东就敏感地觉察到它必然会给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他反复地告诫刘邓等人要实是求是,脚踏实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后来,眼看浮夸风刹不住,只得派自己的两位秘书——田家英和吴冷西下到农村全面了解实际情况。通过两位秘书艰苦认真的长达七个多月的实地考察,给毛主席带去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针对具体问题作出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将浮夸风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浮夸风自然带来一定的损失,群众运动本身就难以完全避免掺杂一些砂子,刘邓的作为使这把砂子大大地增加了。正如战场上的胜利难以避免一些牺牲一样,人民革命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个胜利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代价既有来自敌方攻击的损伤,也有来自已方的误伤。但由于少数派政权对人民运动的巨大担忧,总是千百倍地将它的失误放大,为将人民运动妖魔化制造社会气氛,并且郑重告示民众:从此不搞群众运动。当然了,少数派政权、掠夺者政权从来就与人民运动格格不入。他们是惧怕群众运动的,只要有群众运动,就有可能对少数派政权造成冲击,这是可怕的啊,复辟派怎么能不知道呢!况且少数派政权无需群众参与,他们有事只要拍拍资产者的肩膀就可以了。

↑↑ 2. admin | 2007-11-5 21:54:48 | 邮箱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郭传志 | 2007-11-5 21:40:16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无产阶级革命和大众民主前行的每一步,都必须有革命的理论先行。苏联革命这样,中国革命同样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天赋,写下两篇光辉的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

  社会主义作为开创性的事业,还要对它的方方面面进行理论上详尽的设计,才能做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兼顾,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建设多么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啊!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还有其他战略上的要求,他想退居二线搞理论研究,让刘邓主持实际工作。然而,两条不同路线的交锋,在他稍作退却后立即遭到有力的反扑。如果人们了解庐山会议,了解1962年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现在一些人往往把刘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说成是务实,以他们的逻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务虚的),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及了解“七千人大会”这一时期党内存在着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毛泽东当时的少数派处境(自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毛泽东在中央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权力之解,什么叫做路线之争,你就不会把人民革命运动中的瘕疵这样简单地归咎于某个人,或归咎于毛泽东。

  当然喽,右派害怕还毛泽东于清白。如果说“反右”,毛泽东没有做错,大跃进,毛泽东还是代表正确的方向,而是执行者偏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样一来,会使他们联想接下去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会被他们重新反过来评论?真实如此,他们哪里受得了啊!因此,他们要集中人力把“非毛”化的成果巩固下来,这可不能出半点差错啊!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借此攻击毛泽东。看到没有,你们还为毛泽东辩护,他自己都承认错误!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一惯姿态,叫高风亮节,是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胸怀——从总责上的表态以维护党内的团结。为了这样一个团结他在原则问题上何曾退让过!但在组织问题上他已经忍让很久很久了,到“七千人大会”,这种策略上的退却已经十多年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看一看斯大林的砍杀政策就知道了,在尖锐的两条路线面前,别人是这样挥舞大刀毫不留情地向自己过去的战友砍去的。有了这样的对比,人们才会知道毛泽东同志为了党内的团结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了。

  然而,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唱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子,且在内外各种场合故意夸张大跃进带来的损失,并把矛头有意引向毛泽东。表面上看,刘少奇的这一行为只是对自然灾害的一种说法,一种评价,或一点推卸责任的意思,骨子里却是隐藏着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对毛泽东的否定,同是也隐含着对群众路线和劳动大众民主的否定,用心之深不是一般人可测的。当然,刘**的七分人祸说也并非一无是处。说到人祸,还能有谁比他们自己更加清楚。如果真的有七分人祸,恐怕首先是刘及那些浮夸风有力的推行者(如邓**)都难辞其咎。要知道,他们在推行浮夸风时竟然到了草芥人命的地步,还常常以违反党的原则和中央组织纪律为代价的。在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节骨眼上,林彪说了一句有份量的话,其意思是:从历史上看,凡认真遵照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顺利前进;凡违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如果说大跃进确有人祸成份的话,这完全是刘**等实际执行者故意偏离毛泽东思想,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憎恨社会主义建设,敌视人民大众政权而故意捣乱的结果。

  1962年,毛泽东通过对刘少奇等人长期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更加认定了党内的走资派,于是重提阶级斗争。1962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然而,新的交锋又开始了。毛泽东认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清除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资本主义倾向。刘少奇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查一般干部,查会计、出纳,查经济账,还要查反革命、右派,事实上是回避问题实质。毛泽东把矛头向上,刘少奇将矛头向下,毛泽东搞前十条,刘少奇就搞后十条,处处对抗,有意误导,把事情引向反面。由于运动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刘的手里,结果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一大批不应该清查的群众受到了无情打击,而官僚主义、特权腐化、资本主义倾向等问题依然如旧,还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上不应有的阴影。此时,毛、刘的关系也相当紧张,以至于到后来,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架空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会议,小平同志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刘少奇便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毛泽东不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了,以退为进,他表面是等于游山玩水了,当徐霞客,实际哪能游山玩水!他在想什么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显然,原想通过上层官僚内部斗争解决领导干部问题的努力已经失败。从1957年算起,这样的失败已经反复多次了,再也不能对它寄存任何希望了。他现在想来个政治思想领域革命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从来就是毛泽东的强项,通过发动群众,上下结合,全面揭露党的阴暗面在此风云际会之时已经是毛泽东的不二选择。

  那么,这里有个前提需要讲清: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存在着阴暗的一面?党中央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是肯定的。虽然那时的所谓阴暗面不能同今天的全面腐败并论,但对于决心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毛泽东来说,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对于建立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民主来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队伍的日益官僚化,特权化,日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不关心人民生活,生活上追求个人享受,开始糜烂堕落。

  国内社会:

  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同时,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机关中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回潮。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还相当猖狂。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国际社会:

