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金水桥畔：中共党史上曾有过一位这样的中央委员——记夏邦银二三小事

作者: 铁人发布日期: 2007-7-26 查看数: 35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金水桥畔

老夏已经走了5年了。

夏邦银的名字曾经同武汉地区的文革历史连在一起，同文革中走过来的芸芸众生连在一起。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者远离喧嚣的城市，远离文革，在乡下躬耕田亩之时，突然接到即将到夏邦银所在的汉阳轧钢厂工作时，其欣喜之情至今记忆犹新，尽管当时我们对文革感到厌倦，尽管我们从未见过这位中央委员。

1970年7月，一辆卡车把我们送到武汉。当我们进入汉阳轧钢厂时，就想见一见这位委员。汉轧的老职工对我们新工人讲，没什么，以后会经常见到老夏。夏邦银当时身兼省革委会委员、汉轧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普型车间党支部书记数职，但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很少有人称其官职，多以老夏或夏师傅相称。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不久，在到汉轧食堂的路上，有人指着一位中等身材、身着汉轧工作服、端着一个钢精锅（当时汉轧利用余气免费为职工蒸饭）匆匆往家属区走去的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夏邦银。从此我才知道，位居中央委员高位，但除了到中央或省里开会，夏邦银一直在企业最基层的一个车间上班，他和一般的干部工人并没有异样。夏邦银有3个儿子，先后在汉轧子弟学校就读。其妻也是汉轧的一位普通工人，在水泵房上班。他们住在汉轧家属区，住房和多数职工一样，并不宽敞。

随着文革一波三折，后来夏邦银脱产了，为了“革命”需要，汉轧专为他配了一台老掉牙的后开门的消防吉普，如今这种车已经绝迹了。

夏邦银当时是三级工，月薪45.8元，其妻二级工，月薪38.87元，家庭总收入刚过80元，负担全家5口人生活颇为拮据。当时时兴互助会，大家每月存1元前，集中起来接济临时困难者借支。夏邦银就是每月借钱户。每当发工资月底，夏邦银就从汉轧办公室互助会借款，一般借20元救急，当月发薪时扣回。我至今都记得老夏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掏出那红色塑料封皮的小记录本，随手从中撕掉一页，站在办公室门口写借条的情景。

当时新华社给担任中央委员的老夏邮寄大参考，每日上下午各1本。据我所知，老夏似乎从来没有读过。那一卷一卷的内参都放在汉轧办公室机要室里，没有开封，定期送造纸厂化成纸浆。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中央发生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陈伯达下台，林彪事件也初见端倪。我记得老夏从庐山回厂的当晚，即在汉轧的干部大会上宣讲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大家都想听点新闻，但失望了。老夏除了照本宣科讲了一通外，没有任何内部消息。唯一的新鲜是，老夏说他在会议期间看了《啊，海军》和《三本五十六》等日本影片，意思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要保持警惕，搞好备战备荒云云。林彪事件后，我们曾开玩笑似的问过老夏，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老夏是否也发言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老夏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了笑说，有人提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哪个又不同意呢？看来会议之初，老夏也是上当受骗者。

老夏后奉命到通山某公社挂职。老夏家的三个儿子特别能吃，口粮往往不够。他从通山回家探亲时，听说随车带回一点大米。这后来成为他的罪状。

1976年9月9日，上午老夏被接到省里开会，得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10点多钟回到厂里，他仅仅跟厂里1号领导孙书仁通了气。下午4点中央广播了讣告。夏邦银比我们老百姓提前几个小时得知主席去世的噩耗。收听完中央广播后，厂里开了干部会议，夏邦银讲了话，主要内容是化悲痛为力量。会后，他还和干部们一起帮行政科卸防暑降温的西瓜。

1976年10月以后，老夏理所当然地被捕，理所当然地判刑入狱。此后就很少听到老夏的消息。只是有一天老夏的夫人找到汉轧办公室，拿出老夏写的家信，说厂里有人私拆了老夏的来信，主管厂收发室的厂办应当管一管。其实是一次误会。因为厂里还有一位女同志同老夏的夫人同名同姓，老夏来信被收发室误投。后经解释，老夏的爱人才消气。此时，我们才知道老夏在宜城服刑。

老夏的长子告诉我，说老夏在狱中“表现很好”，曾为救火立过功，老夏在管理仓库，肯定会减刑。

老夏出狱后多次来办公室，大家对他依然客气，还是喊他老夏。我问他，十几年后汉阳有何变化？他说变化太大，下车后路都不会走了。

老夏依旧被安排在汉轧。厂里把他安排在行政科绿化队。老夏工作卖力，同事们也很照顾他。有段时间老夏安排在花房值大夜班。当时爱花、偷花的人多是夜间行事，是非多，难度大。我去看过他，他并没有怨言。

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电视片披露了毛主席在开十大时会后，因腿肿不能站起，周总理让代表先退席的细节。我曾就此找老夏求证。老夏顿时眼圈发红，连连摇头，嘴唇嗫嚅着，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汉钢老职工多，住房紧张，因而搭盖之风愈演愈烈。在动员拆除违章建筑时，老夏第一个拆除了自己辛辛苦苦搭建的栖身之所。

老夏病后，多次住院治疗，以至最后被病魔夺去生命。其间我们和老夏多次相见，发现他身体日渐不行终至不起。为了付高昂的医疗费，老夏家人四处借贷，包括其长子就到自己就职的单位借款。医药费报销后，老夏长子是还款最彻底的人。

老夏最后在汉钢医院住院时，我们去看望他。他似乎知道自己大去之期不远。他还是同过去一样，没有谈政治，没有谈这么多年的是是非非。他担心自己同样重病的老伴；他担心所借他人的医疗费无力偿还，希望我们从中斡旋能够早日报销；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的3个儿子，其中一个孩子还未成家。

2001年9月29日下午4点许，我在厂大门口遇见老夏的长子神色悲痛，慌慌张张骑车面向而来。他告诉我，他父亲已经不行了。我随即赶到汉钢医院，只见一辆急救车停在汉钢医院住院部门口，老夏的担架刚刚抬下来正准备往车上送。躺在担架上的老夏骨瘦如柴，头发杂乱，身着旧衣裤，领口敞开，一上一下。我无法得知老夏临终之前是否与死神抗争过而衣衫不整。我站在担架前不知所以，牵了牵老夏的袖口，同老夏告别。

老夏走了。

我知道老夏有很多话想说，比如他参加党的九大、十大的见闻，他当选两届中央委员的经过，他在狱中十多年的经历，他对文革的回忆，等等，但他从来没有同我们说过。

老夏走了。

我知道老夏对他流血流汗的工厂充满着依恋，对同事对朋友充满着深深的感激。他不评论时事，他肯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从来没有同我们说过。

老夏走了。

如果没有那十年，如果没有......，老夏，这位上世纪60年代初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位勤勤恳恳的老实人，这位文革前就加入先锋队的老党员，可能所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面临的是另一种命运。

老夏不会寂寞。

愿老夏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