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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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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
--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5周年、“兩個務必”發表60周年而作
作者:王均甫 日期:2009-01-11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lypl/2009/0112/9476.html

  在20世紀進步人類的發展進程中,有兩個人的名字與日月同輝並牢牢地鐫刻在勞動人民的心坎上,他們是列寧和毛澤東!他們在不同的國度以相同的目標、不同的方式開闢了人類進步的新紀元,為世界革命和本國革命做出了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
  由於兇殘的階級敵人以暗殺的方式多次傷害列寧,使他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也使他如何保持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宏偉理想未能如願以償地得到實施。列寧作古67年以後,他原先想避免的“蘇維埃共和國覆滅”卻變成了現實中的覆滅,從而這場災難也更讓勞動人民深情地追思偉大列寧!
  毛澤東--中國的列寧,他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就牢牢抓住了無產階級掌握全國政權後如何保持繼續革命的歷史性課題,並在革命成功以後的27年間,在人民擁護愛戴的“毛澤東--周恩來體制”的運作實踐中,得到了爐火純青的昇華。從某個方面說,研究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就是研究馬列主義現階段革命發展的理論。這是一幅宏偉的歷史畫卷,這一理論的起點標誌是什麼?這一理論的基本內容有哪些?其理論基石是什麼?其理論核心又是什麼?……這些都須要熱心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人們去揭示和總結,這是一項繁重而光榮的歷史使命。
  本文作者認為,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的教導,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起點標誌,它所體現出來的修身治國思想,成為新中國的締造者毛主席等開國元勳留給後人世世代代不能忘記的偉大祖訓。

    (一)、偉大祖訓的產生彰顯毛主席帶領党和人民繼續革命的博大胸懷
  1949年春天,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黨和人民奪取全國勝利的曙光已經展現在世人面前。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毛主席在是年3月5日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滿懷豪情地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又十分嚴肅地告誡各級領導幹部:“奪取這個勝利,已經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力氣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力氣的事情”,他不無感慨地指出:“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他勸導人們,“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為了使共產黨人能夠在全國範圍內經得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考驗,毛主席及時地向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提出了兩條希望和要求:“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在毛主席提出“兩個務必”後的第20天,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移駐北平,毛主席高興而嚴肅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也許在這個莊重的歷史時刻,毛主席腦海又泛起了四年前他在延安回答黃炎培如何跳出歷史週期率的事吧,他動情地對身邊的同志說:“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
  這是在幾十年堜狳ㄗ鴘瑣史資料中,毛主席面對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首次提出要繼續革命的理論概念。顯然與20天前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務必”的希望和要求,是一脈相承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60年後重溫毛主席“兩個務必”的偉大教導,使我們看到了60年前當新中國即將誕生,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執政時,毛主席胸中就已經燃起了無產階級專政下如何繼續革命的熊熊烈火,從此無產階級專政下如何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就伴隨著他老人家整個後半生。他夢寐以求的是:中國共產黨要永遠保持革命性、先進性,永遠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永遠走群眾路線、接受人民監督。他擔心的是:有人會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黨內會產生修正主義、會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出現資產階級專政,一句話:他擔心領導層會出問題。後人如何從這個理論中汲取營養,得到啟迪,不斷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從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成為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20世紀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的空前自我大潰敗的歷史慘劇,無疑在世界範圍內證明了:即使曾經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團結了廣大勞動人民戰勝了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工人階級政黨,只要在勝利之後領導幹部逐漸年復一年地沉浸在既不謙虛、謹慎,又那麼肆無忌憚地驕傲和自滿的情緒中,沉浸在脫離群眾的享樂之中,那麼終究有一天祖宗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就會毀於一旦,並全局毀滅,這個結果是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毛主席從來也沒有而且是從來就反對把自己的理論強加於外國共產黨的,但由於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以毛主席修身治國的“兩個務必”教導,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都是適應的,只是我們沒有必要去這樣宣傳它而已。歷史就這樣真實地告訴人們,特別是告訴那些聲稱是社會主義並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級領導幹部:共產黨員、領導幹部、社會主義等這些概念,決不是打招牌的事情,因為它具有神聖的不可玷污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者們連想都不敢想的,在毛主席、周總理等著名領袖人物去世後,僅僅幾年時間怎麼就會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上出了那麼多貪官和汙吏了呢?而且十年幾之內會前腐後繼也沒完沒了了呢?為此,中國的上層名流和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們 窮盡了智慧去尋找產生的原因和解決的途徑,由於偏見的頑固存在,其結果不是離題千里,就是隔靴搔癢,其收效離群眾的要求和領導幹部的承諾差距甚大甚遠。為什麼會出現1989年震動中國和全世界的那場規模浩大、時間又持久的北京風波?而19年之後,北京奧運會前夕的6月28日又出現了“一呼萬應”的貴州省甕安事件呢?之後僅隔21天,繼而出現了“雲南孟連膠農聚集和衝突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固然原因諸多,但從貴州省委書記三次向百姓道歉、追問出的深層次原因以及雲南省委的一位領導針對“雲南孟連事件”說的一段話都能讓人品嘗出又苦又澀的人間味道,他說:“說話沒人聽,幹事沒人跟,群眾拿刀砍,幹部當到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歷史正在告訴我們的一些不作為和亂作為的官員們:只要你們處處與毛主席的“兩個務必”對著幹,那麼中國的勞動者們總有一天會清算你們的!