  美、苏等国围堵中国,大兵压境,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军事威胁。

  印度,在美、英、苏等国的支持下,于1962年贸然武装入侵西藏。

  美国,于1964年已经制定出全面颠覆中国的军事计划,并积极付诸实施,进一步强化越南战争。

  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更严重,存在毁灭性核打击的实际危险(苏联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居然将其核打击的计划暴露给美国)。

  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明显地走向堕落与反动,并直接影响东欧和中国。

  印度尼西亚,由美国支持策划下的主要针对共产党人和华人的大屠杀使数十万共产党人倒在血泪中,惊震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可能遭到世界范围的失败。

  在这样一种国际形势下,国内强大的亲苏势力在政治上日趋苏联化,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势力更加猖蹶,他们以报刊为阵地,向党中央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且这种进攻到1965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益公开化。党内斗争逐渐升级并明朗化,同时伴随着多种势力的政变危险,政变前的征兆明显呈现。当时世界范围内发生了64起政变,有50多起政变成功。频繁的世界性政变,使中国的政局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其实,早在1962-1964年中共党内已经演变成资本主义势力的夺权行动。

  “60年代,由于毛泽东出来承担大跃进责任,让权刘邓,自己退居二线。毛泽东知道党内对苏联意见不统一,自己在一线容易招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干涉和颠覆,因此宁可退一步,确保党内统一,以减轻苏联对中国的压力。可毛泽东的退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党内亲苏势力不想抗衡苏联压力,反而认为毛泽东已经不堪一击,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得到权力而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共同抗衡苏联,而是走的更远了,想要更改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国内路线,并且扬言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要想取消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毛泽东在1965年,连找个杂志发展自己文章的权力都被控制了。苏联这时赫鲁晓夫倒台,苏联人直接鼓惑中国内部清算毛,恢复中苏友好:甚至露骨地说,我们干倒了赫鲁晓夫,你们干嘛不干倒老毛?”

  “苏联人不是瞎说,他们的颠覆能量相当大。50年代,苏联派特务颠覆美国,把美国许多人士拉拢到苏联一方,美国感到威胁才搞了麦卡锡主义进行大清洗,连卓别林都赶出美国了,制造不少冤案。60年代,苏联把颠覆的重点移向中国,他们的作法是收买中共内部反毛势力,扶持亲苏势力,孤立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彻底退出,他们在中共内部寻找杀手,进行暗杀。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这是杀手之一,林立果后来叛逃苏联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在刘少奇那里完全变样,变成争夺权利的事实,这进一步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状态下,党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原有的干部体系加以落实,更别说对领导干部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毛泽东认为,这种现象如果不改变,一旦走资派全面掌握实际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十分容易,社会主义很快就会落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根本无从谈起,千百万先烈的血就会白流,劳动大众必将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跳出周期率的原望必将毁灭。

  现在,近乎下野的毛泽东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中外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进攻,并予有效的战略反击。

  长于谋略的毛泽东,是到了你再展身手的时候了。(待续)

  2007-9-4

↑↑ 3. 郭传志 | 2007-11-10 12:00:18 | 邮箱
(三)高手过招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既然是战略问题,那么看准敌方的薄弱环节进行快速战略迂围,集中四倍、五倍,至少三倍的兵力予以围歼,这是毛泽东常用的战略战术。朝鲜战场上的五大战役就主要地采用了这一战法。但这一战术被那些反共人士污蔑为“共党的人海战术”。可是,蒋委员长的兵力也相当不错啊,为什么不也来个“人海战术。与军事战场不同,政治战场上,首先敌我双方不那么明确;即使领袖人物清楚敌我态势,下面更多的人往往分不清敌我,或者根本上就不认同政治斗争中的敌我之分,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为很多人不理解的原因。其次,基本明确政治路线和敌我界限之后,那么怎么样展开斗争,从何处入手,才能为大多数人认同及拥护呢?只有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拥护,才能调动优势“兵力”予以围歼,才能打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仗。万事开头难。文化大革命的开头是相当艰难的,它的蕴酿与起动经过了许多年的时间,不是象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的一时意气冲动。

  据当时中国社会状况,资产阶级阵地的薄弱环节在哪里?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在文化领域。尽管当时的文化领域里缺乏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占领了大部份阵地,但是,资产阶级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度中的生存是隐蔽的,暗藏的,披着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外衣,这就给进步力量的反击提供了便利,因为外衣无能怎么样华丽,终究不可能掩饰其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内核。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文化领域一直没有受到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化领域的现象一直存在。显然,社会主义不去占领文化市场,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且事实是,只要社会主义不主动去占领,这些领域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统天下。由于这样的关系,当冒头的右派分子被打压下去之后,暗藏着的尤其占领了文化阵地的右派分子还依然存在。他们的阶级意识十分明确,为本阶级服务的愿望随时表露。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在共和国的首都出现了一个“三家村”。“三家村”的主要领军人物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前二是北京市的主要党政要员)。他们以《燕山夜话》《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等为阵地,写了大量的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不到左派势力的阻击。

  早在1961年1月,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上演时就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这部历史剧存在明显的错误甚至反动,其中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意图相当明显。作者吴晗唯恐人们不解其意,反复强调这部历史剧的现实意义。由于它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攻击党中央,受到右派势力的广泛赞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可惜的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他的行为既违背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历史态度,同时也背离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众所周知,写历史题材作品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违背历史事实去塑造出一个虚假的青天大老爷出来。充其量为腐朽的封建大厦拍了几只苍蝇的海瑞,在吴晗笔下未免太完美、太伟大,以至于在败坏了的存在着激烈阶级斗争的嘉庆年间,只要小民百姓跪地一喊冤,海大人一出面,什么地主豪强都不在话下,都能在清官的庭堂上摆平,黎头百姓就能求来“好光景”。在吴晗的笔下,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法庭、法律都很不错的,只要配上清官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因此,依这部历史剧意思看来,不需要革封建专制的命,也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党人存在的必要性很值得怀疑!一句话,吴晗先生为了他们的现实需要,歪曲了历史事实,塑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历史人物,宣扬了封建主义,攻击了党中央毛泽东,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行为与一个共产党人的要求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针对这样的作品,如果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任凭其长期存在而不予反击倒是很不正常的。毛泽东在1961年初就发现了问题,到1965个才展开反击,似乎贻误了战机,但不要紧,时机未到强扭瓜果是不行的,全面来看,现在进击还算恰逢其时。

