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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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美国作家维特克谈《武训传》

作者: vonche 发布日期: 2007-10-17 查看数: 8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时间：1972年8月27日

谈话人：江青、维特克。8月27日晚江青与维特克谈话有8个小时，从上海、延安至解放以后。

江青：“下面说一说到延安。我的信一出来他们没理了，不骂了，我可以走了。我是七七以后，八一三以前走的，到西安正是八一三。从洛川到延安是坐毛主席的车，当时不知道。一进城门，看见安澜两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了。到延安诉苦，说有个党不要我，怎么也找不到党，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说，没事没事。

“讲一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什么历史背景下决定开这个会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也到了延安，他们从1941年开始，周扬带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延安现在还比较落后，我们工作中有缺点，如果搞深井、梯田，那里是粮仓，但是开发很不够，这首先是工作做得不好，有坏人干扰。其次仅有点钱，支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

“延安你已去过了，现在延安很不能令人满意，但比起我们在延安的年代那已好得多了。但周扬这伙人就制造反革命舆论。团中央还同时出一个墙报，叫《轻骑队》，那也是恶毒攻击我们党、军队和人民。他们原来住上海亭子间，到延安住窑洞，吃劳动人民的，但不下乡，不同人民接近，而干反革命勾当。我们那时演了《松花江上》、《火烧飞机场》，还有其他健康的节目，如《兄妹开荒》。这时毛主席认为问题得解决，开始调查研究，他与所有的人谈了话，我有的一块参加，有的没参加。我参加开幕、闭幕两次座谈会。毛主席的讲话，雄辩地把这批家伙驳得体无完肤。这个作品我个人认为不是单讲文艺的，哲学、政治、文艺各方面都涉及到，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会。如歌功颂德的问题，他们说他们是不歌功颂德的；写光明面黑暗面问题；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问题。主席说：描写黑暗者未必伟大，歌颂我们者未必渺小。

“历史背景是：王明回国，又带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国防文学’就是他在文学方面的口号，这是斗争的继续。《论持久战》王明不登，封锁了。党校没有毛主席的著作，只有王明的《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主席打破封锁的办法就是到处作报告。我是毛主席的崇拜者，你不需要人崇拜?那没有学生听你的课。问题是对待崇拜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对我，也是吹捧我，我知道就坚持压下去。这是我向你解剖自己。”

维特克：“由于解释了背景，就能更清楚了解。”

江青：“《新民主主义论》也应该谈一谈。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就要被别人统了。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它表现在各个领域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现在还在莫斯科，专门写文章骂我们。我们不理他就是了。

“我是坐着救护车进城的，那时没有自己的医院，搞不清敌人还是朋友，斯大林在世，他那里有个医院，我们出钱，长期包了几个床位，党组织把我送去治疗，我只有42公斤，全是骨头，那些教授很惊奇，这怎么能坚持工作呢?对于先治哪种病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先割扁桃腺，说不割掉老发烧，两边都烂了，手术较麻烦。我坐那里观察他，医生们说，你简直像个将军，英雄得很啦，割了半个小时。痊愈后还是不行，要养胖一点，送到黑海，住在雅尔塔会议的房子，休养个把月，呆不住了，要求回来。在路上听到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眼泪掉下来。在我的车厢里还有他们校一级警卫人员，看我流泪还不懂。到莫斯科，他们还要给我治疗。斯大林接见我们代表团时，接见我。我感到主席可能要去，在一块可不好，不要给主席增加麻烦。我回北京了。

“我到农村调查土地、阶级关系，主席批准了，但到上海饶漱石把我扣起来，这是高饶事件。饶是个叛徒，他包庇3000多有名特务。但那时还以为他是好人。他不让我下乡理由是特务多。他的公安部长说要我逛百货公司去。我说我是来逛商店的?要去你自己去。我坐在车上被带枪的人包围。车子前面不是公安部长就是秘书长。陈毅同志说江青同志应会见一下文化界人物，我说中央没给我这个任务，如果华东局认为需要，也应请示中央。结果潘汉年陪我见了文化人。潘也是大叛徒大特务。后来好不容易争取，他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我列席就想赶我走。饶坐在我对面，说我是钦差大臣，我非常惊讶，觉得要赶我走。他们还把我整病了，我住在胜利大厦，他怕干部接触我，把我搬到他那里去。盖上所有的被子都冷，发起烧来，他要请医生我拒绝了，多喝开水就好了。我争取机会到无锡，参加地委扩大会议，这样做一点调查研究。如什么叫永佃田、灰肥田，那里农民副业很多，单靠土地不行。我对蚕丝、茶叶也作了调查。四石米换一石蚕，农民才考虑，否则不愿。日本人在时把铁路两旁的树都砍光了，桑树、茶树恢复起来要五年，茶树可以采几十年。我后来又到上海，回到北京。

“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我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中宣部文艺处有几个副处长，我去了就要成立电影处。这一年是进城后与文艺界交锋的一年。还有《清官秘史》、《丽人行》。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戏，毛主席说是卖国主义的戏，因为替蒋介石卖国辩护。编剧的人很狡猾，戊戌政变与《清宫秘史》之间差很多时间。对《武训传》我到处游说，不能向地主、资产阶级磕头，要革命，没人理我。因为周扬、夏衍亲自主持这部片子，开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我只一票，我说对《武训传》至少要有个评论。周扬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我把门一关就走了说：你搞你的改良主义好了。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到我。有天突然到我房里去，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武训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学校中只有一两个工农子弟。柳林镇的城墙比唐邑县大得多，那里的中学改为武训中学，当时那一带有几十万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将军到过那里。他们不歌颂农民暴动的领袖。好像人民的受奴役都是因为没有文化，兴了义学就什么都好了。这战斗前后用了8个月。直到发表文章，出小册子为止。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

“这中间还打了一仗，为《清宫秘史》，在电影局，我请两个历史学家去，老舍、陆定一坐镇，都围攻我，说第一这是民营资本家出的，第二是爱国主义的。他们说爱国主义的，我说是卖国主义的。我坐的前一排是艾青，他站起来说：江青同志你说这话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因为胡乔木已把刘少奇的话告诉他们了。我说我当然负责，而且还不是民营，是官僚资本的。张善琨就是汉奸，李祖赢是官僚资本。我把香港电影公司推出去，又进来了。《清宫秘史》因为我这一票是有分量的，他们决定让两个历史学家去写评论，但没有发表。追查，说文章写出来了，在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说写得不好。主席每次开会就说，你们欠债，是指《清官秘史》的批评压下来了。主席对周扬不下去土改很生气，说如不下去，要派两个警卫员押他下去……”

（摘自《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张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年:1997，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