  毛主席是善於運用中國古典文化和辯證法的大師,他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沃土,不斷吸取古代文化的精華,並使之與先進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真理柔和在一起,他所表述出來的語言、觀念和理論,以超人的感染力、影響力教育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經過他和他的戰友們的倡導和身體力行,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終於轉化為中國人民的光榮革命傳統,“兩個務必”的教導就是這些重要傳統中的一部分,在“毛澤東-周恩來體制”存在的27年的新中國,“兩個務必”規範了數以百萬計的吃皇糧的幹部隊伍,它使黨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達到迄今為止的最輝煌的頂峰,新中國在短短的27年間就擠身世界大國之列,其內在關係密切相連。人們至今緬懷新中國前27年、緬懷“毛澤東-周恩來體制”,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這也是三十年來那些從上到下貶低、沾汙甚至惡毒攻擊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的那些官員和某些知識份子們所不能理解的。對於那些自私自利、居心叵測的人來說,到死也不會理解和轉變的。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之所以在經濟大變化的過程中,在踞於黨、政、軍、企業、事業單位上層建築領域公共權力的握有者那堙A出現了那麼多驚人的污泥濁水,使黨和政府的應有形象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其原因就在於那些公共權力的握有者們,其實都是程度不等地拋棄了毛主席“兩個務必”的教導,因而走向了人民的反面,特別那些高官、中官中的一些官員,其貪污受賄金額之巨大,腐化墮落程度之惡劣,都達到了世界登峰造極的地步。那些人究竟是些走什麼樣道路的當權派又怎麼會不引起國人們的一致沉思和熟慮呢?對領導幹部而言,胸中有無“兩個務必”的信條,是不折不扣地去實踐,還是大反其道惡意亂作為,實際上這就可以斷定他是真假共產黨員、真假社會主義者、真假馬克思主義者了!
  以王長林為代表的中國晶牛集團的企業領導者們,他們就是目睹中國上層建築中出現劣變導致社會進步受阻的狀況下,響亮地提出了“我們管不了社會這個大環境,但我們可以管好企業這個小環境”的使命,他們就是用毛澤東思想陶冶人們的情操,用“兩個務必”規範人的品行大端,牢牢地邁步在繼續革命的征途上,踏踏實實地去做毛主席提倡的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這個企業的領導者們,他們在中國的官員隊伍中算不上是地位顯赫的高官,但他們按“兩個務必”規範的品行,是經得起任何人們和管理機構進行考察的一方淨土!一句話:王長林帶領中國晶牛集團的幹部和職工從微觀上詮釋了偉大祖訓的真諦!“一要幹事,幹成事,二要乾淨”的做官標準和誓言是華夏大地上的一顆絢麗奪目的明珠!

    (二)、三十幾年來,宏觀上的風雨尷尬事,向世人昭示:忘記或拋棄毛主席留下的祖訓,就意味著被動、難堪、無奈、犯罪

  本來總結經驗和教訓,是為了前進必須做的工作。但是有些官員和高級知識份子,偏偏不讓你總結改革開放中的教訓和問題。如若反之,就要冠你一頂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或妄圖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右的思潮的帽子。其實帽子是罩不住火的,帽子也是憋不死真理的。為了今後的進步,必須克服三十年來一些地方出現的不謙虛不謹慎,既驕又躁的行為和做法,基於這個理念,在此略論一二。
  (1)鄧小平的一句真話,可能會比地球的重量還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許多人在社會變動的過程中,一天比一天更多地聽到、看到、感覺到和熟悉了什麼叫腐敗。一開始,感到突然,感到不理解,甚至心底媮椐罹B:社會咋就變成這樣了?但久而久之年復一年的腐敗的車輪,競成為一種社會正常狀態時,終於把人們碾壓得麻木了,下面這句很通常的話便說出了國人陣營龐大的百姓隊伍的歸順和無奈--“幹什麼都得走後門啊!不送禮辦不成事的!”