  毛泽东看准后当即部署反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评论文章,就是当时大众民主派部署的一次有力的反击。这篇文章,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对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当时,北京已经成了一些官僚的针插不进,水拨不进的“独立王国”,文章只能在上海发表,却还受到来自中宣部和彭真的责难。最后,毛泽东以小册子的形式散发全国,直到1965年11月,各大报刊顶不住强大的社会压力才全面报道。针对这篇批判文章的封杀与反封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的第一个回合取得全面的胜利。说毛泽东独裁的人要注意了,在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毛主席的威信比天高,然而,老人家要发一篇文章竟在共和国首都众多的报刊中找不到登发的地方,难道世间有这样的独裁吗?

  其间,彭、罗、陆、杨各自暴露出许多问题,受到党内外干部的猛烈抨击。当然,有许多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文化领域万马齐暗的局面已经打破。到1966年5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权威性的报刊加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队伍,开始向资产阶级阶级文化发起全面攻击。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经过一系列的揭露,长期猖蹶的“三家村”终被打垮。

  到1966年,新中国已有17个年头了,社会主义直到此时才算占领了文化阵地,不能不说资本主义势力的顽强和无处不在。大众民主,在获得政治、经济的民主基础之后,文化领域的全面占领是必然的,否则,大众民主不但存在严重缺陷,也是难以保障的。

  到1965年5月,文化领域里批判性的铺垫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就象中国革命从农村开始,然后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攻势一样,60年代的政治斗争是从政治的外围开始,并逐步形成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此时,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氛围已经形成,战略上可以由原来的被动反击转向积极的进攻,并大踏步拓展阵地,把矛头转向党内的官僚,不过,这时还限于文化界教育界的官僚。

  1966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从此,广大师生起来揭露文化领域里的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揭批阶段——从文化宣传领域,转入学校教育领域,从对文化现象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文革进入了初步实质性阶段。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各校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和走资派领导人;各大专院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并形成社会潮流。与此并行不背的是,1966年5月下旬中央对彭、罗、陆、杨的处理。5月2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就“二月提纲”及彭真等人的问题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的问题,尤其彭`陆`杨的的问题与刘有直接联系,这个责任表态是非做不可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先易后难,先文化领域后政治领域,从政治的外围开始,顺序渐进,各个击破;在条件不成熟时隐而不发,让对手尽量表演,充分暴露,一旦时机成熟一举拿下;尽可能团结教育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决不四面出击;强调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凡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合力,围歼冒尖之敌。

  与毛泽东的战略不同,刘少奇的工作策略总是依靠少数精英,走干部路线,拒绝走群众路线。

  前面说过,大众民主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能不能廉洁奉公,是不是真心为人民服务。但要领导干部从整体上做到这一点是非常艰难的,故毛泽东每次搞运动的出发点,总是希望领导干部能够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为达此目的,总是把斗争矛头对准一些脱离人民的官僚和腐化堕落的干部,矛头总是向上的。相反,由于刘少奇走精英资产阶级少数派民主的道路,他的领导模式主要依靠官僚、知识精英、及有产阶级,工作方法相对简单;且精英路线不要求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只要精英之间的同盟不破裂,民众的反抗就都能顺利地打压下去,政权的巩固比较容易,但这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刘做事总是首先与少数领导搞好关系,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与官僚主义、官场习气妥协,也不管干部是否腐败堕落,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完全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群众路线相冲突;有了这样的政治企图,所以,刘总是要把斗争矛头对准下层干部,缺少实权的干部,而且主要是广大群众,62年的“社教”和64年的“四清”刘都是这样做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要先管好干部,斗争矛头必须对上;干部管好了群众问题就容易解决,无须矛头对下;而资产阶级少数派精英民主,怕的就是学生闹事,工农造反,他们自然要将矛头对准下面群众。

  高手过招,志背法离。政治路线的背离,决定了他们实际操作时政治手法的迥异。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路线,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而刘少奇奉行的资产阶级路线,依靠对象是体系内思想路线一致的官僚,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了解这样一个原理,就容易理解毛、刘之争。毛、刘之争的实质,就是工农大众民主与少数派精英民主之争;若论主义,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

  文化大革命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对运动领导权的争夺随之展开。刘少奇还同过去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一样,一如概往地与毛泽东分庭抗理——唱对台戏。派工作组对运动进行全面控制,是掌握运动主动权的最有效办法。于是,刘少奇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大量工作组。工作组完全执行了少数派精英路线,将矛头由上转下,把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揭批变成对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打击,回避群众运动的斗争锋芒;结果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不应该打击的打击了,不应该保护的保护了,与广大群形成明显的对立,引起广大师生和市民对工作组的极大不满。在工作组进驻短短的56天的时间里,在刘抓30万反革命的的授意下,实行少数派官僚专政,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清华大学6.7事件、广西6.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北京有15000名师生和市民被打成反革命,仅清华院就有800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兰州大学5000人中,竟有三分之一受到打击。这些事件中,西安交大6.6事件与清华大学6.7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发生多起学生被逼自杀、绝食现象。这些被打击的教师和学生,绝大部份都是真正对当权派敢于提意见,和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表示不满的有正义感的教师、学生。

  工作组限制和镇压人民群众或挑拨群众斗群众,使运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其性质和后果都非常严重,且后来演变成抢权政变。

  “而走资派和官僚们之所以要如此迫不及待实施法西斯暴行的意图非常明显:能镇压就镇压、能搞垮就搞垮、能捣乱就捣乱、能搅浑就搅浑,就算一时仍破坏不了文化大革命那也为来日抢权政变——此处的政变特指变掉了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并为之后的栽赃嫁祸埋下伏笔。”

  50多天的校院白色恐怖,一方面暴露了刘少奇政治上的资产阶级倾向,使人们看清其真实面目,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缺少政治斗争的谋略,使其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同时也说明了党内、政府内的反大众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相当强大,与当时国际上的反共产主义力量遥相呼应。

  大家知道,刘、邓是毛泽东一惯重用之才。考虑到人才难得,毛主席有意培养扶持。为了提高刘的威信,毛主席曾说,“三日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建国后,中国的革命事业必须进一步向前发展,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1951开始,毛主席与刘少奇在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毛主席仍然长时间地,耐心地对刘做思想政治工作,希望他回到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上来,政治上、组织上一再忍让退步以求同存异,维护党内团结。结果怎么样?

