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斗争

蔡仲德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历述这位“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后，这样庄重宣告。
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现实斗争的启示。
这既指明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也表达了亿万中国劳动人民的共同心声。
很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首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大型音乐会，恰正也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命名。《光明日报》报道，在筹办这个音乐会过程中，曾为其取名而费斟酌。策划组成员金兆钧提出，老百姓从心底里喊出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不就是个绝好的题目吗？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主创班子的认可。新华社记者写道，2003年12月26日晚，“‘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亿万人民心中经久传唱的旋律，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再次响起，令现场观众心潮起伏。音乐会精彩纷呈，气势恢宏。”艺术家们满怀激情，倾心倾力的演出，使“音乐会高潮迭起，震撼人心，全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最后，全场观众起立，齐声高唱《东方红》，将音乐会推向高潮。”这种情景，正是全国各族人民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的一个缩影。更不用说，毛泽东旗帜网站等关于将12月26日法定为“毛泽东日”的倡议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了。无数事实表明：“毛泽东逝世二十多年来，社会上的‘毛泽东热’持续不断，不少人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有增无减”（2003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刊谢春涛文）。胡锦涛同志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的讲话，正是体现了这种社会脉动，反映了这种人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近年来，一些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特别强调这一点，当是非常自然的。
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来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众矢之的”，也就是势所必然。他们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至今不息。尽管其反动图谋终究不会得逞，但也还是有所收获，甚至取得某些“胜利”，近年尤甚。胡锦涛同志“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庄重宣告，其重要指向之一，正是这方面的斗争。这于我们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2003年第4期《战略与管理》有篇文章说：20世纪70年代末，“从全球来看，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计划体制彻底失败了。这为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在国内，意识形态破产了，高层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背叛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同年初，凌志军所著《变化》一书中也称道：“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冷静观察，我们不难发觉，这两位作者所言非虚，正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
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队伍中的一些同志，由于各种原因，或是受到某种影响，或是阴暗心理驱使，或是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或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既与广大人民群众截然不同，也与胡锦涛同志上述讲话中表明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却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心心相印，相互呼应。今年5月，北京一本著名杂志，发表了一个颇有盛名的学者的文章，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新的“圣王政治”，已“被砸得粉碎”。而“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缩水”。这些是使“自由派”最为兴奋的“毛的负面效应”也。“于是，人们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传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向钱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新篇，而且愈演愈烈。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紧随这篇文章之后，今年6月，北京一份大名鼎鼎的文史期刊，发表了一位前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他认为，建国前后，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彻底翻身解放”。“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末，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在全国范围实现了高级合作社，把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大堆’了，‘共产’了。”“这是对农民的第一次剥夺。”“接着，‘人民公社化’的风暴骤起”。“‘人民公社‘把穷富拉平，……这是对广大农民的第二次剥夺。”这个领导人声称，直到有赖他也参与领导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才得以“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云云。这两位高人的如此高论，虽是宣扬已有多年的陈腔滥调，并不新鲜，但是，恰恰在胡锦涛同志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讲话之后，又如此重新包装，联袂出台，公然唱起了“对台戏”，倒是值得我们好生注意的新动向了。他们的如此作为，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问题还远不止此。就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2003年10月5日，北京某大学一个“青年思想者”，在港报上发表文章，引一个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之说，公然宣称什么“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而且扬言，“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梏，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治的种种藉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狼子野心，杀气腾腾，猖狂何极！这等样的反共喧嚣，这等样的反动气焰，较之那些“反共老手”，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此人及其同僚，常常高谈阔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等等。那末，他的“良心”何在，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堂堂社会主义中国的堂堂高等学府，培养出了这等样的“青年思想者”，向我们发出了这等样的挑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能够不闻不问，安之若素吗？
综上粗略所述，我们足以可见，即使在人民内部，在党内，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态度问题上，在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思想政治上的斗争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无可讳避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不容轻视的。在看得见的将来，这种斗争是决不会中止的，而只会日趋尖锐和复杂的。胡锦涛同志“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庄重宣告，当然也是针对这种状况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问题正是出在这个“等闲视之”。
前面提到，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就出现了“背叛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毛的灵魂渐行渐远”的现象，一些人“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大搞什么“非毛化”，乃至公然“反毛”，造成极大思想混乱和社会动乱，严重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前途。为此，邓小平先是重新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继而发表了一系列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谈话，接着又先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任务。但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心不在焉，志不在此，等闲视之，并不认真。所以，直到1992年“南巡”时，邓小平还特别提及：“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斗。这就不能让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他强调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由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同上第379页）
二十多年过去，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越发严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掌握思想理论工作大权的部门和领导，对邓小平这个指示视若等闲，置之不理。他们不仅自己无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不准别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极其反常的现象。他们一个劲儿地在那里“解放思想”，倾尽全力反对“教条主义”，“反左”，提倡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大搞“理论创新”，短短几年就“建构”起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眼里，这些全是莫大的错误。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批判的机会主义者一样，他们也企图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变为无害的神像，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忘记、抹杀和歪曲他们的学说的革命方面，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是只讲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发财致富的，是“市场经济 + 社会公正”的。在这种“社会主义”的“普照的光”之下，已经没有了阶级（尽管他们也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了劳动者和剥削者之分，大家都是不分彼此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着眼于“人口”，“对它执掌政权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负责”（但据说还“必须正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阶层、不同的利益关系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而执政党本身，也应该扩大它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基础，把自己的队伍扩大到容纳一切“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云云，云云。读过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人都能辨明，这些个“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但他们却偏要标榜与之“一脉相承”。据他们说，他们这一套，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坐标体系”。试问，除了他们自己，又有谁会相信呢？试问，用他们这种“银样蜡枪头”式的“马克思主义”，能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吗？试问，这种“理论体系”除了贻笑大方，徒添混乱以外，还能起别的作用吗？试问，凭借着它，我们能够“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吗？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种“非毛”和“反毛”的思潮的泛滥，恰正与这种“理论体系”齐头并进，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正说明，即便“非毛”和“反毛”者，对他们这一套也毫不领情，并不以他们为自己的对手，而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吗？
今年6月24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的文章，题为《当前社会信仰危机的深层原因》，其中讲到：“从理论宣传教育的结果来分析，有相当多的人得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不姓资、不信社，只要‘三个有利于’，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前面加的‘社会主义’仅仅是说说而已，得出只要共同富裕，而不管什么‘主义’，得出‘邓小平事实上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甚至得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社会党的理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进而怀疑党的性质，怀疑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怀疑马克思主义。”“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占用这么多的资源，花费这么多的精力，作了这么长时间的宣传教育，竟然还有日渐增多的重要人士和社会公众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思想结论。类似的状况并非罕见。其缘由，除了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影响之外，与理论宣传教育上的逻辑矛盾性、片面性和空泛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提示有关高层部门，必须集思广益、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某些现存理论，重新探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策略性和有效性。”这个分析，我是深有同感的。我认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如胡锦涛同志所庄严宣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十分艰巨的斗争，任重道远，我们必须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