  人間的事,有時和大自然就有那麼多相似之處。自然界的風雲多了,到時就會雷聲大作,雨將伴之。當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人民再也看不下去的時候,在共和國的首都天安門廣場開始出現高喊“懲治腐敗!懲治官倒!”口號的一批批群眾,而且人群一天天擴大,長時間競維持在百萬人的狀態,可謂新中國歷史之空前。當年筆者與家人或機關同事在離北京千里之外的家堜徆鷖騿A每天中午或晚上看電視時,被那種場面所感動、所震憾。(有些年輕的朋友不知道“官倒”的含義,順便告訴您:就是有些當官的或官員的親屬以及黨政機關依靠公共權力倒買倒賣社會奇缺物資而獲取暴利的簡稱。)
  現實告訴人們:當官的和代表公共權力的黨政機關,不能忘記權力是誰給的,應該為誰服務這樣一個原則。如果長期不以為然,那麼風雨交加就會隨時將至。在這個節骨眼上,也許體會毛主席“兩個務必”的偉大教導的意義,會來得現實些,體會得更深些。
  那場風波已經過去19年了,但是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不少高官、學者在尋找毛主席-周總理體制結束後不久,腐敗怎麼會如此兇猛到來的原因時,卻一直陷入了困境,儘管其文章、書籍鋪天蓋地,但卻如同霧堿搋部A並未真正找到腐敗為什麼能生長得如此羽毛豐滿並惡性發展的歷史原因。
  事實上,鄧小平在下決定處理那次風波的四天前,與李鵬、姚依林的談話中已經說了實話。他說:“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為了工作主動,他還告訴李鵬他們:要趕緊抓一二十件貪污、腐敗、受賄的案件,“要雷厲風行地抓”。(見《鄧選》第三卷第297頁)
  歷史的鏡頭將我們帶到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二年,毛主席、黨中央大張旗鼓地動員廣大人民群眾雷厲風行自下而上地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處置了劉青山、張子善等相當一批高官。毛主席認為:“對他們二人若不加嚴懲,我黨將無詞以對人民群眾,國法將不能繩他人!”他也十分動感情地說:“非殺不可,揮淚斬馬謖,這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對劉青山、張子善的兩聲槍響,表明了毛主席、黨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向社會表明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新中國“毛澤東-周恩來體制”運行了長達27年,之所以沒有出現腐敗的潮水,就在於他們以人民拍手稱快的措施摧毀了妄想滋生腐敗的苗頭!
  鄧小平自我感悟“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的真話說出了改革開放期間腐敗得以羽毛豐滿的真正原因。為什麼會“往往下不了手”呢?回答這個問題,是件十分令人嚴肅的事情。“下不了手”,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高興不高興?“下不了手”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態的寫照?“下不了手”與毛主席留下的“兩個務必”的偉大祖訓有相通之處麼?凡此種種質疑想必“下不了手”會理屈詞窮。全國人民難以從記憶中抹去的1989北京風波,也許能從某個角度凸現了“往往下不了手”造成的被動和難堪,歷史在呼喚人們理性地反思歷史,絕不可失掉了謹慎謙虛而陷入了偏見和魯莽。
  毛主席之所以自始至終對與人民對立的腐敗分子手不軟,因為他身正無斜,因為他要帶領全黨推動社會進步,堅持無產階級執政以後繼續革命,保持黨的先進性,因為他是永不食言的人民領袖。1945年7月4日下午,毛主席二次邀請黃炎培到延安家堸筍時,黃炎培問毛主席共產黨能否跳出歷史週期率,毛主席滿懷豪情地說:“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在新中國第一個27年內毛主席、周總理等以勤政、廉政的輝煌實踐向黨和人民交了滿意的答卷,因而贏得了人民的愛戴,去世後名垂千古。可是他們怎麼會想到,在作古僅僅幾年之後,因對腐敗分子“往往下不了手”卻就重演了黃炎培擔心的那種情景:“既而環境逐漸好轉了,精神也放下了,……因為歷史久長,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無法補救,……”
  正因如此,所以三十年來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們出現了前腐後繼的局面,老祖宗創造的那個“殺雞給猴看”的辦法也不頂用了,而且貪腐水平逐浪高,動輒超千萬元,上億元,連美國加州、洛杉磯、紐約的地產經紀都驚呼:從中國逃出的貪官,使當地高檔住宅的價格漲了一倍!而且都是百萬美元以上的豪宅,並常常用現金一次付清。這類貪官的數量很驚人,僅今年上半年中國反貪局、公安部就向美方列出的中國外逃貪官名單達1000多名。試問,當年對貪官採取“往往下不了手”的歷史責任該由誰來承擔?人民應該有權來質問。“往往下不了手”造成的災難已經鐫刻在人們難以忘記的歷史中,令人遺憾的是,目前這個陰影仍在徘徊。
  (2)要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創新和構造
  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後,隨著革命和建設的不斷推進,為了解決新問題,因而也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產生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因為他們解決了前人沒想的、沒幹的,而且不解決就會失去革命機遇或者沒法取得革命勝利,沒法鞏固社會主義成果。這些理論體系的產生,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也超出了本國的範圍,具有世界性的導向力量。
  前蘇聯在列寧去世後,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戈巴契夫三人曾先後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獨立主義和理論,他們的自我創新,最終以告別列寧主義和在世界政治地圖上消逝社會主義蘇聯而告終,同東歐的八國劇變一起構成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大潰敗哀曲,永遠地留在了歷史上。對任何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來說,不謙虛、不謹慎、既驕又躁的嚴重後果,也許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失去民心,損害黨的利益和國家利益,以至於損害國際共運的利益。辯證法毫不掩飾地告訴人們:工人階級政黨完全可以從不成熟逐步發展到成熟,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一旦滑進了不謙虛謹慎、既驕又躁的泥坑時,這個党就必然從成熟再度跌回到不成熟,甚至遭到慘敗,同樣也是毫無疑問的。
  對於中國來說,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一些人口頭上並非閹割或反對馬列主義,而是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上陷入了不能自圓其說的旋渦之中。陷入了為了完善某個人獨立的東西,把本不屬自己創造的理論,也要翻新地塞入獨立的東西之中。這種做法使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工作從而也陷入了沒法讓人入耳入腦的尷尬之中。