  早年,由毛主席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四清”运动的失败,使刘少奇对形势产生误判,认为已经被架空了的毛泽东即使发动学生搞“四大”也难成气候。1966年6月4日,刘、邓去杭州会见毛泽东。为了进一步观察刘、邓对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建议他们相机行事。刘或混然不觉,或一意孤行,或自以为稳操胜券,却不知毛泽东正运筹帷幄,寻找新的突破口。待毛主席返回北京,实际上人民群众自发群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夭折的境地了。为此,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因而能体会、感受到人民群众受迫害之悲痛的毛泽东,激愤之下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主席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至此,中央高层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迅速端正态度,纷纷表态拥护毛主席,支持党中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后就告知刘少奇不要公开露面,不要接见外宾。尽管刘并没有丧失全部权力,但已经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权力旁落的假象迷惑了不少人。但了解毛泽东四渡赤水军事奇谋的刘少奇,完全应该知道他的政治谋略同样是超然的。从3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韬略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到1974年的西沙战事,都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最高的境界。毛主席一直到逝世头脑都很清醒。这样看来,刘建立在与毛泽东对立基础上的政治策略和思想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党内无论何人,一旦成为毛泽东的对手,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从1951年开始,毛泽东一直避免刘、邓成为他的直接对手,这显然是爱护他们,培养他们。然而,到了1966年,毛泽东的忍耐与退让反而强化了他们走向反面的力量,终于成为对手。这期间的恩怨一般人如何知道,但王光美是知道的,这就是她去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的部分原因。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发动文革,而且运动初期只信任红卫兵小将,对其他人一律不信任,全部挂起来?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党内被苏联收买到什么程度,党内糊涂的人有多少?而且毛泽东已经知道有人通风报信了,有人在搞他的暗杀。因此,突然发动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颠覆反渗透举措,因为文革冻结了一切权力,瘫痪了国家机器,并将一切有可能响应苏联颠覆势力的可疑人群全部进行紧急看管,只有年轻忠诚的红卫兵在行动,使苏联的颠覆势力和党内的响应者无法联动,这实际上是直接动员人民群众保卫这个国家,这是对苏联颠覆能力和暗杀势力进行的十分有效的反震慑、反渗透。”

  毛泽东许多无比英明的战略决策,往往在当时难以为人们所理解,成为现实意义上的“曲高和寡”。真正理解毛泽东在“文革”时期那种雄才大略的,在“文革”和今天又有几何!(待续)

↑↑ 4. 郭传志 | 2007-11-10 12:09:02 | 邮箱
(四)工农民主=上下同欲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劳苦大众民主,本质上是对五、六千年来富人专政的否定,属穷人翻天,泥腿子得意(按理比泥腿子有本事的人更得意)。这招来大大小小胡汉山和那些戴金丝眼睛资产阶级的痛恨,直恨得咬牙切齿。如果落野了的资产阶级分子抱着这样的政治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值得害怕,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这样一种敌视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力量在共产党的内部出现,并且有相当可怕的市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到60年代,刘等所以能架空毛主席,就是因为党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太过强大。

  事情真的不简单!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尚未真正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事业就存在着随时失败的危险。

  前面说过,剥削阶级专政,少数派富人民主,不要求官老爷们廉洁奉公,贪污腐败只要还在底线之上,没有压不住的造反就不错。而今天,穷人在获得了土地、工厂、学校、医院等以后,必须要求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否则,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泥腿子的还很难说呢。资产阶级表面上消灭了,其实它的势力还大得很,他们想方设法腐蚀政府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分子,让这些领导干部在私自利益的作用下转向为资产阶级服务,把民众手上的那把“刀”夺回去,窃取政权。这些把戏在过去和今天都是明摆着的事。毛泽东天纵英明,看得透彻,所以他要在党内整风,还苦口婆心劝民主党派人士帮助整党,把民主人士都说感动了。共产党欢迎他们提意见,却引起一些人想入非非,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说共产党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应该下台,让资产阶级来领导人民,这就是1957年右派进攻的最初风潮。整党失败,大跃进受到重大干扰产生了副作用,62年“社教”走上歧途,64年“四清”被引相反面,所有这些针对领导干部的措施都起不了作用,解决领导干部与人民大众这两个积极性的愿望一再落空,上下同欲的问题始终困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了毛泽东的心头的“结”和挥之不去的烦恼。

  对不起,关于这个“上下同欲”,我们有些陌生。请问,去掉一个“欲”行不行?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从来都是“精英”的天下,都按统治阶级的意愿行事,只有上“欲”,哪有下“欲”,只有我们富人的“欲”(请注意,富人的“欲”是享乐之欲,并非工作积极性之欲),哪有穷人的什么“欲”?穷光蛋们只有被我们“牧”的份,不配有“欲”;而你所谓的“上下同欲”要消除阶级对立,要上下一致,两者并驱齐驾,即使我们愿意,也要问问你们的官僚答应不答应!正说反说,事情有点明了。剥削阶级统治,少数派专政,在上,只有官僚和有产阶级穷奢极欲之“欲”,在下,只有工人和农民卖力苦干的那份罪,如果把这份罪也如算作“欲”,那也与统治阶级的“欲”截然相反。然而,大众政权,多数派民主,就必须上、下两“欲”同一个性质,齐头并进,上面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与下面民众的积极性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民的政权——这也正是大众民主的力量所在与困难所在。对于这样的困难,自古以来,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有可能向它发起挑战。