  比如鄧小平理論,應該說其代表內容主要有二,一是他提出的建設經濟特區的理論,這在社會主義國家屬新東西,儘管經濟特區這個東西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早已有之。至如建立市場經濟的說法,在中國屬首次,但在社會主義建設史上,中國則不是首創者,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前南共聯盟所選擇的工人自治道路,才是社會主義建設史上首創建立市場經濟的典範。二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理論,也屬創新之列(儘管它還要經過長久的實踐去考驗它)。
  將近20年來一些人所撰寫的成千上萬篇的文章以及高校成書作為教材銷售數百萬冊的《鄧小平理論》卻把本屬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也囊括了進去。
  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被認定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問題。但鄧小平本人在講這個問題時就嚴正指出:“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東西。”(《鄧選》第二卷165頁)明明是因為當時黨內外有人借總結文化大革命之機妄圖全盤否定毛主席、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才不得不把毛主席1957年在《正處》中所申明的識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中的四條重要內容搬了出來,所以他才講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只是因為現在沒有一一貫之!出了毛病,才來重申罷了。如果說這四項原則在毛主席、周總理體制時期壓根兒就沒人敢想、敢發現和堅持,在中國又會有幾個人相信這種鬼話呢?至如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我國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永遠不稱霸的和平外交戰略和政策等等,那更是不待說的了,因為那是集毛主席、周總理等一代偉人在世時的偉大智慧而創造出來並在毛主席、周恩來體制時期長期成功實踐的光輝理論和政策,卻也要把它塞到鄧小平理論中,就顯得讓讀者、聽眾和比較熟悉歷史的人感到尷尬、無奈,以至於反感和厭惡了……。所以我周圍從事宣傳工作的同志,從事組織工作的同志,從事理論教學的同志,都曾經常給我訴說他們在講鄧小平理論過程中的難言之忍。
  再如“一國兩制”,那些編書者們非要把它說成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為解決臺灣問題而提出的,並稱“是史無前例的創造”,這些說法全然不顧歷史、不顧毛主席和周總理在新中國誕生前後關於祖國如何統一的那些理論和實踐的事實而隨意作出的結論。認真學習和研究毛主席、周總理在建國前後直至逝世前關於處理西藏、臺灣、香港的歷史及方針政策就可以找到“一國兩制”方針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以下扼要說明三件事情:
  A、香港回歸的政策:別忘了1949年初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執行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十幾天之後,毛主席在西柏坡向史達林秘密特派代表米高揚闡述未來新中國內外政策時,明確了中共對香港問題的態度。他指出:“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須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於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的決定。”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所以在新中國誕生17天後,儘管廣州的解放早已把英國佔領下的香港洞開,但揮師南下的第四野戰軍鄧華所部之15兵團在到達這塊殖民地的北部邊界,中央軍委卻令其勒馬深圳河,並無繼續南進一舉解放香港之意。這個舉動,使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香港的英國人納悶了,全世界似乎都在注意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難以見到的現象。1951年春,周總理對當時駐香港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作指示時指出:“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視窗。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和橋頭堡。”“這個地方大有可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1957年4月28日周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中明確宣佈:“香港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對香港的政策同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擔心前途。”
  須知,周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的這番政策性導向的講話時間,恰恰是占中國領土總面積達12.8%的西藏地區以特殊身份進入祖國大家庭之後的第6年,這個地區在當時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中是唯一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範圍記憶體在剝削階級制度的地區,而且是人類社會進程所出現的剝削階級制度中最為黑暗和野蠻的制度,即封建農奴制度。1951年5月23日頒發的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簡稱為《十七條協議》,是以保留西藏現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方式融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假若1959年3月達賴不搞反革命叛國活動的話,誰也難以推想今天的西藏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歷史就這樣準確無誤地告訴人們:毛澤東、周恩來體制時期,人們的確沒有講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或“一國兩制”這些詞語,這是真的;但為了國家的統一,在一個地域遼闊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允許存在了一個完好的封建農奴制度,而它又比臺灣和港澳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大西藏,這也是真的。人們不禁要問:“一國兩制”的方針和成功實踐究竟誕生在什麼時間?周總理關於“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存在和發展”、“港澳同胞不要擔心前途”,都表明了毛主席、周總理對港澳地區的政策態度。顯而易見,兩位允許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可以在122萬平方公里的大西藏存在的領袖,為了國家的統一又怎麼會不允許比這個制度文明多少倍的資本主義在特殊的彈丸之地港澳繼續存在呢?