  不妨让我们谈谈反腐败,便于理解。针对领导干部的反腐败,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配合,反腐败就找不到方向,看不清目标,上级部门会成为聋子、瞎子,反腐败的拳头将打在官官相护的关系网上失去作用,因此,上面领导反腐败,必须依靠下面广大群众积极揭发,相互配合才行。一样道理,如果只有下面群众反腐败,缺乏上级相关部门的配合,群众告官,将陷于民冤高如天,官门深似海的举告无门之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或者离开人民群众,或者离开上级领导,都是无所作为的。

  然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比反腐败更加艰难,它不仅要求领导干部廉洁,更加强调领导干部有高昂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尽可能以这样的工作热情感染广大群众,使之成为激励民众进取的力量,进一步形成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造成上下同欲的政治氛围。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象打碎资本主义官僚行政体系一样,打碎现在已经趋向堕落而难以利用的官僚体系,这是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

  面对这一艰巨的政治任务,显然今天的毛泽东成了少数派,刘*路线几乎统治了整个行政系统。凭这样的形势,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想发动一次有力的整风运动都困难,更何况要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行政体系。由此,上下同欲的“上”基本失去依靠党内民主和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条件。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当这个决定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质的转变时,如何把这样一种趋势扼止住并向好的方面转变,这多么困难啊!当然,如果真的象右派攻击毛泽东那样所谓的搞独裁专政,情况可完全不同。朱元璋有东厂、锦衣卫,蒋介石有中统、军统,就是今天的普京还有近卫军,更何况毛泽东,用政治高压手段对付这班官员犹如秋风扫落叶。但独裁是把双刃剑,英明的独裁者固然可以取得雷厉风行的政治效果,而人亡政息的后果也是可以预料的,况且共产主义事业就应该用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实践,这是不容讨论的问题,因为政治高压不可能产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这是与大众民主根本不相容的恶劣手段,是违反共产党人基本原则的。

  当时中央与地方领导干部的状态,决定了所有较有力度的措施都不可能通过从上向下单方面的方式来推动,那么,从下面发动群众向上揭发领导干部怎么样?现在看“下”,老百姓的素质。

  中国的老百姓有没有跳出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树立起当家作主的民主观念?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清楚。中国的老百姓与其说让他们选择民主,他们更乐于选择“明主”;与其让他们拿选票参政,他们更乐于选择“仁政”,旧中国这样,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新中国同样这样。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相比,中国人民封建腐朽思想之严重和民主意识之薄弱令毛泽东对他的人民爱恨交加。这是恨铁不成钢啊!社会主义民主运动,面对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上与下,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状态,毛泽东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把这道难题作为一场战争来看待,它的难度超过以往的任何战争。

  中间突破的可能性有没有?——没有可能。

  从下面发动,结合上层力量,造成一种领袖与大众的紧密结合,来一场民主运动的人民战争——这才是大胆而正确的设想!

  毛泽东的谋略,使他的每一个进攻,让他的敌人到了陷入绝望的重围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无不如此。60年代前后毛泽东权力的故意旁落使人产生许多错觉,而刘*竟然也迷雾般不觉,只能说明你们的水平只停留在战术而不在战略上,同小学生的水平不相上下。

  毛泽东通过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目的是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并非真正将谁置于死地。为了减少官僚集团的反抗,毛泽东反复声明,他并不想把当权派打倒,思想改造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真心改造,他不想与任何人为敌。

  毛泽东说“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谁会打倒你们!”,“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最厉害的冲击多来自联动成员),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特务、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可是,山不转水转。

  刘少奇对学生运动完全抱敌对态度,对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他把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都看作敌人,要引蛇出洞,布置要首先进行打击。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

  刘*50多天的反相操作,基本上熄灭了毛泽东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而且对革命师生无情的镇压让人难以容忍,使他们受到孤立。刘*的行为,不但使人民看清资反路线的面目,更加坚定了造反群众的斗志(文革期间那些受走资派打击最严重的群众,一般都是素质最好,意志最坚定的),增强了毛泽东把文革进行下去的决心,同时也为毛泽东的反击带来便利。原来对文革不理解抱怀疑态度的人现在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原来支持文革不坚定的人现在坚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对文革是不理解的),文革统一战线的力量大大加强,毛泽东获得了更多胜算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1966年8月1日——12日的中央会议,定下了文化大革命的基调,制定了文革“十六条”,作为纲领性文件,从政治上规定了它的方向和相应的防范措施。1966年8.18—11.26日间,毛泽东八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又重新点燃。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对这样的战争很不理解,就象当年毛泽东四渡赤水让很多将领无法理解一样——你总是绕着赤水走过去、回转来,究竟什么意思?

  “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语)

  列宁说,“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这句话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恰当不过了。的确,尽管表面上好象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红卫兵一发动,很快,刘*苦心经营的官僚权威扫地以尽。到10月间,他们只剩下检讨的份了。这一点我们从刘邓的检讨发言上感受得到。但刘少奇名为检讨,更多的是辩护,邓小平倒象是在作检讨。

  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这里,我们不必怀疑邓的真诚,但刘邓的检讨都回避了他们下令镇压群众的事实。当时,刘少奇下达抓30万反革命的指标,他们在对待学生运动上可一点不含糊。从社会主义和实现劳动大众民主的角度看问题,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文化大革命何错之有?邓小平的检讨也应该。复辟派总是有意淡化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自然会说当时邓**迫于压力,没办法,只好言不由衷。不对啊!作为共产党人,认为你们派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是天真地义的话,可以坚持真理,至少应该把道理讲明白,使毛泽东停止“文革”,可谁也没有见你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抗争,有失党性原则吧!问题就在这里,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毛泽东没有错,邓小平的检讨也应该,防修、反颠覆、反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很及时,很有必要!