  1972年10月,周總理在會見英國客人路易士·海倫時指出:“香港的未來一定要確定。租約屆滿時,中英雙方必須進行談判。現在兩國存在著正常的外交關係,英國自然應當在適當的時候參加談判。從中國拿走的領土必須歸還,……中國的政府是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1974年5月毛主席、周總理會見在北京訪問的英國保守黨領袖希思時,明確表明了1997年前的二十三年期間,香港作為英國管理下的亞洲貿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二十三年後的1997年應該有一個平穩的交接。1974年周總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重申對香港採取特殊的政策,並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後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
  在香港回歸前和回歸後這三十年期間,沒有哪種媒體願意宣傳這個情況,願意真實講清香港回歸的來龍去脈。而人們所看到的、聽到的則大都是講1983年以後如何如何,香港回歸似乎就是“天上掉下個林妹妹”那樣簡單!難道歷史真的會被一些高幹、媒體、學者遮蓋得永遠那麼無奈嗎?年近七旬的我,這些年來也時不時地質問自己、懷疑自己……但我還是堅信:無論怎樣玩弄詞藻,掩蓋歷史終究是徒勞的!
  B、臺灣今後的回歸:別忘了毛主席、周總理的“一綱四目”
  臺灣問題是不同於港澳的問題,是國民黨失敗逃至那婼L踞造成的。只因朝鮮戰爭的突發,而我們當時無力同時應付南北兩個戰場而錯過了解放臺灣的機遇。之後,黨和政府就致力於和平解放臺灣,這期間,毛主席和周總理如同一個人一樣,把解決西藏問題的經驗在解決臺灣問題上達到了極致的發揮。從1955年5月至1963年初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以“一綱四目”的形式浮出水面,而這個方針政策就是由毛主席、周總理親手制定的,直到臨終前他們一直堅信:“只要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毛主席語錄),“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解放臺灣,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只要播好種,把路開對就行”(周總理語)。
  1955年5月13日周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作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和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都強調了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他們寄希望於臺灣方面的人士能站在愛國的立場上,放棄以往成見促成國家統一,歷史的呼喊得到了廣大愛國人士的擁護,許多著名人士主動提出願在國共兩黨間斡旋,推進和平統一。毛主席在會見這些朋友時提出了更為具體和可操作性方針政策。內容是:臺灣必須回到祖國懷抱以實現祖國統一;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歸;臺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雙方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佈;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就秘密來;臺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願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陳誠願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臺灣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
  1960年5月22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對臺灣問題的總方針: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堙A也不能落在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要等待,臺灣的解放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為貫徹這個總方針,中央還提出了四點當時相當驚人的意見以促進時機逐步成熟:(1)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2)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以上兩條顯示出中央允許臺灣的軍隊繼續存在)(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並征得蔣同意後進行;(4)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四十九年後的今天,當人們掀到這張歷史畫面時,又一個不同於西藏的“一國兩制”的藍圖難道不是明明白白地擺在世界面前了嗎?有誰還能再說“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為解決臺灣問題而提出的方針呢?
  三年以後,毛主席把解決臺灣問題的這個構想,通過周總理出面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加以轉達並又進一步作了些說明。周總理在請張、傅二人寫信時,還親自把毛主席的構想簡明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與陳誠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即(1)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與陳誠全權處理;(2)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4)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並在信中表示,這些意見是中國政府的,今後,即便我們個人的政府職務變更,但上述的政府對台政策卻是永不改變的。
  “一綱四目”的方針和政策,把解決臺灣問題的對策細化到了如此縝密的地步。後來者即使再笨的人,只要照此辦理也會萬無一失。50多年過去了,再回首:人民深情地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周總理的名字裝進了自己的心中!
  C、毛主席、周總理為什麼不用“一國兩制”這個詞?
  二十五年前的一天,筆者為一個領導幹部培訓班授課,而且其內容正在講毛主席、周總理在構架“一國兩制”理論方面的傑出貢獻。四十分鐘後,當我在黑板上板書完畢再回首時,發現講桌上有一張學員讓老師回答的條子:“請老師告訴我們,毛主席、周總理在解決臺灣的問題時,把‘一國兩制’構想得那麼完美,卻為什麼不用‘一國兩制’這個詞?”看到這張提問問題的條子,我沒時間去思考提問題的學員是帶著什麼意識提這個問題的,儘管在這之前也未曾探討或討論這個問題,但想著“師者,解惑”的正常責任,我還是按自己的想法對學員講了我的理解,意想不到的是,話音剛落,便迎來了學員們的熱烈鼓掌。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之所以在文中列了這個題目,是因為二十五年間確實有不少方面的人員在不同場合讓我回答這個問題,特別是一次在某高校作學術報告時,從台下傳到講桌上的四十七張條子中,竟有20多張提到了這個問題,讓我非常激動,而我都是以二十五年前的那次回答滿足了他們,並得到了熱烈掌聲的回報。今天,則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如下,也是我對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西藏、港澳、臺灣四地回歸祖國這個大問題上所展現出來的“一國多制”寬懷思想的一點體會:
  新中國誕生後,毛主席和周總理不以刻板的形式對待馬克思主義,在實現祖國必須統一的大原則下,1951年5月形成了保留西藏現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方針,完成了中國境內大的社會主義制度與小的封建農奴制度共存的歷史任務,這就是“一國兩制”在中國也是在全世界的首次成功出現,難道有誰會懷疑這個壯舉嗎?然而,毛主席、周總理面對政治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大中國,面對臺灣、港澳三地的特殊狀況,他們既要保證港澳長期發展的國際地位,又要等待當時蔣家父子翻然悔悟回到祖國懷抱的歷史希望,而且臺灣與港澳的政治、經濟制度又有著極大的差別,因而必須採取的具體政策也是有極大區別。顯然,歷史留給毛主席、周總理去完成的祖國統一大業,必須是“一國多制”的統一,即社會主義與西藏封建農奴制的共存、社會主義與臺灣三民主義的共存、社會主義與港澳資本主義的共存,如何完成這樣一個“一國多制”的偉大歷史任務,成為毛主席和周總理畢生的宏願。在這樣一個“一國多制”的偉大現實面前,怎麼能設想毛主席、周總理會去用“一國兩制”這樣一個詞去表述呢?請不要忘記,他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他們也是偉大的語言學家!
  至如在宣傳“三個代表”理論時也硬要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這更是難以讓人啟齒論證的事了。說實話,“三個代表”沒有一個代表是錯誤的,這是共知。但是說只有到了21世紀初才發現了它,這就是缺乏理智的提法了。從巴黎公社失敗後,馬恩就覺察到各國工人階級必須建立代表這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黨,因而在他們的領導下加快了許多國家的建黨步伐,之後列寧又繼承了這個事業。同樣中國共產黨從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歸屬了這個性質。黨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問題,早在1940年毛主席撰寫的《新民主主義主義論》中就已闡明,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綱領,當然它也是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心骨,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問題,它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毛主席、周恩來體制漫長的社會主義年代堙A一直成為黨的唯一宗旨,這也是毫無疑問的。現實的問題則是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黨內許多高、中、初級幹部特別是有相當一部分主要領導幹部,在三十年內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軌道,拋棄了毛主席的“兩個務必”,拋棄了黨的先進性,站到了社會主義的反面去,因此為了教育他們,也為了教育全黨,就必須重申和重提“三個代表”,這也是毫無疑問的,但硬要把它宣傳成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獨立新階段,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實勝於雄辯,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創新和構造,需要的是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做到也並不難,但對那些驕躁極盛和沽名釣譽的人來說,做到也是真難。三十年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確出現了不大也不小的一支驕躁極盛和沽名釣譽的隊伍,耐人尋味的是他們都有廣泛的話語權和出鏡權,而當人們研究當今中國社會諸多負面問題時,又都能找到他們驕躁之舉在其中推波助瀾的陰影,他們如同中國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樣,在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從某個方面說,整治這些人之日也許就是中國和諧社會建成之時吧。
  (3)鄧力群的這些話,同樣能比地球的重量還要重
  2008年春節期間一位朋友把他在某重點大學讀研究生兒子的畢業論文送到我家,讓我“審閱”提些意見。因沒法推辭,只得從之。其文章是闡述1956年至1976年期間黨的工作在曲折中前進的歷史,但其中一句話的表述令我認真注目:“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這是毛澤東打擊全國領導幹部的一次預演”。我電話約朋友帶他的兒子到我家面談,談話中,朋友的兒子一點也不避諱,他說自己的導師就是這樣講的,而他自己在讀1981年通過的《歷史決議》原文也是這樣認為的。待我告訴他《歷史決議》第17節中的那句話,“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是對劉少奇的批評,並非是毛澤東打擊全國領導幹部的預演時,這位研究生半信半疑地說:“真新鮮,第一次聽這麼說。”送走客人,我問自己:在高校能帶研究生的導師為什麼還沒有讀通《歷史決議》呢?
  無獨有偶,過了些天一位在某高校任副校長的朋友看我,他小我16歲,見面總是很客氣,也總會自稱是步我的後塵也在研究毛澤東思想。席間,他向我發問:“老兄,能否解釋一下1964年下半年毛主席為什麼先打擊了全國的基層幹部?”我笑而未答,倒是反問了他:“你說呢?”朋友說:“那我只好亂猜測了。”待我告訴他《歷史決議》上的那句話是對劉少奇的批評,不要把它扣在毛主席頭上的時候,面前的這位副校長困惑地搖頭說:“不可能,不可能!”我非常無奈,因為我不是權威人士,說話是當然不能算數的。但在我這個年齡段上的人,是知道劉少奇這個錯誤的。
  突然一天,我猛地想起27年前鄧力群一行十幾個人受中央委託到河北傳達十一屆六中全會精神的事情,於是我翻箱倒櫃地找到了那個報告本。現在摘錄如下,以此鄭重告訴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那些讀《歷史決議》和用《歷史決議》研究歷史的學者和讀者們。下面的話是當年參加起草《歷史決議》的成員之一,是當時中央書記處的、被中央派到河北省在河北省直機關傳達學習六中全會決議的鄧力群同志長篇報告中的摘錄,他的報告是1981年7月21日至24日,錄音整理出來達11萬字,由中共河北省省委辦公廳印發至各地的,並未列入秘密檔。該文本的第125頁在談社教運動時說:請同志們注意第17節的一句話,“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這是對劉少奇同志的批評,沒有點名就是了。