  到了1966年11月以后,工人阶级开始加入运动,全国文革的形势进入高潮,走资派成了运动主要的揭批对象。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移风易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官僚、反特权、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狠批“私”字一闪念,要文斗,不要武斗,满怀激情地迎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抓革命、促生产,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把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等等,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内容。我们看看当时红卫兵的革命热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怒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又有多少因积劳成疾而不幸与我们长辞。想起这些,你们中间曾经有多少人暗暗落泪。“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你们起来造反的时候了!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千万要记得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了。

  想当年,你们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打出了人民的江山。看今朝,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又带着我们冲向文化大革命的战场。我们跟上了。你们呢?难道你们要掉队吗?亲爱的父母们,敬爱的老革命,你们千万要永葆革命的青春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和人民群众在一道解决它,老革命就年轻了;一条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新问题上跌跤子,这样老革命就真要老了,就要完蛋了。你们用你们的鲜血和汗水写出了鲜红的前半生,我们更衷心地希望在今天,还能紧紧地跟上毛主席,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晚节。(待续)

↑↑ 5. 郭传志 | 2007-11-10 12:10:48 | 邮箱
(五)革命与对抗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社会主义劳动大众民主,多数派民主,必须同时是反官僚、反特权民主,因而,仅仅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还是远远不够的。

  领导干部队伍只要存在官僚主义和特权利益,就不可能有劳动大众真正的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这样的革命不仅要造走资派的反,同时也要反官僚主义和官员特权化。可是这样一来,运动中对官员的打击面就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这显然超出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政治、军事思想。打击对象广泛,这在战略上是不明智的,一惯为毛泽东所顾忌。前面说过,依靠官僚整官僚,依靠特权反特权,要他们革自己的命,属与虎谋皮,不切实际。显然,在这样一种政治搏弈态势下,发动民众,依靠民众参与,打政治领域里的人民战争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民众起来了,这在胡汉山看来,是穷人要反天;同样,在这些官僚化、特权化的官员看来也是不得了——泥腿子要造反!从这几年的“革命”实践看,“社教”和“四清”都被顺利搅“黄”,老毛固然本事大,也有强弩之末之时;再说,他偌大年纪还去发动群众闹自己人的革命?一碗水看得见底,清清楚楚,能折腾多久?想来就没什么可怕!再说,难道我们不能组织革命群众以针锋相对?经过这样一番算计,“联动”出笼了。不过,“联动”的对抗,只是文革期间众多对抗中先行的一个小小部份,算是走资派的败笔;在以后出现的规模庞大,形式多样的对抗中,真正体现了中国走资派政治策略上的成熟老到,真不愧为毛泽东培养出来的干部。

  “联动”这个组织当时戴着一顶更很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10月1日。它的前身是东纠、西纠`海纠等。

  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看看他们的口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不要为这些口号迷惑,不论最初他们的动机如何,到后来这些口号就是他们胡作非为的护身符。

  他们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在理智与冲动,权利与利益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贴引人注目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是一付“鬼见愁“对联,是为官僚特权正名,再把文革矛头引向“黑五类”及广大群众,并成了这批红卫兵进行打砸抢的理论依据。围绕着这付对联,曾经引起学生、干部激烈的通宵达旦的大辩论,甚至中央领导人也参与了讨论。但他们不为所动,我行我素,要把对联推向社会,扩大影响。他们自据功臣之后,要享受革命成功的果实,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其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他们现在要抓住机会,要共和国对他们封妻荫子,并努力要让这样的呼声引起社会的共鸣,让全国上下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这种呼喊的行列中来,并形成强大的反文革潮流。

  后来,他们又喊出这些口号: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对联黑风泛滥成灾,许多红卫兵将这些对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把父母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依其服饰彰显红色贵族血统,一时间,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他们以父母官职大小按排职务,等级森严,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连一般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文革审查干部规定不能打骂,严禁搞逼审供,关押者并非判刑,有上诉的权利,还要给生活费,有的交代完了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可这些“八旗”子弟不管这一套,自恃与众不同,更把老爸老妈受整和对社会不满的怨气撒出来发泄到别人身上,形成一种法西斯的暴力。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残忍,骇人听闻!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他们打着革命派的旗帜对抗革命,把“文革”的斗争矛头故意转向黑五类,对五类分子进行疯狂的所谓“专政”,并把“专政”对象无限扩大,有意造成社会混乱及人们对“文革”的敌视。

  “联动”成员凭借优势地位成了佩戴毛主席像章优先者和发放者,还要剥夺对立面,看那人不舒服就把对方的语录本及毛主席像章抢夺过来以示惩罚。而“黑五类”子女腆着脸为他们当打手就有资格佩戴主席像。

  “血统论”的理论代表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他要把这一理论“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形成纲领。北京各学校纷纷传播,兴起新一轮大辩论。谭力夫的大字报传阅极广,引起上下官僚的广泛共鸣,走资派视其为救世主。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前一天,其成员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准备武装占领清华园。他们在清华附中集结队伍,发布动员令,同时占领校广播台,控制宣传机构。下午,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包围大字报区,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事后,刘滔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8.24’没什么问题。”

  老舍,是新中国最有成就的作者之一,归国后各方面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以积极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进步作家,却遭到无端的批斗与折磨,最后投湖自杀。

  据批斗老舍的北京女八中部分学生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8.18”前后,已被贵族红卫兵控制。

  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到了“联动”这里原来好的规矩统统废除,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甚至勒索钱财。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

  上帝叫它灭亡,必先让它疯狂。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成员为了抢回被公安部扣留的两名偷车小流氓,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

  “联动”成员纠集人员一共发动了对公安部的六次冲击,其行为极其恶劣,最终在公安民警、平民红卫年兵和首都十万群众的配合下,在全市范围内对“联动”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联动”组织终于彻底瓦解。

  中国的走资派并没有因为“联动”的覆灭而有所收敛,相反,他们表现得更加激烈了。尽管他们的“司令部”“大本营”被端,而隐蔽的,更多更广泛的对抗随之在全国各地展开,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以及后来当权派组织起武装镇压力量而引发的全国性武斗,就是走资派破坏文革,对抗人民民主运动的恶劣手段。正是这些阴谋对抗,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走资派的疯狂对抗在某些时候,某些局部而显得腥风血雨。走资派反人民革命运动的坚定意志的确超乎毛泽东的意料。

  附:本节有关“联动”的内容源于永远战士的《联动覆灭记》。(待续)

↑↑ 6. 郭传志 | 2007-11-10 12:21:05 | 邮箱
(六)是“武斗”还是镇压?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三十一年前的今天(9月9日),从上海到湖北荆州的平静的长江客轮上忽然响起一片哭声,上下大家都哭,哭得很伤心,有的甚至抱头痛哭。客轮上一班来自南方的民工感到诧异(他们大多听不懂普通话),问原由,才知道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与世长辞……民工们到了荆州,在拥挤的百货商店里又看到动人的景象,很多市民来店里买乌布,哀悼毛主席;许多市民和营业员都情不自禁的哭,真是泪水横飞,顿作倾盆雨!尤其那些营业员,一边哭,一边还给大家扯布,情景感人。这些农民工感叹道,我们死了爹妈还没有这样哭过,毛主席真是为人民啊,人民对毛主席才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如今毛主席逝世了,民众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怎能不伤心落泪?!!

  人民对领袖的崇敬是真诚的。但是,在毛泽东的身后,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谰言,一些人把人民对领袖的感情和崇敬斥之为“迷信”,“搞个人崇拜”。毛泽东英明,伟大,一心为人民,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这种人民与领袖的感情,是中国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因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政权,当家作了主,而这与毛泽东的名字密不可分,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当然敬仰,这怎么能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呢?无耻的是,一些人还把它当作领袖的一条罪名加以鞭鞑。既然是搞了个人崇拜,无疑,广大人民群众就成了不开化的愚民,因此,三十年来,当年人民群众的革命热忱便被斥为愚昧、无知、疯狂、可笑,那个年代就被斥之为疯狂的年代。只有今天的复辟派天姿聪慧,才有本事把清官变成贪官,把纯洁的妇女变成妓女,把快乐的儿童变成黑窑里的奴隶,把人变成鬼,还振振有词要与世界接轨,不知道他们接的是那门子轨?

  工农群众就是工农群众,他们大多感情纯朴,为人厚实;他们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与各种革命运动,帖领导的大字报,揭干部的短;他们打着大旗游行,举起手臂呼号,有时也吵吵嚷嚷,偶尔也打打架,撒撒野,这是什么?这是人民群众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才有这样一番光景。当然有教养的人斜睨窗外嗤之以鼻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你们本来就属于另类。

  还是让时光回到那个火热的时代——

  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25日报道,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

  “据来自各地的消息,连日来,许多城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高举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建设者”的大幅标语,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集会演讲,贴革命大字报,散发革命传单,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总攻击。“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革命群众扬眉吐气,中华大地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到处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同历史上任何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涛,它在冲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时,也冲击了某些本不该冲击的事物,伤害了某些本不该伤害的人。其实,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无论怎样英明的统帅,也难以保证自己的火力在摧毁敌军的同时,丝毫不给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损失。正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因此,“文革”中的一些错误难免存在。比如在全面的揭批斗争中错批错斗了一些人,扩大了打击面;在武斗中,确实是死伤了一些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喊出:“否定一切,全面内战”,故意造成思想混乱。但是,和当今社会的凶杀、犯罪、矿难、车祸、黑社会、吸毒、奴工、艾滋病等死亡人数相比,恐怕一年的数量足以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总和还要多一倍。

  群众运动的掺砂子,错批错斗,反“四旧”的过激行动,伤害了一些人;青少年中的少数极端分子,他们自恃出身高贵,又害怕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的父母亲属,就把矛头对准党外人士乱打乱杀;党内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蓄谋破坏故意捣乱,挑动群众斗群众,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所有这些都使运动的打击面扩大,不但造成一些不应有混乱,还使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当运动红火广大群众都行动起来的时候,民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但运动稍有退潮即会遭到走资派的反击。走资派超乎异常的反击意志出人意料。

  1966年9月25日,银川市自这一天起连续发生了以自治区机关干部为主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并且越来越严重。

  1966年10月25日,沈阳农学院红卫兵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干部的殴打,有24位红卫兵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有3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

  1966年9月24日,前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陷入低潮。

  湖北的张体学开完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一回来就组织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

  罢工是官僚体系的优势所在:他们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迫使文化革命停下前进的脚步。

  10月,上海走资派“以退为进”,组织保守派工人赤卫队,公开以停水、停电、停交通相要挟。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造反群众夺权。

  有走资派的罢工、交权,才有67年的“一月夺权”。当权派的罢工使局势复杂化。它要求造反派对社会秩序负起责任,这对后者的能力是一种挑战。为了避免社会动荡,让部队参与也就成为必然,结合前党政官员组成火线指挥部,贯彻中央一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以应付各种局面显得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夺权使造反派产生内耗甚至分裂,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这为走资派拉拢、分化、瓦解造反派群众提供便利;1967年1月底的军委8条及解放军“支左”,又为他们的反革命镇压创造“条件”。如今,处心积虑对抗“文革”就成了走资派的奋斗目标。他们将军委8条的第一条加以歪曲,将革命群众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将部队支左变成支右。于是,“二月逆流”黑风浊浪般袭来,四川一夜之间抓了10万多人,青海2.23事件赵永夫指挥军队一下子打死造派204人,打伤数百人,死的很多是学生。当时有一个女同学背后中枪,因她不肯说谎(当时当权派威胁她说“你说是造反派开枪打的,不是解放军打的”),结果被关进监狱。一时全国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捕杀造反派。

  “二月逆流”,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学生群众造当权派的反,仅是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并非你死我活的敌我搏斗,而资反路线的执行者则表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势,欲致学生群众于死地而后快,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从反面证明人民政权的危险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由于当时造反派缺乏“哀兵奋起”的客观条件,加上当权派具有明显的组织优势和权力优势,在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的围剿下本身难以扭转局势。这期间,“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歌声被造反派唱响神州大地,反映了人民群众与领袖之间的现实联系和真切情感。