  《歷史決議》發表27年了,在這27年間凡我接觸到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常年累月地在講臺上授課的教師們,無一人知道《歷史決議》中的那句話是對劉少奇的批評。其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決議中的那一大段話是針對毛主席講的,而且也只有他的名字出現在這段話中。所以只要不在那句話另有所指的地方點出劉少奇的名字來,那麼你就是比孫悟空再精明的人也不會猜想到的。前面我所見到的那位研究生的論文,那位高校的副校長的狀態,就是中國學者層絕大多數人的正常狀態。再過些年,就更會如此了。嚴肅地講,《歷史決議》的這個缺陷,客觀地反映出了當年領導起草決議的人和起草決議的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不謙虛、不謹慎、又驕又躁的工作作風,也絕非一時疏忽之嫌疑。在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在談要不要點華國鋒同志的名字時指出:“需要點,因為合乎實際。”(《鄧小平選集》第二卷第309頁)可是偏偏在需要點劉少奇的地方卻不點了。現在尚且有一部分老人還存在,想全部隱瞞過去還有困難,所以27年前起草者之一的鄧力群同志,在《歷史決議》通過後的第25天作輔導報告時總算冒風險講了真話,我以為這句真話的份量同鄧小平那句“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的話一樣,都是比地球的重量還要重的。可惜,鄧力群的這句真話,只能算作野史,是沒有被寫進《歷史決議》的東西,也就是說是沒有放到歷史堨h的東西,多少年之後就會無影無蹤,而《歷史決議》中的那一懸筆,卻要世世代代去誤導一批又一批的學者們重複著我文中提到的那位研究生和那位高校副校長的樣態。
  領導起草《歷史決議》和起草《歷史決議》的人們之所以在這樣一個極為嚴肅的歷史檔中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不敢真正面對20世紀60年代黨內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毛主席是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人以階級已經消滅了為理由鼓吹“三無世界”、“全民党”、“全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過時”的論調時,而在我黨強調要重視階級鬥爭問題,並提出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3年5月為了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央還出了個前《十條》。之後,劉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搞了一個桃園經驗,又推出個後《十條》。鄧力群指出:本來毛澤東同志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已經相當嚴重了,而經過桃園試點經驗之後,少奇同志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更嚴重,把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以後的農村簡直看成只能夠做秘密工作、一個人一個人串連、不能夠公開活動的地方;對於農村的基層幹部,工作隊一進去,就應該把他們撇在一邊。……毛澤東同志後來講:我講了兩年誰也不聽,少奇同志一抓,就把全國推動了。但是由於對農村形勢作了不符合實際的估計,發生了對農村幹部打擊面過寬、打擊過重的問題。”由於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蹲點搞出的“桃園經驗”是個極左的東西,毛主席一開始就是反對的,所以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點名批評了當時存在的極左錯誤,批評了他們把20%農戶劃成階級敵人,他說7億人20%有多少?毛主席認為,地、富、反、壞已經臭了,抓犯錯誤的當權派,搞秘密串連,集中1.5萬人搞一個縣,實行大兵團作戰是繁瑣哲學,是不依靠群眾,都是錯誤的。毛主席在會上明確指出:黨內可能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應該說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劉少奇、王光美的理論和實踐是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的。所以當1966年毛主席發動文革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劉、鄧則以派工作組的名義在北京各高校又沿用1957年反右派的方式抓了那麼多的右派的時候,毛主席發怒了,便在1966年8月5日發表了205個字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批評在50多天堙A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大字報結尾處才又點出來“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本文只是因為鄧力群解讀發生在1964年的“社教”才與毛主席這份大字報的結尾處對應了一下,也並非真正解讀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幾十年來,為了使對毛主席“三七開”的概念立得住,鄧小平從1980年2月29日就開始帶頭表明:他自己能夠“四六開”就滿意了,同年的8月23日他又說他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見《鄧選》第二卷第277頁、353頁)。而事實上呢,無論是他健在時和去世後,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對他的“四六開”和“對半開”,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歷史決議》中該點劉少奇名字時而卻執意不點的原因了。這也正如一位資深的學者曾發出感慨一樣:說了真情,對“有些人”不利!可見,毛主席為國人留下“兩個務必”的祖訓,處處都像一面鏡子一樣在反映著每一個人的神態。它是衡量人們心靈世界靈魂的一把尺子,看似無形,實際有形。是否謙虛和謹慎、是否驕與躁是任何人也沒法靠自己嘴皮子就能表白得了的事情,只有實踐和歷史才是最公正的。
  在這堣]順便指出,三十年來在那些刻意貶損甚至肆意塗抹毛主席人的筆下,把妖魔化大躍進、妖魔化人民公社、妖魔化“文革”當成了他們的絕版,其實真正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搞極左而被毛主席多次嚴厲批評的人,恰恰也是上面提到的“有些人”!