  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尚且受到普遍的压制打击甚至镇压,可想而知,一旦失去上层的支持,真正有意义的革命斗争除了武装夺取政权,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象文革当初设想的以和平造反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但是,当时的造反派似乎还有思想路线方面的优势,当权派主导下的群众组织为了争夺这一文化优势居然跳起了“忠字舞”,这样一来造反派仅有的优势也被当权派搞得磨糊不清了——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走资派的政治智慧。

  1967年4月6日的“军委十条”,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

  可当权派时刻没有忘记对人民运动的镇压,尤其武汉的资反路线的执行者。他们对抗中央,组织了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百万雄师”。在67年6、7月间,百万雄师对武汉的造反群众进行了地毯式的扫荡,造反群众四处逃散,留下的也不敢在家里躲藏,就到民众乐园、工造总司等地方以避不测。不料,6.17日,百万雄师攻击民众乐园,造成革命群众17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6.24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当场打死28人,重伤和后来死去的不计其数。

  工造总司”是武汉市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全国每天都有人来访,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部门院校、北大等天天有人访问,认为自己担当起代表武汉群众运动组织之首,不可能受到侵害,所以“工造总司”不设防,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铁军,那是作保卫工作的工作人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工造就在这样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百万雄师的血洗。下面一段是6.24事件亲历者的描述:

  6.24日……12时,百万雄师仍未攻下“工造“。突然事件发生变化,“工造”后面无线电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20辆汽车全副武装的支援“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工造”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已看大势已去寡不敌众,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可怜广播员朱庆芳,小姑娘那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按战场法则,不杀俘虏,可才16岁小女孩被几个优秀“共产党员”杀死。她的姐姐也腹部被剌肠管断绝”。

  在6.24血案后,百万雄师又制造了7.15在血案和惊动全国的7.20事件。7.24围攻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都跳进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

  走资派主导的武装人员追杀造反派事件在各地都有发生。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

  几十年来,人们都把武汉当时的屠杀事件称为武斗,而实际上这是有预谋的镇压。为了实施镇压,当地政府与军方配合默契,以致群众受到血洗后电话打不通,电报发不出。7.20事件后,凶手都已经查明,但由于政府和军方的保护没有一个受到惩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绑架并活埋工造二号人物戴鹏的百万雄师头目汤忠云,在逃跑时被执行公务的警察击毙,不料这位警察因此获狱9年。在武汉,很长一段时间军政头目沆瀣一气,名义上军队支左,当左派稍占上风,军方就出面阻止,说防止事态扩大,当百万雄师占上风时,军方退去不见人影,连大规模的屠杀他们都视而不见。如进攻工造受阻时,竟是军方代表开门揖盗直接导致血腥惨案。

  谈文革回避不了“武斗”这一事实。人们如有心探求事实真相,不难发现,所有的所谓“武斗”,其实都与走资派的武装镇压密不可分。准确地说,没有走资派的武装镇压,就没有文革的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泽东文革初期提出的口号,若没有走资派镇压,造反派群众哪里会去想拿起武器!然而,当走资派凶狠举起屠刀的时候,造反群众没有了退路,为了生存,只好一搏。四川重庆市的“反到底”造反派群众,受到军方支持的保王派的围剿四处逃生,仅逃至成都的就有十几万人;没有逃离重庆的造反派及其家属就拥挤在重庆市体育馆避难,仍受到8.15派武装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重庆市造反派才不得已武装起来以求自保。“文攻武卫”的口号本来就是在造反派遭受镇压的情况下提出来为以防范,因此是自卫口号,决不象一些人歪曲的那样是武斗的口号。

  走资派总是说造反派是自己打自己啊,他们要看热闹高兴得很啊。事实果真如此?显然,表面上的造反派自斗,实质上是当权派的镇压,其中有一派根本就是保王派,所以在他们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官僚与军方代表的影子;而有的“武斗”就是直接由政府与军方操纵的镇压行为,或由武装人员直接进行镇压,或由他们主导武装的群众来进行。武汉的百万雄师,重庆的8.15(最初属于造反组织),广西的“联指”,云南的“炮派”等等都是为走资派所掌控的群众组织,如果把这些为走资派利用的群众组织称作造反派,根本就不对。了解到这一些,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重庆市其他地区的红卫兵墓都被铲除,而市内815派的红卫兵墓依然存在的原因。重庆沙坝地区如今仍埋着数百名战死的红卫兵,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至死都没有明白,他们已经为当权者所利用,成了走资派的炮灰。

  保王派除了参与镇压活动,还要对五类分子进行所谓的革命专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也为他们镇压造反派群众作掩护,否则,他们专事与造反派对抗,人们一眼就会看穿他们的本来面目。

  从全国来看,成都和重庆的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极为残酷,但它只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那就是:这里的官僚利用民众斗民众,利用民众镇压群众运动的策略是高明的,走资派武装镇压群众造反的决心是很大的,走资派是真实存在且极为反动的。而走资派近乎疯狂的报复和镇压最为极端的事件却发生在广西。

  广西的保王派“联指”和重庆的815一样,不但受到政府组织而且受到军方的支持,这使造反派群众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当“联指”拿到军方的武器并造成对方很大的杀伤之后,广西造反派422情急之下打起援越武器的注意并付诸实施,这一行动为其后来的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走资派与军方个别人制造了一连串的栽赃,造谣污蔑,特别是“反共救国团”的陷害,让422走到灭亡的边缘,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幻,使这些人的阴谋得逞。广西军、政和“联指”成员联合起来对422造反群众的全面大屠杀是残无人道的。这一屠杀行为是对人民政权的背叛,是对新中国的背叛,同时又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历史上看,从来人民的革命运动无不遭到当政者的镇压,而本求和平的文化大革命,在某些局部不得不付诸武装斗争的事实,则表明实现劳苦大众民主之艰难。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1984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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