    (三)、偏見沒法擺脫事障易解、理障難除的混沌狀態

  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辯證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理。毛主席一生的光輝實踐也可以說就是伴隨著這個重要原理在不同時期的實踐而度過的,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能與他相媲美的人,實在太少了。從他56歲 那年開始,在還沒有代表人民執掌全國政權的前夜開始,他就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要繼續革命,直到實現共產主義。”晚年更是直截了當地動員國人自下而上地開展了以清除陰暗面建立新社會為主的文化革命,但是由於黨內在此之前就已經積澱下的幾個大派別的分子們,時“左”時右的惡性干擾,這場革命的確遠未達到“毛主席、周恩來”體制的政府期望的目標。所以,1978年以後的三十年內,在得到了適宜的氣候的時候,幹部隊伍的腐敗墮落終於明目張膽地發展和蔓延起來,社會的進步受到一定的重創。人民心靈上的痛楚,已經難以言表。
  毛主席逝世後,一些人對他的“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理論進行了全面否定,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予全部否定。三十年後的今天,再回首,這種意識上的偏見再也沒了神氣了。人們親眼目睹了黨內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從上到下所出現的超級腐敗和墮落,並且長期毒害了整個社會的風氣,冤假錯案應接不暇,官商勾結、官黑勾結、礦主窯主草菅人命鬧兒戲等等。三十年來究竟有多少大小幹部倒下去了?有多少冤假錯案使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又有多少無辜的百姓被奪命而去?為什麼中國的腐敗分子會前腐後繼,其貪腐水平領先世界?為什麼中國社會出現的那些讓人心碎的黑東西總會按下葫蘆起來瓢了呢?儘管如此,人們並沒有責怪改革開放,人們是在責怪從中央到地方的那些拋棄、攻擊毛澤東時代優良傳統和作風的人,責怪那些專門念念不忘貶損毛主席以顯示自己更高明的人,責怪那些口是心非各種形態的一群群偽君子們!可是有些人就不能以今天的百姓的心態去對待文化革命中出現的那些極端現象,似乎一切極端現象都是毛主席所使然,那些人的驕躁之舉,已經大大傷透了國人的心!
  毛主席早在55年前的1月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在揭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社會根源時說:“這是反動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這就表明了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階級屬性問題。三十年來,中國各級領導幹部中出現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腐敗、墮落分子們,已經不是能用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可以包攬的壞分子了,他們已經是盜竊國庫、搜刮民財、草菅人命的反動分子,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廣大人民群眾,是根本利益對立的特殊階層,對這個階層的心慈手軟、“下不了手”,人民是永遠永遠都不會答應的!在這樣一個嚴肅的事實面前,毛主席早在41年前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三十年來湧現出來的數以千計萬計的各種腐敗、墮落、亂作為分子,有誰站出來說這些人是工人階級、勞動階級分子?又有誰敢說他們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有些人始終不能接受“走資派”這個稱號的話,那麼把它換成“走剝削階級道路的當權派”就該滿意了吧!可以簡稱“走剝派”。直至1992年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在共產黨內。顯然這個“黨內”,不是指黨內一般的工農分子和知識份子了。三十年來那些領導幹部血淋淋蛻化變質的事實證明:毛主席關於黨內走資派的論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論述,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是人民永遠贊成和擁護的理論。歷史也證明:人一輸理,不謙虛、不謹慎和既驕又躁的情緒就會把人拖到無理性的偏見漩渦之中!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啊!
  看來,事障易解、理障難除的混沌狀態,的確不能再延續三十年了!但願處於混沌狀態中的有權勢的和那些有話語權、出鏡權的幹部以及高級知識份子們,能夠從學習毛主席“兩個務必”中得到啟迪,變得謙虛點、謹慎點,並使之有所作為!人民真的在期待!

    不是結束語的話

  本文作者年近七十,雖然學(術)力淺薄、筆力不濟、體力不佳、視力甚差,但學習毛主席“兩個務必”的偉大祖訓所激起的熱血,卻鼓舞著我還是勉力動筆了。似乎不做這件事,靈魂將永遠不得安寧。只因餘言未盡,所以稱之不是結束語的話。
  毛主席從提出“兩個務必”之後,直至離世,把很大很大的心血放在了無產階級執掌全國政權後如何繼續革命的問題上,他是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最早做出這份貢獻的世界領袖人物。但是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文明正源的這個萬丈光焰,在毛主席離世後的三十年之內被有偏見的人們肆意塗抹得離奇的變形了。有些人竟然把毛主席、周總理在文革前就決定的,由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5-8卷的決定推翻,甚至連1977年已經出版的第五卷也用巧妙的辦法予以了斷。而以“文稿”、“文集”發行的版本則把大量內容刪掉。在目睹了1989、1991東歐、蘇聯世界社會主義大潰敗、在親歷了中國三十年內反社會進步而出現的那些驚人的污泥濁水氾濫成災後,人們逐漸覺悟而沉思了。一個富有正義感與歷史感的民族,最終是不會將奠定自己社會主義現代文明根基的經典理論與精神文化,排斥成異類而遭撻伐的。
  作者相信:沿著毛主席“兩個務必”偉大祖訓的腳印,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如何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學習和研究,對中國的社會進步會有特殊的意義和特殊的價值。它應該也是當今中國最具開採價值的無與倫比的民族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富礦,一個極為豐富和寶貴的文化、精神富礦!
  物基黃土而豐碩,人承祖脈而興盛,中國不會也不該是數典忘祖的國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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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甫  中共邢臺市委黨校教授、晶牛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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